葛兆光:从曲折变迁中回顾“中国”的形成过程
2020年10月24日  |  来源: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  阅读量:4016

(三)文化方面:许先生自有看法,对于轴心时代的中国思想文化,他有一个相当概括的说法,“古代的中国从宗教信仰来说,大约可以有神祇和祖灵两个信仰方式。……在神祇部份和自然崇拜的部份,逐渐发展为阴阳五行的学说,而其哲学的领域则是道家的自然思想。在后者也就是祖灵崇拜的部份,儒家将商周封建体系的血缘组织观念,和祖灵崇拜结合为一,构成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伦理观念。儒家思想的旁支,则是将儒家理念落实于管理理论的所谓法家。儒、道两大系统,在秦汉时期,逐渐综合为庞大的思想体系。”(十五章)这个互相可以弥补,但又具有笼罩性,却不是宗教而是政治的庞大文化体系,铸成了汉唐“中国共同体”政治基础,也使得这个共同体在文化上有一个基本的价值系统。当然,这个价值系统在宋代出现了新的变化,在传统内变的主流思想尤其是儒家文化,在宋代提升蜕变转型,更成为后世“华夏 / 中国”的思想基础。许先生将宋代以后形成的儒家中国文化,与欧亚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作了一个对比。他认为,欧洲在近世,经历宗教革命和民族国家兴起,普世教会从此解体;伊斯兰世界经过欧洲帝国主义冲击,各个教会只能管到自己的教徒,也失去了普世性。“倒是中国的儒家,并没有教会,也没有明显的组织,儒生是寄托在政权的体制内,朝代可以改变,可儒家权威及其造成的社会制度,却是长久存在。”(第九章)

这些大判断背后有大知识,大历史的宏观叙述底下,有很多个案微观研究的支持。不仅如此,杰出的历史著作除了给出这些大判断之外,还总会向读者提出一些进一步思索的新问题。许先生书中提出的一些议题,我以为相当重要,尽管现在未必能有最后的结论。比如,他指出秦汉以后,有的地区融入中国并成为中国的一部分,但是,“有三个地区(即越南、朝鲜和日本),也在这个时期大量地接受中国文化,也接受中国的移民,却没有成为中国的一部分”(第六章)。这是什么原因?许倬云先生推测,这是因为中国对这些地区,不是经由主干道、纵横交错、渗透各处,乃由海路进入、跳跃式的连接有关,并提出这可能是秦汉帝国(大陆为帝国中心)与罗马帝国(半岛为帝国中心)之差异。是否如此?想来还可以继续讨论,但至少这是一个有趣的思考方向。又比如,蒙元时代和满清王朝,这种非汉族政权的二元帝国结构,给“华夏 / 中国”带来的问题相当深刻和复杂,他认为,“这种两元的帝国结构,引发中国疆土究竟该如何界定的困难。辛亥革命,民国成立以后,经过满清皇帝的逊位诏书,确认将来全部的领土,转移为中华民国,这才是中国疆域延续满清帝国领土的法律根据。可是,日本人图谋侵略中国,还是屡次以满清为两元帝国的理由,曾致力在满洲和蒙古分别成立傀儡政权。”(十三章)是否真的如此?下面我还会继续讨论,“华夏 / 中国”即有关疆域、族群、认同的复杂问题,是否与这种二元帝国结构有关?现在的历史学者如何解说和评价这个二元帝国结构?这更是值得深思的大问题。

是大问题,也是大难题。

五、华夏论述的难题:疆域、族群与文化

让我们再回到历史。

“华夏 / 中国”论述中,比宋代更困难的无疑是元、明、清三代。无论是日本学者本田实信等有关纳入世界史而不算中国史的“蒙古时代史”理论,还是美国新清史学者如罗友枝等反对汉化,强调满族认同和多元帝国理论,依托的都是蒙元与满清这两个改变中国史进程的异族王朝。如何处理这两个超越汉族王朝大帝国的历史,以及如何定位重新成为汉族王朝的明朝历史,对它们所造成“华夏 / 中国”论述的复杂性究竟应当如何理解,这确实是很麻烦的事情。

尽管站在正统立场,许先生在理论上大体赞同“征服王朝”的说法,但是,作为一个同情“华夏 / 中国”的历史学者,他又不完全认同蒙元与满清是两个“外族政权”。因此,他大体上秉持的历史认知,是蒙元与满清应当算“双重体制”,这一点似乎无可厚非。特别是,我能感到许倬云先生站在当世,对这数百年历史造成后来中国衰败的痛心疾首,也能够理解许倬云先生追溯“华夏 / 中国”历史形成过程中,对于满、蒙两个异族王朝的复杂态度。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在书中,他把这段历史看成是佛家所谓“生成住坏”的“坏”阶段。这种感情与理性的冲突,对历史上天下帝国的光荣记忆和对于现实衰落国家的痛苦感受,使得这部书在“华夏 / 中国”论述中,呈现出了丰富而复杂的歧义性。

仔细阅读许倬云先生有关元、明、清六七百年那几章叙述,也许,读者都能体会到,由于对近代中国命运的深刻感受,许先生特别抨击蒙元和满清,说它们是“完全依仗暴力压制的统治形态”征服中国全部,“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深刻烙印”。他认为,最重要的是蒙元与满清两个王朝,改变了传统中国的价值观念和社会状态,“这种建立在暴力基础上的政权,并不依赖传统中国皇权的‘合法性’,并不在乎中国传统对于‘天命’的解释”(十六章)。他甚至认为,由于蒙元和满清将种族分为不同等级,因此造成“族群分类的阶级社会”,又由于君主权威性的来源从“民心”与“天命”变成“暴力”,士大夫通过言论和廷议制衡皇权的可能被暴力所扼杀,造成人民无尊严、民族有等差,社会精英消沉,“君主权力无人可以挑战,也无人可以矫正”(十三章)。尽管夹在中间的明代恢复了汉族中国,“宣告了中国历史上天下国家的结束,肯定汉人民族与华夏文化的认同”(十一章),但他认为明朝并未回复传统文化中皇权需要“民心”与“天命”的传统,因为“明代本身的皇权,继承了蒙元的暴力性格,其专制为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十六章),注入锦衣卫、东厂、西厂之类造成的暴戾之气,使得“明代固然恢复了中国人自己统治的国家,却丧失了天下国家的包容气度,也没有消除征服王朝留下的专制统治。这一遗毒,到了满清时,另一征服王朝,又将中国沦为征服地”。由于士族与文化始终“在皇权掌握之下”,而“经典的意义永远保留在原典状态,不再有因时俱进的解释和开展……伦常纲纪的意义,对于统治者而说,乃是最有利于肯定忠君思想和伦理观念”。所以,在文化闭关自守的时代,比如清代所谓的“盛世”,也只是文化活力的消沉。有时候,许先生这种批判不免带有浓重的情感色彩,所以,也会看到许先生使用这样激烈的词句:“传统的‘天下国家’,应当是国家下面就是广土众民。现在,‘天下国家’剩了一个皇上和一群奴颜婢膝的官僚而已。”(十四章)

这是有良心的历史学家的现实关怀和忧患意识。我相信,许先生无疑深感现实世界的刺激,他担心的是,在世界文明存在(Being)和变化(Becoming)之大潮中,中国如何自处?“西方的现代文明本身已经趋于老化,如何在双重迷失的情况下,致力重整原来的共同体,建构一个动态平衡的新系统,将是各地中国人都必须面临的难题。”(十六章)可是,回顾元明清这数百年“华夏 / 中国”的历史,却使得许先生感到中国既不再有汉唐时代的包容和闳放,也失去了儒家思想与知识阶层对皇权的严正批判精神,这使得中国“失去主动、积极的气魄”,因此对于近世历史不免批评颇为严厉。不过,作为历史学家的许先生当然也会观察历史的背面,当他论述“华夏 / 中国”作为多民族共同体的时候,他也客观地对蒙元和满清,加上夹在中间的明朝,作出同情的论述。毕竟,现在这个庞大的中国奠定于这六七百年,无论是疆域、族群及文化的扩大和多样,还是中国核心区域内同一性文明的整合,对于现在这个“华夏 / 中国”,元、明、清三个王朝都相当重要。

因此,在讨论蒙元时代的时候,许先生指出蒙元时代出现的“族群同化”改变了中国的人口结构,波斯人、阿拉伯人、犹太人移入中国,汉人移居东南亚进入印度洋,造成了族群混融,这些异族带来的宗教(如伊斯兰教、藏传佛教),他们使用的文字(如八思巴创造蒙文),各种天文、历法、数学、医学、建筑知识,“灌注于中国,使宋代中国原本已经相当精致的文化更为多姿多彩”(第十章)。在蒙元时代的杂糅与混融之后,明朝又一次恢复汉族王朝,与周边诸国也重回实质上的“列国争霸的国际秩序”,但是,明王朝的卫所驻屯、封建诸王、迁徙人口、扩大科举,虽然目的原本在通过改变地区性人口的结构,培养对君主忠诚的特权阶级,以保障皇权的稳固,但客观上再次凝聚了“中国本部”的文明同一性,特别是“汉族人口,不断移入西南,川、桂、黔、滇各处,开通道路,垦殖山地,也经过羁縻政策,让土司自治,然后改土归流,融入帝国版图”(十二章),也整合了这个国家内部行政管理的统一性。至于满清,则更是打破了“边墙”,先是与蒙古合作,征服漠北、漠西和准部,“青海大草原的蒙古部落,以及天山南北路的回部,也都成为满清的领土”,加上支持西藏达赖和班禅,建立王朝统治下的“神权统治体制”,收复明郑之后的台湾,对西南的改土归流,使得满清形成了更加庞大的“双重体制”的帝国。许先生指出,一部分汉土百姓“由帝国的政府统治,帝国的首都在北京”,一部分满清与蒙藏回人共同信仰喇嘛教,承德则“是帝国草原部分的首都”。正是在这六七百年间共同体的“扩张”、“收敛”再“扩张”的变化中,古代华夏渐渐成了近世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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