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脱欧、美国特朗普上台和西方国家族群国家主义的兴起，以及非西方国家的崛起，都对现存的以美国/西方为中心的国际秩序产生了挑战，所谓“历史终结”或“单极时刻”的持续性变得不再站得住脚。谈到国际秩序的未来，我们现在处于令人焦虑的新时代。

本文提出三个论点：第一，更加注重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将会持续存在，但其西方中心主义的色彩将大大减弱；第二，形塑国际秩序的力量将会更多地自下而上且带有更多的竞争性，而不像之前主要自上而下的强加；第三，由于美国为主导的全球秩序已经停滞，而且也很难重新回到曾经的势头，区域秩序变得更加关键。从这个意义上说，未来国际秩序将会变得更加区域化和碎片化。

如果以上预测是可能的发展走向，那么它的潜在影响将会是深远的。首先，在西方世界以外制定规则层面将会面临更多的竞争，但这种竞争的暴力性将远低于过去；其次，区域间的协调与合作将会变得更加重要；再次，在推动善治的国际秩序层面，西方作为一个统一集团的观念将不再充分和有效。

本文认为：基于其他研究发展起来的关于秩序的严格界定，当下国际秩序被贴上“自由主义”的标签是一种误导；将西方化当成现代化的时代即将终结，世界秩序中的规则将带有更多竞争性，这种竞争性不一定意味着政治暴力或者道德败坏；全球化的推进将会更多基于区域化、区域间谈判与协调的基础上；自下而上的力量将更多地参与到全球治理的改革中，而不像过去由自上而下的力量占据主导。最后，本文还探讨了西方的未来以及西方以外世界现代化的进程，并对一些关于后特朗普时代的思考和讨论进行了总结和归纳。

纠正：以规则为基础的非自由主义秩序

“秩序”这个术语虽然引起了很多关注，但还没有被严格的界定或测量。例如，赫德利·布尔将“秩序”界定为“维持国家社会或国际社会基本或首要目标的活动（或行为）模式”，虽然他的界定得到了国际关系学界广泛的承认，但还是存在严重的缺陷。秩序虽然约束和促进了主体的行为，但主体也能违反秩序。同时，秩序被违反并不意味着秩序不存在了，因为秩序本身并不能决定能动者的行为。更糟糕的是，如果秩序被界定为一种行为模式，我们用它来解释有秩序的行为或者没有秩序的行为时，就会发现这种定义存在循环论证的问题。

因此，本文在概念分析的基础上引入更加严谨的“秩序”界定。简要的说,在本体论层面，秩序是社会系统内部正在发生事情的可预测和规律性程度，这大致是因为社会系统内部能动者的行为、社会互动和社会结果都在某种规则之下运行。在操作层面，秩序能从四个维度来测量：范围（一种秩序的覆盖范围）、权力相对集中或分散程度（暴力或非暴力）、两个次维度的制度化水平（例如密度与深度）、秩序内部具体规则与准则的内在化程度。这个概念框架不仅能够让我们测量秩序，同时也能够比较不同时空情境下的秩序异同，如表1所示简要对历史上几个重要区域的秩序进行比较。

通过对秩序进行严格的界定，可以清楚地看到，被广受吹捧的自由国际秩序仅在开放贸易（或经济）意义上是自由的，而不包括政治意义上的自由。在这个界定下，只有“自由民主”的国家才能够接近那个国民自愿服从某种秩序的“理想”世界。因此，只有“自由民主”才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自由政治秩序。相反，即使是在现存的所谓“自由”国际秩序之下，国家并非是通过选举来自愿服从这种秩序。因此，即使地球上每个国家都是自由民主国家，也不可能存在真正的自由秩序统治国际政治，但这并不是对现有的秩序可能包含许多带有自由要素的特定规则提出异议。

对现存国际秩序所贴的标签进行纠正是重要的，主要有四方面原因。首先，“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观念是西方主要国家国际关系学者自吹自擂和缺乏批判性反思的产物。拥有权力的主导性国家是“自由民主”国家，并不能意味着他们所建立的国际秩序也是自由的。只要这个秩序是由胜利者强加的，这一秩序就不可能是自由的。其次，恰当地对当前秩序进行定义，有助于更具批判性地检验秩序。只有通过批判性反思，才有希望建立更好的国际秩序。再次，承认现有的国际秩序是不自由的。有人常常谴责对任何特定规则的修改行为，认为这些修改都会使现存国际秩序更加不自由，尤其是当这些对规则进行修改的行为来自非自由的南半球。实际上，即使支持这些规则修改的主体不都是“自由民主”国家，我们仍然应该采用审慎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态度来看待规则重塑或搭建新规则的尝试。最后，因为自由国际秩序仅仅存在于开放贸易层面，所以在“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中，只要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能够依靠和平手段在国际秩序中形成特定规则，秩序内部就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止其整合和容纳一个不自由的新兴大国。

从严格的秩序定义中还可以推断出几个附加的关键点。首先，如果不是潜在的误导，在理想类型中（权力为基础、规则为基础或准则为基础的秩序）界定秩序并没有太大益处，因为每一个秩序都是基于权力、制度和准则的混合体。如果基于权力、规则和准则的理想类型界定秩序，就会忽略了秩序作为人类社会历史产物的复杂性；其次，更严格的秩序定义指出了秩序转型的几个直接原因：秩序所涵盖范围的变化、支撑秩序的权力分配的变化、秩序中关键制度的变化。因此，权力分配的变化虽然总是关键的，但它也只是秩序转型的诱因之一。再次，将秩序的范围和秩序的领域（例如经济、安全）结合起来，就能够得到一个不同领域多层次的秩序组合，例如，全球经济秩序（例如产品、贸易和金融）、区域经济秩序、全球安全秩序和区域安全秩序。总之，过去和未来的国际秩序都将是多样的，而非单一的。

超越西化：超越权力的竞争性规则

冷战结束后的一段时间里，许多学者不仅认为全球化将会席卷世界，而且更重要的是，全球化的驱动本质上是一个西方化或者说美国化的过程。如今,即使美国的主导地位不会改变，这种短视（如果不是过于乐观的话）的愿景看上去也越来越站不住脚。

现存的国际秩序毫无疑问大部分由西方所主导，这主要体现在两个维度：一方面，西方一直是支撑当前秩序的主要权力来源，另一方面，塑造这一秩序的主要思想大多是从西方产生的。然而，西方的思想和规则统治世界而不受挑战的时间已来日无多。两个关键的发展推动了这一趋势。第一，明显的转变因素是权力的扩散。随着非西方国家的崛起,以及来自非西方国家的非政府组织和跨国公司的兴起，西方国家不再拥有像以前一样集中的权力，即使这种权力仍然是非常强大的。第二，因为思想是制定规则的关键组成部分之一，所以没有必要过度集中权力以争夺规则的制定权。规则的制定不仅取决于系统内部权力的扩散，同时也取决于更新更好的思想的产生。没有了权力，新思想很难成为维护秩序的规则。没有了好的思想，就不会有秩序的根本性变化，而只是秩序的起起落落。

塑造规则是塑造秩序的关键维度，权力和思想对于规则的制定都是不可或缺的。承认这些让我们认识到，某些规则的改变不一定会破坏秩序的稳定。秩序本质上与一些不稳定因素相互兼容，尤其是那些既定规则和规范的改变。事实上，秩序只能够通过变化来维持，所以它本身具有一些不稳定性，秩序能否平稳地应对变化和不稳定预示着其稳定性和韧性。如果一个秩序能够平稳地处理变化和不稳定，则代表着这个秩序具有一定的韧性。当然，二战后即使面临着东西方之间的激烈对抗，国际秩序依然在没有引起太多不稳定的情况下，成功实现了通讯技术的快速发展。因此，国际秩序未来的稳定和韧性主要取决于其是否能够和平地应对和适应规则与准则变化的能力。规则和准则背后不同思想之间的竞争，以及推动规则发展背后的权力斗争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