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美国的贫富差距状况，处于美国历史最高水平附近

在不同历史时期，美国贫富差距问题有不同的表现和发展趋势。从19世纪末以来，美国贫富差距问题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19世纪末到1916年左右，是美国古典自由主义阶段，也是贫富差距问题急剧恶化阶段。随着美国工业化大生产的迅速发展，美国的财富集中现象也日益显著。到1916年，仅仅是美国最富有的0.1%群体，就占有国民财富的25%。这主要是因为随着美国经济从农业向工业的转型、从小工厂向大规模制造的转型，资本和技术超越劳动力，成为财富创造过程中更加重要的因素。在强调自由竞争的古典自由主义政治秩序的鼓励之下，经济垄断与控制变得更加容易，导致了财富从社会向少数群体的快速集中。

第二阶段从1917年到1929年，是美国从古典自由主义向“新政”的过渡阶段。在这一阶段，美国的贫富差距先快速下降，最富有的0.1%群体占有的财富，在1920—1923年间下降到15%左右。但是从1924年开始，美国贫富差距再次拉大，最富有的0.1%群体占有的国民财富，到1929年恢复最高峰时期的25%。这既为美国金融危机和经济大萧条敲响了钟声，也最终开启了美国政治经济的一个新时代。

第三阶段从1930年到1978年，是美国古典自由主义退潮的“新政”阶段，也是美国贫富差距问题得到局部控制的阶段。在这一阶段，富人拥有的财富比重下降，其他群体的收入占比迅速增加。其中，最富有的0.1%群体所拥有的财富，也从国民总财富的25%下降到1978年的7%左右。这一方面是因为两次世界大战提高了实体经济和劳动力的重要性。国家需要来自中下阶层的年轻人去参军，自然要在社会经济领域给予这一阶层以支持。另一方面，20世纪20—30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也暴露了贫富差距扩大对资本主义经济本身的破坏性。冷战爆发以后，美国面临来自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的意识形态竞争，不得不增加收入再分配力度，以提高中下阶层对美国制度的满意度。

第四阶段是自1979年开始的新自由主义阶段。这一阶段以里根总统上台为标志，美国贫富差距进入再次扩大阶段。在1979年到2007年间，最富有的1%美国人占有收入增加部分的53.9%，增长了18.9倍，而其他99%的美国人的收入只增长了1%。这一问题在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更加严重了。在2009年到2013年间，最富有的1%美国人，占有了收入增长总额的85.1%，增长了17.4%，而其他99%的美国人只增长了0.7%。2013年，最富有的0.1%美国人占有国民财富的22%左右。虽没有达到美国历史最高水平，也相差不多。

总体来看，在过去近90年的时间里，美国贫富差距问题经历了一个U型转折，目前仍然处于贫富差距扩大的阶段。

关于美国贫富差距扩大的原因，学术界有多种解读，其中主要的有全球化假说、技能偏好的科技革新说、顶端优势假说、机制和规范变化说以及政治右倾化说等。但很多假说是美国与其他发达国家甚至是发展中国家所共有的，美国并非特例。美国贫富差距扩大的原因，主要是其参与国际制度的特征、国内政治制度和政治潜规则。

霸权地位是贫富差距扩大的重要外部因素，市场民主制是贫富差距扩大的主要制度性根源

霸权体系的不均衡属性导致霸权红利与霸权成本的不均衡分配，是导致美国国内贫富差距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冷战结束以后，两极格局终结，美国领导之下的全球化进程席卷世界。作为霸权国家，美国把自己的政治模式扩大到全球层面，美国的统治阶级成为全世界的统治阶级，并从世界范围内谋取利益和权力。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通过参与、领导全球化进程，把自己的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从年平均1%提高到1995年以后的2.5%。但是，这一增长并没有在美国国内产生普惠效应。

霸权虽然使美国获得了霸权红利，但霸权也是一种垄断，也会产生垄断效应。一方面，霸权实践扩大了美国精英层的影响能力和受益范围，扩大了与只能在本国和本地活动的中下阶层民众之间的财富差距。在美国霸权向全球扩张的过程中，掌握着知识和资本优势、拥有全球行为能力的美国精英层成为美国全球扩张的排头兵，也成为美国霸权地位的主要受益者。美国精英通过全球化进程，把本来局限于美国国内的经济支配体系，全面扩大到世界范围，获得更高的收益比。从上世纪80年代末到现在，美国大学本科以上精英的工作岗位增加了1倍以上，收入水平也大幅上升。与此同时，美国的中下阶层没有从全球化进程中获益的能力，反而要面对来自其他国家相应阶层民众的竞争。美国中下阶层的工作岗位和相对工资水平，不增反降。另一方面，霸权需求也改变了美国国内经济结构，使经济资源日益向直接服务于霸权目标的金融、军工和信息产业等低就业、高收益的领域转移，霸权的直接和间接成本更多是由美国工薪阶层和底层民众承担。因此，在发达国家群体中，美国的国际地位是最高的，但是贫富差距也是最大的。

美国实施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是导致美国收入差距比其他发达国家高的原因。通过研究税收数据，戴维·贾可布（David Jacobs）和约纳森·迪拉姆（Jonathan Dirlam）等人认为：“国家层面的政策因素，是美国收入不平等状况恶化的主要因素。”同样被称为西方政治制度，美国与其他国家有很大的区别。美国更重自由竞争，重自由高于平等，所以是市场民主制。欧洲则更加重视公平，所以被称为社会民主制。对小政府、大社会的过度强调，使得美国政府纠正市场分配失灵的能力要比欧洲国家小得多。

美国把政治也视为一种市场竞争，使得富人有了比穷人更多的政治机会。这也使得美国民主选举的结果，与所应该出现的结果之间有了本质性差异。一般来说，民主选举应该是多数人说了算。但是，对政府不满的穷人不仅不积极投票以改变现状，反而选择待在家里，投票率比富人要低得多。候选人出于筹集资金的需要，也更多地关注有产者的利益。由于美国的选举制度设计，在最终进行选举时，那些左派的候选人早就出局，剩下的基本都是不主张财产再分配的右翼。因此，长期以来，尽管政治制度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问题只是一个有争议的学术问题，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收入不平等与政治参与能力之间，存在清晰的联系。

美国的政治周期因素、金融资产主导的经济体制对贫富差距的变化影响很大

美国政治存在着一种周期转移的现象，目前仍然处于从左向右转移的大周期之中。上世纪30年代罗斯福新政以后，美国政治向左转，美国政府大都把对高收入群体实行高税率当作调节收入分配的有力手段。其结果就是美国贫富差距不断收缩。上世纪80年代里根总统上台之后，美国政治向右转，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盛行。美国通过税收政策和劳工政策等方面的自由化改革，推行一系列有利于富人的政策。美国最富有阶层享受到工资、股票期权、利息和资本所得等方面的更大幅度减税，低收入阶层和中产阶层的联邦税率总体呈上升趋势。美国最富有5%人口的联邦税率明显下降，其中最有钱的0.01%人口的联邦税率，1990年时比1960年下降了一半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