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更替本身导致的政策变化，也会导致收入差距的变化。目前，特朗普总统的税改计划已经通过，多数经济学家认为这是新一轮的“劫贫济富”，会进一步扩大收入差距。美国税务政策中心的数据显示，特朗普的最新税改计划将使得收入分配处于中间的1/5民众税后收入增加1010美元或1.8%；但10%的美国富裕阶层将享受近110万美元的平均税收减免或超过税后收入14%的税收减免。

金融本来应该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但是在美国，金融资本过于强大，成为一个自服务体系，不仅不服务于实体经济的需求，还经常剥夺实体经济所产生的财富。据统计，截止到2018年初，美国金融资产（只包括债券和股票）为世界总量的40%，远远高于其GDP占比。这在客观上扩大了有能力参与金融活动的上层精英与依赖实体经济的中下阶层之间的贫富差距。金融资本日益增长的优势地位主要来源于金融资本的高收益率。据研究，在1870—2015年间，“资本收益率是国民经济增长率的两倍左右”。这在客观上使金融资本的规模越来越大，对实体经济的统治能力也越来越强，也使股票等金融资产的持有者拥有更多的财富。

金融危机都无法真正削弱金融资本对国民经济的统治力。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首先是在金融产业内部爆发的，本来应该削弱金融资本在美国的优势地位。但危机发生以后，美国中低收入群体的家庭财富因房价下跌而大幅缩水，很多甚至因失去房产而失去了再度分享资产价值增长的红利；少数富人、尤其是拥有大量金融资产的人则大多受益于政府的救市计划，继续享受金融资产带来的收益。据美联储数据显示，到2018年初，美国家庭资产116.3万亿美元，负债15.6万亿美元，净资产创历史新高。但问题是，美国的财富不平等程度，也回到上世纪经济大萧条时期的水平：早在2013年时，美国人口中的前0.1 %拥有的资产与后90%一样多。这表明美国经济金融化，不仅打击了其实体经济，也损害了其依赖工资生活的中产阶级。

政治与社会潜规则和教育机会不平等也是美国贫穷差距扩大的重要根源

美国的政治与社会潜规则也是导致贫富差距扩大的重要根源之一。尤其是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等政治文化问题，是导致美国贫富差距扩大的重要根源。《纽约时报》发现，白人家庭与黑人家庭的平均财富是20：1。经济政策研究所（The 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发现，有四分之一的黑人家庭是零资产或负资产，白人家庭中只有十分之一。美国政策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发现，在1983—2013年间，黑人家庭财富的中位数从6800美元下降到1700美元，下降75%；拉丁裔从4000美元下降到2000美元，下降50%；而白人家庭则从102000美元上升到116800美元，增加14%。不同族群劳动积极性和方式的差异，并不能完全解释族群间财富差距扩大的原因。事实上，美国政治经济中的一些规则甚至是潜规则，在缓慢而有效地剥夺有色人种增长财富的可能性。例如，上世纪30年代罗斯福新政（New Deal）时，美国联邦住房局建立了住房贷款项目，以帮助更多的美国人拥有自己的住房。这本来是好事，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这一项目把“邻居”作为一个重要的评审指标：如果邻居是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种，评分就会非常低甚至是负分，有色人种就很难获得联邦政府提供的贷款。这一评审标准一方面使大部分联邦优惠贷款被给予了白人家庭，在1934—1962年间占98%；另一方面还导致美国社会的碎片化和分化，很多家庭选择离开自己的有色人种邻居。这在事实上限制了有色族群通过财产投资来分享美国经济发展成果的权利。

教育机会不平等是导致美国贫富差距代际传递的主要原因。美国虽然基本实现了免费教育全覆盖，但是在公立教育与私立教育、富裕地区教育与贫困地区教育的水平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富裕阶层可以通过私立教育体系来获得更多的教育和发展机会。而在常规教育以外的领域，富裕群体的机会更多。据统计，美国穷人的孩子参加夏令营的比例是7%，而中产阶级和富人的比例则是40%。教育产业的市场化以财富为界线区分了教育机会不平等，最终强化了美国社会的阶级化特征。并且，美国的教育不平衡问题还在加剧。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称：“接触好的教育，越来越依赖父母的收入、教育和财富”。据统计，1970年，富人中的40%和穷人中的6%在24岁时获得一个学位。这一数据在2013年时分别为77%和9%。

美国贫富差距不断扩大，有着其浓厚的政治、社会、文化和经济根源。并且，美国政治制度与贫富差距问题相互影响、相互促进。随着美国人在经济收入的差距日益扩大，不同群体的政治立场之间的差异也越来越大，蓝者（民主党人）越蓝，红者（共和党人）越红。这种政治极化效应，导致美国政治达成共识的难度上升。

（作者为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复旦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战略与国际安全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