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背后有两个关键因素在发挥作用。其一，过去国际秩序的转型主要是战胜国强加的过程（例如1648年、1919年、1945年和1991年）。大国之间发生大战的可能性降低，明确的赢家和输家变得越来越难以出现。因此，很难有一方能够掌握足够大的权力和道德影响力对战败一方或其他国家强加世界秩序。第二，西方世界权力的扩散使得一个国家强加秩序的能力不复存在。至少自1648年以来，只有国家才掌握有集中的权力。相比之下，在今天这个“扁平”的世界里，尽管国家仍然是关键参与者，但国家以外的主体在制定规则层面也获得了越来越大的权力。因此，所有的发展趋势都指向了多元主体对规则制定权的竞争。

另外，区域化的趋势也意味着全球治理将会受到区域主义项目的制约。围绕区域化、特定议题或特定领域制定的规则将会成为常态。气候变化是一个受到广泛关注的重要特定议题，因为它正在被区域和次国家行为体所推动。科学家联盟和草根运动在推动环境保护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重要议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尽管南半球国家的参与严重不足，但次国家的参与者在制定未来的环境保护规则方面发挥了更积极的作用。而各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协调大多陷入停滞。这只是其中一个例子。在不同的领域和维度中存在许多区域性的秩序，这意味着更多的是自下而上的力量推动规则制定，而不是自上而下。

同样，非政府行为者在质量管理、透明会计和企业责任等领域取得了关键进展。虽然ISO证书制度和企业环境保护责任等许多重大变革主要来自企业界,但它们在更广泛地塑造全球治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果没有质量管理和企业责任,食品安全和环境保护等问题就不太可能得到应有的重视。全球治理不再是国家的专属领域。非企业非政府行为体也在积极采取行动。艺术藏品归还就是很好的例子。虽然一个受害国会要求他国归还其被盗或被抢的艺术珍品，他国也会同意归还，但实际的操作过程主要还是由博物馆、艺术家及其协会来推动。

最后，我们不应该忘记技术突破所产生的影响。资本主义制度将继续不懈地追求科技进步与利润，从而为支撑国际治理的规则带来深刻的改变,尤其是在那些通信、物流、电子商务和旅游等领域。

所有这些发展都指向了自下而上形塑国际秩序的力量,这些力量涵盖了多元化的主体和倡议。例如，全球的城市可以与草根运动一同合作，在其他领域向各自的国家政府进行施压，就像当国家主导的倡议（如《巴黎协定》）停滞不前时，草根运动可以在环境保护方面发挥作用一样。但是问题仍然存在，即我们是否能够有效应对让多个主体在重叠的领域竞争规则制定权所带来的挑战？然而，这似乎是我们当下和未来将会面临的重大挑战。

超越西方：未来的现代性

英国“脱欧”和美国特朗普上台之前，西方世界内部的裂痕就已经很明显了，这从如何处理全球气候变暖、非西方国家崛起以及伊拉克、利比亚和叙利亚政权更迭问题上就可以看出来，但本文并非在预言西方的衰落。没有西方的全球治理依然是难以想象且不可取的。在许多问题的解决上，西方和非西方都应该在西方以外寻找合作伙伴。有些问题的解决需要非西方国家的合作，而有些问题则需要西方与非西方国家之间的协调。因此，西方国家需要减少自我中心主义，在国家边界之外寻求更好的国际秩序。更重要的是，如果西方国家将自身当成现代化进程中永恒的例外,而不是寻求更加包容的现代化推进项目，这样反而会阻碍现代化进程。 

西方国家（如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法国等）内部族群中心主义的崛起，对于未来的国际秩序到底意味着什么？从政治上说，它意味着更多的“美国优先”“英国优先”“德国优先”等等。如果是这样,它将会加剧西方内部的分裂。从经济上说，这将类似于我们近年来看到的情况，即保护主义抬头、贸易开放减少。这两种趋势都将对当前秩序的运作构成挑战。

对于西方的未来而言，有两个重要层面必须予以考虑。首先，即使面临着非西方国家的崛起，但西方国家依然是现存国际秩序的重要参与者。因此，对国际秩序的未来而言，最重要的问题是，特朗普的一系列举措会对国际秩序造成何种伤害？特朗普的执政期终将结束，但特朗普主义（暂且用该标签来指代特朗普的政策和理念）可能在未来仍将是美国国内政治的潜流。

这对国际秩序而言意味着什么？

首先，特朗普的举措与特朗普主义对于美国在世界中的角色与权力，包括美国领导力的合法性是否会产生一些持续性的影响，甚至是持续性的危害？美国维持权力的韧性是否会让特朗普的举措和特朗普主义只是昙花一现，而不会产生持久影响？此外，即使美国回到特朗普之前的国际秩序，世界是否会发生巨大变化，以至于美国需要在新的世界秩序中寻找新的角色来发挥领导作用？

其次，也是第二个关于西方的重要问题，即在不久的将来，所谓西方的一致性或同质性观念是否会基本上存续下去？这种观念是否还应该在西方内部和外部持有特殊的影响？在西方内部，统一西方的观念无疑向外界展示了一种安全感、团结感甚至是优越感。但这些观念也会使得西方难以与非西方之间达成合作。如果这是真的，那么是否意味着西方会变得不那么西方中心主义？或者因为非西方国家的分裂，西方的概念仍然会成为未来世界秩序的关键？

二战以来，美国和欧盟（通常一起）一直是世界秩序默认的领导者。在几乎所有关键问题上，大西洋两岸都更愿意把对方作为首选合作伙伴。然而，如果以西方为中心的秩序真的希望将世界其他地区融入现有秩序，那么欧盟与其他关键国家和地区组织之间的伙伴关系将是有益的。这在特朗普入主白宫和欧盟自身经历着治理和民粹主义问题上都是如此。一方面，特朗普似乎认为美国应该用追随者来替换那些昂贵且不再是必要的合作伙伴。所以关键的问题变成欧盟是否能够与其他国家和区域组织一同合作，例如，非洲联盟和欧盟能否合作减少贫困？欧盟和亚洲能否共同努力促进贸易？同样，中欧能否建立稳定的伙伴关系以共同应对气候变化，促进非洲经济增长？

只有欧盟和其他区域组织和国家不再将美国视为唯一可能的合作伙伴，以上这些推测才有可能成为现实。对于许多国家而言，至少在特朗普下台之前,它们还需要花很长时间重新考虑是否以美国为中心仍属可靠的这一重大问题，例如，欧盟和中国是否能够形成稳定的伙伴关系取决于双方是否真的能够正视对方，在不以美国为中心的情况下达成潜在的合作？同样，既然特朗普提出“美国优先”政策，欧盟和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之间是否能够为全球治理的规则提出更好的思路，填补政治权力的真空？这对于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来说都是重要的问题。我们不仅需要西方和非西方内部的合作伙伴关系，同时也需要西方和非西方之间的合作。这种对美国中心主义的排斥，不管是不是暂时的，在未来几年里对于形塑未来国际秩序的治理规则都是非常关键的因素。

国际秩序的未来

西方世界一直认为国际秩序总体上是良好的，以至于忽视了秩序之下存在的大量不公正现象。这也是对国际社会许多不公正问题视而不见的主要原因,并成为了国际反自由主义的强大集结点。西方世界的不公正很大程度上与不平等息息相关，然而，世界其他地方所经历的不公正涵盖从殖民主义及其后果（像国际依附），到政权转型所带来的内战、饥荒、难民危机和人口流离失所等诸多现象。如果不正视当下对于自由主义的抨击，我们很难理解目前由奉行“自由主义”的西方所支撑着的国际秩序所面临的危机。当下，对国际秩序采取更加清醒、批判性的态度，揭示其中存在的不公正现象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