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美贸易摩擦：从白邦瑞“百年马拉松”到特朗普“美国利益优先”

2015年，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在其出版的著作《百年马拉松：中国取代美国成为全球超级大国的秘密战略》中大肆渲染“中国威胁论”，认为中国正按照100年秘密的“马拉松”计划稳步推进，意在2049年取代美国超级大国的地位。此书一出，在西方世界乃至中国引起了强烈反响。按照白邦瑞的“标新立异”说法，中国正通过“韬光养晦”策略，欲意取得西方技术发展强大的中国经济，最终取代美国成为世界超级大国。2016年11月9日，特朗普当选美国第45任总统，并于当年12月11日在胜选后首次接受福克斯新闻网专访时，就对中国的贸易和货币政策等提出了严厉批评。虽然二者在主要观点和形式上有很大的差异，但是都有同样的目标：美国需要保持世界超级大国地位或美国优先地位。

（一）中国经济巨大成就来自改革开放战略而非白邦瑞认为的“韬光养晦”策略

第一，中国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根本动因是实施了改革开放战略，而非白邦瑞认为的让美国“上当”的“韬光养晦”策略。1978年12月18～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1979年，中美正式恢复外交关系。1980年后，邓小平同志启动了改革开放战略，中国重新融入到世界生产分工和制造业体系中。中国对外开放的重心是对以美国、欧洲、日本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的开放，核心是引进其先进技术设备、管理经验和体制模式来发展中国经济。中国对内改革即市场化改革，本质上是借鉴、引进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这一开放与改革战略实践是中国40年来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根本动因，而非白邦瑞所说的是让美国“上当”的“韬光养晦”策略。

第二，白邦瑞所说的让美国“上当”的“韬光养晦”策略事实上是中国经济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的自然呈现，而非人为实施的策略。据IMF统计测算，邓小平时代的中国GDP占世界GDP的比重尚不到2%，直到“入世”前的2000年，中国GDP才占世界GDP的3.59%，而2000年美国GDP占世界GDP的30.41%，中国当时的经济份量决定只能“韬光养晦”，这是中国经济在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的自然呈现。而2016年即特朗普就任的前一年，中国GDP已上升至世界GDP的14.9%，美国GDP已下降至世界GDP的24.71%。这个时候，中国经济体量已位居世界第二位，中国的经济份量决定了中国已成为世界经济舞台的亮点和中心之一，再谈“韬光养晦”已没有意义。而且，2017年后，特朗普政府基于“美国利益优先”战略对中国的贸易摩擦和技术遏制正在不断地强化。据此，中国现在的经济份量决定了只有站在世界经济舞台前台，无法再谈“韬光养晦”策略。所谓“韬光养晦”策略更多是中国经济在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的自然呈现，而非中国人为实施的策略。中国经济增长了，就要承担责任和义务，就要面对风险和挑战。

（二）中国经济再创辉煌需要深化改革开放，不要被特朗普“美国利益优先”战略所中断

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于2017年3月31日签署了两项关于贸易的行政令，核心要求之一是评估美中贸易逆差形成的主要原因。2017年8月14日，特朗普授权美国贸易代表（USTR）罗伯特•莱特希泽(Lighthizer)针对“中国不公平贸易行为”发起调查，重点调查在技术转让领域中国是否涉嫌违反美国的知识产权法，以确保美国的知识产权和技术得到保护。2017年8月18日，莱特希泽宣布将根据美国《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款，在涉及技术转让、知识产权和创新领域正式对中国发起“301调查”。

2018年2月28日，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向国会发表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政策议程和年度贸易报告，指出特朗普总统对美国人民信守有关贸易的承诺，从有缺陷的TPP中退出，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大力实施美国贸易法。这集中彰显了“美国利益优先”的战略理念，主要包括：一是支持美国国家安全政策的贸易政策；二是通过减税来提振美国经济；三是谈判有利于所有美国人的贸易协议；四是执行和维护美国贸易法；五是利用和改变WTO某些规则，达到长期内谋求“美国利益优先”。

2018年3月22日，USTR以技术转让、知识产权争端为由，启动对中国“301调查”，开启了中美贸易摩擦。第一阶段，2018年7月6日，美方对第一批价值34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25%的进口关税。作为反制措施，中国也对同等规模的美国产品加征25%的进口关税。2018年8月23日，美方又对第二批价值16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25%的进口关税。同日，中方做出同等规模的反制。第二阶段，2018年9月24日，美方对中方价值2,000亿美元商品加征10%的进口关税，并威胁将在2019年1月1日起提升至25%。同日，中方对美方价值600亿美元商品加征10%与5%的关税。第三阶段，若中美无法对2018年12月1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进行谈判达成协议的话，则不排除双方摩擦有进一步恶化的可能。美方高额的进口关税直接损害了中国制造业嵌入全球产业价值链的利益，致使中国股票市场、人民币汇率出现了大幅下跌，这给中国金融市场稳定、金融市场开放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现实世界中，特朗普政府很可能利用强势美元升值期窗口和美国巨大的消费市场等优势，不断对华制造贸易摩擦。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又是最大的和人口最多的发展中经济体，一方面，中国经济体量增大了，就要面对风险和挑战，关键是如何应对？另一方面，在中美贸易摩擦中，需要明确自身发展中经济体的地位、贸易大国地位和人口大国地位，需要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目标是发展中国经济、维护国内市场和扩大就业。据此，中国仍需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再续经济辉煌，而不要被特朗普的“美国利益优先”战略所中断。

二、中美贸易摩擦的境况：噱头、导火索和暗流险滩

由于国际生产分工、贸易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存在以及美元作为国际货币充当国际清偿手段，使得中长期内中美这两个最大的贸易体出现贸易不平衡成为常态现象。

（一）中美贸易摩擦的噱头：美中贸易逆差

2017年3月31日，特朗普签署两项关于贸易的行政令，聚焦美国贸易逆差问题。2018年4月5日，特朗普要求USTR依据“301调查”，对1,000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使得中美贸易摩擦被人为地扩大。

实际上，造成美中贸易逆差乃至中美贸易摩擦的主要原因是：（1）中美贸易摩擦归因于美中巨大的贸易逆差，而造成美国外贸逆差的真正原因是美国自身。即使中国在原油、载人车辆、药物、天然气、含酒精饮料和车辆零部件等产品上处于贸易逆差，也无法改变美国的贸易逆差，美中双边在美国对华贸易逆差排名前24位的三分位产品贸易上呈现出贸易差额相反的贸易互补性（沈国兵，2017）。这表明国际分工生产决定美国在这些产品上将呈现出持续的贸易逆差。（2）美元作为国际货币，充当国际清偿手段，是美国持续贸易逆差的原因之一。（3）美中双边贸易不平衡表面上看是双边贸易的结果，但实际上受制于诸多决定因素。其中，美中两国经济发展水平差距、两国要素禀赋差异、贸易计价差异与运输时滞、贸易结构、储蓄因素、美国出口管制、汇率变化、贸易增加值、显性比较优势、购买美国国债以及外商在华直接投资与区域生产网络等直接影响到中美双边贸易不平衡。

据此，美中双边是难以实现贸易平衡的，只能部分地缓解美中贸易不平衡程度，全球生产网络下需要在多边框架下基于贸易增加值统计来重新审视、协调和化解贸易不平衡问题。现阶段，美方需要减少对华高技术出口管制，放宽对华出口领域；中方在有力度地扩大自美国进口时，必须考虑到农产品的保质期和先进服务业的进口匹配消化有限性问题，中方短中期内在农产品、先进服务业上大量进口受产品保质期、服务业匹配对接等刚性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