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中美曾于2018年5月19日发表了《中美联合声明》，就加强双方经贸合作达成了重要共识。但是，特朗普政府事后却抛弃了中美双方共识，并于2018年6月15日仍对中国抛出500亿美元的征税清单。2018年6月16日，中国发布了同等规模反制关税清单。据此，解决美中贸易逆差不平衡问题只是特朗普政府挑起中美贸易摩擦的噱头。

（二）中美贸易摩擦的导火索：技术转让和知识产权保护争端

2018年3月22日，USTR发布了对中国有关技术转让、知识产权和创新相关的行为、政策和做法的“301调查”结果后，美国宣布将有可能对从中国进口的6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此举是触发中美贸易摩擦的导火索。2018年4月3日，USTR确认中国一直在采取导致知识产权和技术转让、“窃取”的产业政策，宣布将于2018年7月6日开始对原产于中国的价值500亿美元进口商品加征25%的关税。2018年4月4日，中国商务部宣布将于2018年7月6日对原产于美国的价值500亿美元进口商品加征25%的关税。同时，中国就美国进行的“301调查”，向美方提出WTO磋商请求，正式启动WTO争端解决程序。

不过，美国早期对来自外国的知识产权也采取歧视性政策。在专利方面，美国是世界上实行“先发明制”的少数国家之一。这种不符合《巴黎公约》国民待遇原则的做法损害了外国专利申请人的权益，却大大增强了美国国内专利发明人的竞争力。直到2013年3月16日，美国新的《专利法》生效，才结束自1790年首次制定专利法以来所奉行的“先发明制”，而改为“发明人先申请制”。在著作权方面，1891年前，美国著作权保护仅限于美国公民，外国著作权在美国仍受到各种各样的限制。1989年美国才加入《伯尔尼公约》，这比英国晚了100多年。

实践中，保护知识产权是双向的，而非中方单方面保护美方企业的知识产权，美方也需要严格保护中国企业的知识产权。中方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合作的同时，需要合理地实施《反垄断法》。中方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领域合作、推进包括《专利法》在内的相关法律法规修订工作的同时，需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作为发展中经济体，必须要考虑到自身经济发展的阶段，基于TRIPS协定保护标准进行知识产权保护，同时也要合理使用《反垄断法》利剑，斩断跨国企业利用知识产权垄断优势在华谋取高额垄断利润的“黑爪”。

（三）中美贸易摩擦的暗流险滩：扩大金融服务业开放，增大了中国金融风险敞口

2018年10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指出，目前全球金融风险有所上升。部分新兴经济体资本流出的压力加大、贸易紧张态势升级以及快于预期的货币政策正常化，均导致金融条件急剧收紧，中期金融风险仍在上升。在美元作为国际货币、媒介货币的信用本位下，如果世界贸易市场不断动荡，同时美国货币政策收紧，恢复更好的美元信用，那么自然会加速世界资本回流美国。参照美元实际有效汇率指数，呈现出的一个规律是：美联储大致10年一个弱势美元贬值期，交替6年一个强势美元升值期。据此推断，2015～2020年这6年是强势美元升值期，特朗普政府很可能不断制造贸易摩擦甚至区域金融动荡，这将会恶化中国外贸和外商投资的环境。

同时，特朗普政府不断要求中国扩大金融服务业市场开放，施压人民币升值，这在全球贸易市场摩擦动荡的形势下，直接增大了中国扩大金融服务业市场开放的风险。2019年2月21～24日，中美第七轮经贸高级别磋商中，美方已将服务业、汇率等议题列入协议文本开展谈判。2019年2月27日，莱特希泽对国会表示，美国将把阻止中国让人民币竞争性贬值作为磋商的一部分。据此，美方在金融服务业内对中国扩大金融市场开放有较高的利益诉求。中国将扩大保险、证券和银行等金融服务业的准入开放，提高外资投资额的上限。这些是中美双方能够继续谈判下去的共识基础。习近平主席于2018年4月10日在博鳌亚洲论坛上已明确宣布，中国将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放宽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业方面的市场准入。不过，在强势美元调整窗口期内，中国应高度警惕，需要实施资本流出管控措施，特别是避免在中美贸易磋商谈判中过度承诺扩大中国金融服务业市场开放而遭受短期资本回流美国，给中国带来巨大的金融冲击风险。

在特朗普政府不断制造贸易摩擦，造成全球贸易市场动荡，同时美联储又在实施货币政策收紧的态势下，中国上海提出进一步扩大金融市场开放的时机需要谨慎。2018年5月13日，上海提出了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等6个方面先行先试的举措。2018年7月11日，上海又发布了“扩大开放100条”，其中针对金融开放的政策要点有6项任务、32条举措。据此，中国上海提出的进一步扩大金融市场开放的举措可能会增大中国的金融风险敞口。2018年10月，IMF《全球金融稳定报告》提出，通过金融监管改革，完善并充分利用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工具，以提高金融体系的韧性，这对防范金融风险至关重要。因此，中国在扩大金融服务业市场开放的同时，必须谨防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和美联储货币政策收紧、虹吸资本回流美国带来的负面冲击，必须在扩大金融开放中管控好中国的金融风险敞口。

三、中美贸易摩擦的新动向：从摩擦磋商到协议文本讨论

在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的同时，尽管没有调停的第三方，但是中美双方仍旧排除障碍，经历了7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和2轮中美贸易副部级洽谈，落实中美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不过，我们需要清醒地认识到中美达成的一些共识是脆弱的，双方仍需要保持高层沟通，积极解决各自关注的经贸问题。

（一）前4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谈而不和，充满不确定性

第一，中美第一轮经贸高级别磋商中双方进行了坦诚、建设性的讨论。2018年2月27日至3月3日，刘鹤副总理出访美国，与美国财长姆努钦、白宫主任科恩、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就中美经贸问题举行了会谈。刘鹤指出，中国将进一步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中美双方认为应采取合作而非对抗方式来处理两国经贸摩擦。

第二，中美第二轮经贸高级别磋商因美方要价过高而破裂。2018年5月3～4日，刘鹤副总理与来访的美国财长姆努钦进行第二轮中美贸易磋商谈判。因美方向中方开出了一系列不可能实施的过高要价，致使第二轮经贸磋商成果十分有限，双方仅发表了一个会谈公报，声称在有些领域达成了一些共识。

第三，中美第三轮经贸高级别磋商虽发表了联合声明，但被特朗普毁约。2018年5月17～19日，刘鹤副总理出访华盛顿，与美国财长姆努钦、商务部长罗斯进行中美第三轮贸易磋商。2018年5月19日，中美发布了《中美就经贸磋商发表联合声明》，但离美方提出的要求仍有很大的距离。结果，这次联合声明最终被特朗普单方面毁约。

第四，第四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因美方谈而不和，使得中美经贸谈判充满不确定性。2018年6月2～3日，刘鹤副总理与来访的美国商务部长罗斯进行第四轮中美贸易磋商。双方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自然没有发表联合声明，形成了谈而不和的局面，致使不确定性增加。上述中美4轮高级别贸易磋商表明，美方削减双边贸易逆差只是表象，遏制中国是其真实意图。

（二）两轮中美贸易副部级磋商：为更高级别对话铺路

第一，中美第一轮副部级贸易磋商没有达成任何协议，应为更高级别对话铺路。2018年8月22～23日，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出访华盛顿，与美国副财长马尔帕斯进行中美贸易会谈，就中美经贸问题进行了磋商。会后美方以白宫副新闻秘书名义发表了一个简单声明，称双方就公平、平衡和对等的中美经贸关系交换了意见。

第二，中美第二轮副部级贸易谈判各自发表简短声明，都主张落实两国元首共识。2019年1月7～9日，美国贸易副代表格瑞斯来华进行副部级贸易会谈，会后双方各自发表了简短声明。中国商务部认为，双方在贸易问题和结构性问题上的磋商是有进展的。USTR认为，此次会谈讨论了如何实现两国贸易关系的公平、互惠和平衡；转达了特朗普总统的诉求，即解决美中持久的贸易逆差、结构性问题，以改善两国贸易。双方声明都强调落实2018年12月1日中美两国元首达成的90天贸易谈判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