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会议的主题是“比较政治”，前面还有一个修饰词“重新思考”。比较政治是一门从各国政治制度和政治发展道路中研究人类政治发展共性和规律的学问。我记得20世纪80年末90年代初读书时，市面上除了翻译过来的一些比较政治与中外政治制度书以外，还有很多比较经济体制的书，关于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比较的。在座年纪大点的应该都有这个印象，这些书有英美出版的，也有苏联东欧国家出版的。这些书主要是对主要国家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进行比较。当时世界上并不是只有一种制度、一条道路，在英美学术世界，至少还是谦虚地认为比较政治经济是要有比较的，也就是对主要国家政治经济制度和发展道路进行对照，试图找出政治发展共性的、规律性的内容。但是我们知道，随着90年代世界政治的巨变，在英美比较政治学术界出现一个趋势，也就是没有比较政治，或者政治没有比较的必要了，他们认为既然西方政治模式可以作为所有国家政治发展唯一标准，其他国家政治制度和政治发展只要参照西方政治模式就可以了。这种认识左右了后来英美的比较政治研究，比较政治研究的主题退化到如何将英美特殊的概念和理论，通过在其他国家的本土应用和检验，进行一般化和普世化，用我们熟悉的话反过来来说，就是他们将英美政治发展的普遍“真理”，同其他国家具体事件结合起来、应用到其他国家和地区。所以此后大部分所谓比较政治著作，里面的关键概念、议题、理论，隐性地或显性地是以英美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作为唯一标准和范式，去对其他国家政治制度和发展进行指导和检验。

我认为，这种趋势脱离了比较政治这门学问的初衷，因为用一种政治理论指导其他国家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这还不是比较，这是指导。随着21世纪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的多样化探索，特别是中国作为一个超大规模政治体的崛起，人们开始反思这样的研究取向。这个问题在未来会更加突出，我问在座的一个问题，我们的经济保持稳定持续的增长，应该到2035年左右我们超过美国。那意味着什么呢？我认为在观念意识、知识格局和知识生产上会带来一个极大的冲击，也就是近几百年来，第一次出现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东方国家而不是资本主义国家、西方国家在经济总量上成为世界第一。由此必然从器物、制度到观念意识层次对人们产生冲击，甚至对已有很多社会科学知识以及命题带来冲击。我认为这个是确定的趋势。我想，这也是我们今天会议主题“重新思考”需要重视的一个未来背景。我们确实要反思和检讨的过去三十多年历史终结论叙事背景下的比较政治研究范式。

既然重新思考，中国学者在这方面通过反思能够贡献什么样的比较政治、政治制度、政治发展知识？第一，会通法，比较并不是找不同，找不同那很容易，但是找出政治制度和政治发展道路共通、共性的地方，是最难的；中国人治学重视的会通法在翻译过来方法论书中是没有的，时间关系这里我不作介绍；欲求超越，比先会通。比较不是照搬别人模式，也不是输出自己模式。中国领导人在庆祝全国人大代表大会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讲话，有一段很精彩的话，道出了比较制度观：“在政治制度上，看到别的国家有而我们没有就简单认为有欠缺，要搬过来；或者，看到我们有而别的国家没有就简单认为是多余的，要去除掉。这两种观点都是简单化的、片面的，因而都是不正确的。”第二，我们中国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概括出来的概念和理论，怎么从特殊到一般，将这些概念和理论植入到世界政治知识中。我们不是没有这样的概念和理论，其实有很多。在中外比较研究中，例如党政关系这个概念，在有的国家政治模式中，党政关系是分离的，但是在中国制度体系中，是分工合一的；再比如政府理论，中国有一套自己的人民政府思想、人民政府学说、人民政府理论，我认为个中包含的一些政府学说的真知，对其他国家的政治发展和国家治理是有启发的。第三，比较研究中坚持自己的制度自信，时时刻刻将我们的制度铭刻在心。威尔逊当时构建美国特色行政学研究时，为了从欧洲行政学问中独立出来，大意是说我们美国学者一定要有自己的行政学知识体系，而要做到这点，必须牢记美国的制度。反过来看，中国学者做中外政治制度和政治发展道路比较研究时，如果只记得美国制度，甚至以其为圭臬，那就做偏了，而应该在中外比较中将自己的制度铭刻在心，既要有外为中用，也要有中为外用。

中国的政治知识对那些想要加快发展但是又能维护其政治独立的国家提供借鉴，这就是中国政治学知识对世界的贡献。当今世界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大变局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世界的政治知识格局正在变动，世界都在反思一度流行的政治理论和学说，中国学者在这块的认识上是走在世界前列的，比如近年来中国学界的一些自主、独立的反思，包括在努力构建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过程中出现的一些优秀学术成果。我想，这正是我们今天会议“重新思考”的一个意义所在。在比较政治研究中将自己的制度铭刻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