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角度看，人口数量一直是一个缓慢变动的变量。但是，东亚经济体——特别是中国、日本和韩国——从人口快速增长转为下降的变化过于迅速，以至于这些经济体实际上出现严重问题。

在改革开放前，作为一个计划经济体，中国曾经执着地追求扩大人口数量。但是，1957年，经济学家马寅初发表了《新人口论》并告诫人们，人口快速增长会很快妨碍中国经济发展。尽管政府最初批评马寅初的理论，但是中国领导层最终接纳了他的警示，开始以鼓励计划生育的方式促进经济增长。

1973年，中国更进一步，在全国推行“晚、稀、少”（“晚结婚，拉长生育间隔，少生孩子”）运动，由此鼓励一对夫妻最多只生育2个孩子。6年后，这一运动转变为独生子女政策。为保证独生子女政策的影响力，计划生育在1982年被写入中国宪法。

生育率锐减。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总和生育率只是略高于所说的人口替代率2.1这一水平，而60、70年代的生育率曾达到6.0。到90年代，生育率下降到只有1.2-1.3——这一水平注定会显著加速中国人口老龄化。然而，政府继续执行独生子女政策，直到2016年才实施全面二孩政策。

由此，中国生育率有些许回升，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表明，生育率在2017年达到1.58。但这之后，生育率又开始下滑，从2018年的1.49降至2019年的1.47。根据人口经济学家梁建章估计，生育率很可能重回90年代水平。

据梁建章的说法，2017年的总和生育率为1.58，其中0.67的生育率来自一孩家庭，0.81来自二孩家庭，0.11来自三孩（或有更多孩子的）家庭。二孩家庭的生育率高于一孩家庭的水平，这一事实反映出二孩“堆积效应”——也就是说，有的一孩家庭，原本就打算生育二孩，在全面二孩政策出台后，他们才终于能生育二孩。无需多长时间，这种政策效应就会消弭，由此，总和生育率会迅速降至1.2,让中国落到韩国和新加坡的水平，并很可能低于美国水平。

梁建章的观点得到了印证，2016年以前的出生趋势确实如此。2010年，一孩出生率为0.73。虽然这一数字在2011到2013年间略有上升，但还是在2014年降至0.72,2015年降到0.56。考虑到生育一孩一直是允许的，那么绝大多数一孩出生后都会登记，这意味着一孩家庭的总和生育率不大可能被低估。

总体看，在过去10年，中国每年出生不到1800万人，这与高峰年份2500万到3000万的年出生人口形成鲜明反差。2019年，中国只登记了1.465亿新生儿。2020年，这一数字降至1.003亿——与上年同比下降了15%。尽管2020年的这种新生儿数量大幅度下降可能反映了新冠肺炎大流行的影响，但这一下行态势是清晰的。

中国快速下降反应出生育率计划生育政策的后遗症。并且，这些问题也更加催生于快速且持续的城市化、普及教育以及经济发展——众所周知，这些因素会促使出生率显著下降。

日本正是这样的例子。日本崛起到先进经济体阶段后，该国生育率大幅下降。然而，1995年，出生率跌至1.5以下。10年后，出生率到了1.26。随后，政策开始鼓励生育，帮助提升了生育率，但是只升到1.4，这一水平保持到今天。

韩国做得更糟。尽管韩国政府一直鼓励人们多生育，但是该国生育率在2017-18年徘徊在1.0左右，去年则降到0.84——这是世界最低水平。

与日本一样，韩国的低生育率很大程度上能归因于经济因素。快速增长和大规模城市化抬高了住房、教育和医疗成本，此时，夫妻更不想要孩子。这意味着严峻的风险，快速上升的老年人口抚养比仅仅是一个开始。

在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在过去10年每年减少约340万。今天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在他们大部分出生的时候，生育率已经低于更替水平了。并且，随着预期寿命的上升，中国的老年人口（60岁及以上）占总人口比重，从2005年的10.45%上升到2013年的14.7%，到2019年达到18.1%。今天，中国的老年人口比儿童（15岁及以下）更多。到2050年，中国的老年人口预计会大概翻一番，从今天的2.54亿达到差不多5亿。

由于劳动力参与水平下降了，这些趋势就会显著地妨碍中国经济的潜在产出增长，并给公共预算带来巨大压力，因为养老金和社会保障支出远远超出个人所得税总收入。这种情况已经并正发生在日本与韩国。

中国总是对放松计划生育规定保持谨慎。但是，如果中国要在未来几十年中保持自身经济活力，就必须努力扩大劳动力规模，包括延迟退休年龄、鼓励家庭多生育。否则，中国人口会像美国作家海明威描述的那样“慢慢地，然后一瞬间”变老。

（作者为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经济学院院长、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院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