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傅斯年、顾颉刚等有关“中国”和“中华民族”的立场变化，只是迫于形势，值得后人同情地理解，如今重建有关“华夏 / 中国”论述，则可以严格按照历史文献与考古资料据实叙述。许先生并不赞同以单线历史叙述“中国”，他曾在一次演讲中说，在每个朝代，“中国”的内容都不一样，“中国”的历史转折，方向可以变化很大，造成的后果也可能有很大。而在《华夏论述》一书中他更强调，经过夏、商、周三代长期与连续地融合，中原文化将四周的族群和文化吸纳进来。到了春秋战国，更把这一文化拓展到黄淮江汉，形成一个共同体坚实的核心。到秦汉时代，则以“天下”格局不断吸收和消化外来文化，终于奠定“中国共同体”。虽然数百年中古时期，中国共同体经历变乱，南北分裂，外族进入，但包括匈奴、鲜卑、氐、羌、羯等各个族群，仍在中古时代的中国共同体中实现了“人种大融合”（第七章）。

所以，到了隋唐时代，此“中国”已非彼“中国”，但新的大一统王朝吸收了南北两方面的新成分，又一次开启了具有“天下”格局的“中国共同体”。用许先生的话说，就是唐代“这一个庞大的疆域，有本部有核心，再加上四周广大的边远地区。在这种观念下，唐代的天下其实也没有边界；整个唐代，在北方西方都没有长城，也没有边塞，那是一个开放的领土。任何族群愿意归属，其领袖都可以取得中国的官称，列入大唐天下之内。这是一个开放的天下秩序，有极大的包容，也有极大的弹性”。特别是，在这一时期，进入内地的胡人逐渐汉化，大唐帝国又一次如同熔炉，把不同族群与不同文化融成一个统一的“华夏 / 中国”共同体，“这就是唐代天下秩序的特色，胡人归属中国，乃是回归一个开放性的秩序”（第八章）。

三、历史的转捩点：谁是“中国”？哪里是“华夏”？

但是，历史轨迹从来诡异莫测。国家演进既无不变的“定律”，族群变迁也难有现成的“常规”。唐代虽然再度奠定“华夏 / 中国”的核心区域与文明，建立了开放性的“天下秩序”，但大唐帝国在八世纪中叶之后却逐渐分崩离析。从“安史之乱”到“澶渊之盟”，整整经过两百五十年，到了十一世纪初大宋王朝终于稳定下来的时候，水落石出，在东亚浮现出来的，却是一个不同于天下帝国的汉族国家。尽管许先生说“宋代统一中国本部”，但疆域却缩小了，“由西部的关陇，到东部的燕云，包括河北大部，都不在汉人中国疆域之内”，而且“这一大片土地，胡化大于汉化”（第八章），“如果只以宋代表中国，宋所处的情况，是列国制度，不是一统天下”（第九章） 。

那么，这时究竟谁是“中国”，哪里是“华夏”？这是相当棘手的一个问题，也是历史学家面临的第一道难题。许先生的“华夏论述”在这里稍稍有一个顿挫。一方面他指出，“回顾过去，‘汉人’的确定性，在天下国家体系内并不显著，要在宋代，四周有同时存在的几个政权体制，虽然和典型的列国体制并不完全相同，终究还是有了尔疆我界。有了‘他者’，中国本部之内人口，才肯定‘我者’自己是所谓‘汉人’。中国也在列国之中，界定为汉人儒家为主”，似乎大宋这个汉族王朝是“我者”而其他列国为“他者”；但是，另一方面他又特意说明，自己“和单纯的汉族民族主义、正统主义的传统看法，有相当的差异”（第九章），因为从更遥远的“他者”和更广阔的视野来看，辽、金、西夏与宋都是“桃花石”，中国的丝绸和瓷器经由陆路，通过辽和西夏转递到中亚，也经由海路，进入红海与波斯湾，“西方只知道这些货品是从东亚的大陆来的，他们并不在意，那里是几个中国？或是几个‘桃花石’”？

有关“谁是中国”这一叙述的两难窘境，到蒙元时代可以得到消解。因为在疆域更广阔、族群更复杂的蒙元时代，过去的宋、辽、金、西夏都已融汇在这个庞大的帝国之中，因此蒙元时代可以把《宋史》《辽史》《金史》都算入“中国史”，不分彼此一起修撰。不过，在宋代这一问题却相当麻烦，中古的南北朝时期，你称我为“索虏”，我称你为“岛夷”，虽然分了彼此，倒还好说是“一国两制”，但北宋拒不接受“南朝”与“北朝”的说法，坚持把自己叫作“大宋”而把对手叫作“大契丹”，却多少有了一些“一边一国”的意思。特别是在文化上，华夷之辨与楚河汉界重叠，文化、疆域和族群似乎按照国家分出了内外你我，所以，许先生说“有宋一代，实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两汉的坚实基础，隋唐的宏大规模，转变为中国文化的稳定结构”。这话很有道理，因为中唐以后，汉族中国人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文化价值，“华夷之辨、内外之分”到宋代被重新确认，“唐代晚期种下的这一股本土化潮流，在宋国开花结果，引发了对于儒家理论新的诠释”（第九章）。

这时天下的“华夏”收缩为汉族的“中国”。无论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都自我设界划定了内外。正如张广达先生所说，“宋朝从此主动放弃了大渡河外的云南，也告别了西域，西部边界退到秦州（甘肃东南天水），西域开始穆斯林化，由此可见……赵匡胤追求的是巩固自我划定界限的王朝。”但许先生觉得，虽然可以“以今之视昔”，在历史上却不宜割开这一原属同一天下帝国的几个国家之联系，因此一反传统思路，把视角从刀剑转向衣食。刀剑划开彼此疆界，衣食却需互相流通，他说，辽（金）、西夏的关系并不都是血与火，更多的是商品往来、和平贸易。而且，更重要的是，各国都在相当程度上接受了古代中国文化，然后各有创造（如书写文字）。正因为文化上的这种联系，后来中国才能再度成为一个共同体。

所以许先生说，“中国”这个观念维系力量有三，一是经济网络，二是政治精英，三是书写文字，“以上三个因素，可能使中国广土众民，既可以互相沟通，谁也不能被排斥在外，‘中国人’才有一个共同的归属感”（《自序》）。

四、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大历史、大判断和大问题

许先生的笔下，是一个大历史。

“所谓‘大历史’，不能从单独的事件着眼，必须从各种现象的交互作用，观察整体的变化。”大历史要有大判断，非博览硕学之士，不能下大断语。我在这本贯穿上下的大历史著作中感受最深的，就是许倬云先生那种“截断众流”的大判断。比如，要回答究竟“华夏 / 中国”为什么可以形成共同体，并且这个庞大的共同体为什么不至于分裂崩坏到不可收拾？可能有些学者会甲乙丙丁、一二三四，讲个没完，但许先生的回答相当明确干脆，除了众所周知的政治原因之外，我们不妨在社会、经济和文化上各举一例——

（一）社会方面：许先生认为，从三代经春秋战国，共同体的演变趋向，“乃是从属人的族群，转变为属地的地缘共同体。乡党邻里成为个人主要的归属”（第五章）。这就是为什么到了秦汉统一时代，春秋战国的列国制度，可以成功转化为坚实的一统皇朝的原因。秦汉帝国以文官制度和市场经济两张大网，融合广大的疆域为一体，加上有儒家意识形态成为士大夫的价值观念，这是形成一个“华夏 / 中国”的背景之一（第五章）。在这样一个社会里，精英、大族、士绅“这一阶层是以儒家知识分子为主体，他们对于地方的舆论和意识形态，当然更有强大的影响力”，而“社会力量和文化力量密切结合，又据有经济的优势，文化的精英成为实质的‘贵族’”。这个社会阶层的巨大存在对中国的影响是，一方面，郡县大族之间互相支持，有时足以抵制中央的力量，这是造成分裂之原因，但另一方面，它们也是使得中国始终有文化认同的力量之一，在分裂时代又起到重新整合之作用（十五章） 。

（二）经济方面：许先生指出，中国能够维持相对统一和延续，不能仅考虑文化认同的因素，也要考虑经济联系的因素。“中国分久必合的观念，就靠经济的交换网，维持全国一盘棋的构想”，因而“没有完全破裂成欧洲一样的许多板块”（第七章）。他说，“中国的农业，长期具有小农经营和市场经济互相依附的特性。前者，造成了中国人口安土重迁的习性；后者，则是因为区域的交换，发展的经济网络，常常在政治分裂的状态时，维持经济整体性的继续存在，终于呈现‘分久必合’的现象。”（十五章）其中，他也特别重视道路与市场的网络，他说，不仅仅是秦汉贯通全国的驿道，大唐帝国的“道”与宋代王朝的“路”，严密的驿站系统，对于人员的流动与商品的贸易很有作用，这一原因也维系着“中国”本部的基本稳定（第八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