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从曲折变迁中回顾“中国”的形成过程
2020年10月24日  |  来源: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  阅读量:4159

不过,傅斯年、顾颉刚等有关“中国”和“中华民族”的立场变化,只是迫于形势,值得后人同情地理解,如今重建有关“华夏 / 中国”论述,则可以严格按照历史文献与考古资料据实叙述。许先生并不赞同以单线历史叙述“中国”,他曾在一次演讲中说,在每个朝代,“中国”的内容都不一样,“中国”的历史转折,方向可以变化很大,造成的后果也可能有很大。而在《华夏论述》一书中他更强调,经过夏、商、周三代长期与连续地融合,中原文化将四周的族群和文化吸纳进来。到了春秋战国,更把这一文化拓展到黄淮江汉,形成一个共同体坚实的核心。到秦汉时代,则以“天下”格局不断吸收和消化外来文化,终于奠定“中国共同体”。虽然数百年中古时期,中国共同体经历变乱,南北分裂,外族进入,但包括匈奴、鲜卑、氐、羌、羯等各个族群,仍在中古时代的中国共同体中实现了“人种大融合”(第七章)。

所以,到了隋唐时代,此“中国”已非彼“中国”,但新的大一统王朝吸收了南北两方面的新成分,又一次开启了具有“天下”格局的“中国共同体”。用许先生的话说,就是唐代“这一个庞大的疆域,有本部有核心,再加上四周广大的边远地区。在这种观念下,唐代的天下其实也没有边界;整个唐代,在北方西方都没有长城,也没有边塞,那是一个开放的领土。任何族群愿意归属,其领袖都可以取得中国的官称,列入大唐天下之内。这是一个开放的天下秩序,有极大的包容,也有极大的弹性”。特别是,在这一时期,进入内地的胡人逐渐汉化,大唐帝国又一次如同熔炉,把不同族群与不同文化融成一个统一的“华夏 / 中国”共同体,“这就是唐代天下秩序的特色,胡人归属中国,乃是回归一个开放性的秩序”(第八章)。

三、历史的转捩点:谁是“中国”?哪里是“华夏”?

但是,历史轨迹从来诡异莫测。国家演进既无不变的“定律”,族群变迁也难有现成的“常规”。唐代虽然再度奠定“华夏 / 中国”的核心区域与文明,建立了开放性的“天下秩序”,但大唐帝国在八世纪中叶之后却逐渐分崩离析。从“安史之乱”到“澶渊之盟”,整整经过两百五十年,到了十一世纪初大宋王朝终于稳定下来的时候,水落石出,在东亚浮现出来的,却是一个不同于天下帝国的汉族国家。尽管许先生说“宋代统一中国本部”,但疆域却缩小了,“由西部的关陇,到东部的燕云,包括河北大部,都不在汉人中国疆域之内”,而且“这一大片土地,胡化大于汉化”(第八章),“如果只以宋代表中国,宋所处的情况,是列国制度,不是一统天下”(第九章) 。

那么,这时究竟谁是“中国”,哪里是“华夏”?这是相当棘手的一个问题,也是历史学家面临的第一道难题。许先生的“华夏论述”在这里稍稍有一个顿挫。一方面他指出,“回顾过去,‘汉人’的确定性,在天下国家体系内并不显著,要在宋代,四周有同时存在的几个政权体制,虽然和典型的列国体制并不完全相同,终究还是有了尔疆我界。有了‘他者’,中国本部之内人口,才肯定‘我者’自己是所谓‘汉人’。中国也在列国之中,界定为汉人儒家为主”,似乎大宋这个汉族王朝是“我者”而其他列国为“他者”;但是,另一方面他又特意说明,自己“和单纯的汉族民族主义、正统主义的传统看法,有相当的差异”(第九章),因为从更遥远的“他者”和更广阔的视野来看,辽、金、西夏与宋都是“桃花石”,中国的丝绸和瓷器经由陆路,通过辽和西夏转递到中亚,也经由海路,进入红海与波斯湾,“西方只知道这些货品是从东亚的大陆来的,他们并不在意,那里是几个中国?或是几个‘桃花石’”?

有关“谁是中国”这一叙述的两难窘境,到蒙元时代可以得到消解。因为在疆域更广阔、族群更复杂的蒙元时代,过去的宋、辽、金、西夏都已融汇在这个庞大的帝国之中,因此蒙元时代可以把《宋史》《辽史》《金史》都算入“中国史”,不分彼此一起修撰。不过,在宋代这一问题却相当麻烦,中古的南北朝时期,你称我为“索虏”,我称你为“岛夷”,虽然分了彼此,倒还好说是“一国两制”,但北宋拒不接受“南朝”与“北朝”的说法,坚持把自己叫作“大宋”而把对手叫作“大契丹”,却多少有了一些“一边一国”的意思。特别是在文化上,华夷之辨与楚河汉界重叠,文化、疆域和族群似乎按照国家分出了内外你我,所以,许先生说“有宋一代,实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两汉的坚实基础,隋唐的宏大规模,转变为中国文化的稳定结构”。这话很有道理,因为中唐以后,汉族中国人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文化价值,“华夷之辨、内外之分”到宋代被重新确认,“唐代晚期种下的这一股本土化潮流,在宋国开花结果,引发了对于儒家理论新的诠释”(第九章)。

这时天下的“华夏”收缩为汉族的“中国”。无论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都自我设界划定了内外。正如张广达先生所说,“宋朝从此主动放弃了大渡河外的云南,也告别了西域,西部边界退到秦州(甘肃东南天水),西域开始穆斯林化,由此可见……赵匡胤追求的是巩固自我划定界限的王朝。”但许先生觉得,虽然可以“以今之视昔”,在历史上却不宜割开这一原属同一天下帝国的几个国家之联系,因此一反传统思路,把视角从刀剑转向衣食。刀剑划开彼此疆界,衣食却需互相流通,他说,辽(金)、西夏的关系并不都是血与火,更多的是商品往来、和平贸易。而且,更重要的是,各国都在相当程度上接受了古代中国文化,然后各有创造(如书写文字)。正因为文化上的这种联系,后来中国才能再度成为一个共同体。

所以许先生说,“中国”这个观念维系力量有三,一是经济网络,二是政治精英,三是书写文字,“以上三个因素,可能使中国广土众民,既可以互相沟通,谁也不能被排斥在外,‘中国人’才有一个共同的归属感”(《自序》)。

四、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大历史、大判断和大问题

许先生的笔下,是一个大历史。

“所谓‘大历史’,不能从单独的事件着眼,必须从各种现象的交互作用,观察整体的变化。”大历史要有大判断,非博览硕学之士,不能下大断语。我在这本贯穿上下的大历史著作中感受最深的,就是许倬云先生那种“截断众流”的大判断。比如,要回答究竟“华夏 / 中国”为什么可以形成共同体,并且这个庞大的共同体为什么不至于分裂崩坏到不可收拾?可能有些学者会甲乙丙丁、一二三四,讲个没完,但许先生的回答相当明确干脆,除了众所周知的政治原因之外,我们不妨在社会、经济和文化上各举一例——

(一)社会方面:许先生认为,从三代经春秋战国,共同体的演变趋向,“乃是从属人的族群,转变为属地的地缘共同体。乡党邻里成为个人主要的归属”(第五章)。这就是为什么到了秦汉统一时代,春秋战国的列国制度,可以成功转化为坚实的一统皇朝的原因。秦汉帝国以文官制度和市场经济两张大网,融合广大的疆域为一体,加上有儒家意识形态成为士大夫的价值观念,这是形成一个“华夏 / 中国”的背景之一(第五章)。在这样一个社会里,精英、大族、士绅“这一阶层是以儒家知识分子为主体,他们对于地方的舆论和意识形态,当然更有强大的影响力”,而“社会力量和文化力量密切结合,又据有经济的优势,文化的精英成为实质的‘贵族’”。这个社会阶层的巨大存在对中国的影响是,一方面,郡县大族之间互相支持,有时足以抵制中央的力量,这是造成分裂之原因,但另一方面,它们也是使得中国始终有文化认同的力量之一,在分裂时代又起到重新整合之作用(十五章) 。

(二)经济方面:许先生指出,中国能够维持相对统一和延续,不能仅考虑文化认同的因素,也要考虑经济联系的因素。“中国分久必合的观念,就靠经济的交换网,维持全国一盘棋的构想”,因而“没有完全破裂成欧洲一样的许多板块”(第七章)。他说,“中国的农业,长期具有小农经营和市场经济互相依附的特性。前者,造成了中国人口安土重迁的习性;后者,则是因为区域的交换,发展的经济网络,常常在政治分裂的状态时,维持经济整体性的继续存在,终于呈现‘分久必合’的现象。”(十五章)其中,他也特别重视道路与市场的网络,他说,不仅仅是秦汉贯通全国的驿道,大唐帝国的“道”与宋代王朝的“路”,严密的驿站系统,对于人员的流动与商品的贸易很有作用,这一原因也维系着“中国”本部的基本稳定(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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