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文化方面：许先生自有看法，对于轴心时代的中国思想文化，他有一个相当概括的说法，“古代的中国从宗教信仰来说，大约可以有神祇和祖灵两个信仰方式。……在神祇部份和自然崇拜的部份，逐渐发展为阴阳五行的学说，而其哲学的领域则是道家的自然思想。在后者也就是祖灵崇拜的部份，儒家将商周封建体系的血缘组织观念，和祖灵崇拜结合为一，构成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伦理观念。儒家思想的旁支，则是将儒家理念落实于管理理论的所谓法家。儒、道两大系统，在秦汉时期，逐渐综合为庞大的思想体系。”（十五章）这个互相可以弥补，但又具有笼罩性，却不是宗教而是政治的庞大文化体系，铸成了汉唐“中国共同体”政治基础，也使得这个共同体在文化上有一个基本的价值系统。当然，这个价值系统在宋代出现了新的变化，在传统内变的主流思想尤其是儒家文化，在宋代提升蜕变转型，更成为后世“华夏 / 中国”的思想基础。许先生将宋代以后形成的儒家中国文化，与欧亚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作了一个对比。他认为，欧洲在近世，经历宗教革命和民族国家兴起，普世教会从此解体；伊斯兰世界经过欧洲帝国主义冲击，各个教会只能管到自己的教徒，也失去了普世性。“倒是中国的儒家，并没有教会，也没有明显的组织，儒生是寄托在政权的体制内，朝代可以改变，可儒家权威及其造成的社会制度，却是长久存在。”（第九章）

这些大判断背后有大知识，大历史的宏观叙述底下，有很多个案微观研究的支持。不仅如此，杰出的历史著作除了给出这些大判断之外，还总会向读者提出一些进一步思索的新问题。许先生书中提出的一些议题，我以为相当重要，尽管现在未必能有最后的结论。比如，他指出秦汉以后，有的地区融入中国并成为中国的一部分，但是，“有三个地区（即越南、朝鲜和日本），也在这个时期大量地接受中国文化，也接受中国的移民，却没有成为中国的一部分”（第六章）。这是什么原因？许倬云先生推测，这是因为中国对这些地区，不是经由主干道、纵横交错、渗透各处，乃由海路进入、跳跃式的连接有关，并提出这可能是秦汉帝国（大陆为帝国中心）与罗马帝国（半岛为帝国中心）之差异。是否如此？想来还可以继续讨论，但至少这是一个有趣的思考方向。又比如，蒙元时代和满清王朝，这种非汉族政权的二元帝国结构，给“华夏 / 中国”带来的问题相当深刻和复杂，他认为，“这种两元的帝国结构，引发中国疆土究竟该如何界定的困难。辛亥革命，民国成立以后，经过满清皇帝的逊位诏书，确认将来全部的领土，转移为中华民国，这才是中国疆域延续满清帝国领土的法律根据。可是，日本人图谋侵略中国，还是屡次以满清为两元帝国的理由，曾致力在满洲和蒙古分别成立傀儡政权。”（十三章）是否真的如此？下面我还会继续讨论，“华夏 / 中国”即有关疆域、族群、认同的复杂问题，是否与这种二元帝国结构有关？现在的历史学者如何解说和评价这个二元帝国结构？这更是值得深思的大问题。

是大问题，也是大难题。

五、华夏论述的难题：疆域、族群与文化

让我们再回到历史。

“华夏 / 中国”论述中，比宋代更困难的无疑是元、明、清三代。无论是日本学者本田实信等有关纳入世界史而不算中国史的“蒙古时代史”理论，还是美国新清史学者如罗友枝等反对汉化，强调满族认同和多元帝国理论，依托的都是蒙元与满清这两个改变中国史进程的异族王朝。如何处理这两个超越汉族王朝大帝国的历史，以及如何定位重新成为汉族王朝的明朝历史，对它们所造成“华夏 / 中国”论述的复杂性究竟应当如何理解，这确实是很麻烦的事情。

尽管站在正统立场，许先生在理论上大体赞同“征服王朝”的说法，但是，作为一个同情“华夏 / 中国”的历史学者，他又不完全认同蒙元与满清是两个“外族政权”。因此，他大体上秉持的历史认知，是蒙元与满清应当算“双重体制”，这一点似乎无可厚非。特别是，我能感到许倬云先生站在当世，对这数百年历史造成后来中国衰败的痛心疾首，也能够理解许倬云先生追溯“华夏 / 中国”历史形成过程中，对于满、蒙两个异族王朝的复杂态度。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在书中，他把这段历史看成是佛家所谓“生成住坏”的“坏”阶段。这种感情与理性的冲突，对历史上天下帝国的光荣记忆和对于现实衰落国家的痛苦感受，使得这部书在“华夏 / 中国”论述中，呈现出了丰富而复杂的歧义性。

仔细阅读许倬云先生有关元、明、清六七百年那几章叙述，也许，读者都能体会到，由于对近代中国命运的深刻感受，许先生特别抨击蒙元和满清，说它们是“完全依仗暴力压制的统治形态”征服中国全部，“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深刻烙印”。他认为，最重要的是蒙元与满清两个王朝，改变了传统中国的价值观念和社会状态，“这种建立在暴力基础上的政权，并不依赖传统中国皇权的‘合法性’，并不在乎中国传统对于‘天命’的解释”（十六章）。他甚至认为，由于蒙元和满清将种族分为不同等级，因此造成“族群分类的阶级社会”，又由于君主权威性的来源从“民心”与“天命”变成“暴力”，士大夫通过言论和廷议制衡皇权的可能被暴力所扼杀，造成人民无尊严、民族有等差，社会精英消沉，“君主权力无人可以挑战，也无人可以矫正”（十三章）。尽管夹在中间的明代恢复了汉族中国，“宣告了中国历史上天下国家的结束，肯定汉人民族与华夏文化的认同”（十一章），但他认为明朝并未回复传统文化中皇权需要“民心”与“天命”的传统，因为“明代本身的皇权，继承了蒙元的暴力性格，其专制为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十六章），注入锦衣卫、东厂、西厂之类造成的暴戾之气，使得“明代固然恢复了中国人自己统治的国家，却丧失了天下国家的包容气度，也没有消除征服王朝留下的专制统治。这一遗毒，到了满清时，另一征服王朝，又将中国沦为征服地”。由于士族与文化始终“在皇权掌握之下”，而“经典的意义永远保留在原典状态，不再有因时俱进的解释和开展……伦常纲纪的意义，对于统治者而说，乃是最有利于肯定忠君思想和伦理观念”。所以，在文化闭关自守的时代，比如清代所谓的“盛世”，也只是文化活力的消沉。有时候，许先生这种批判不免带有浓重的情感色彩，所以，也会看到许先生使用这样激烈的词句：“传统的‘天下国家’，应当是国家下面就是广土众民。现在，‘天下国家’剩了一个皇上和一群奴颜婢膝的官僚而已。”（十四章）

这是有良心的历史学家的现实关怀和忧患意识。我相信，许先生无疑深感现实世界的刺激，他担心的是，在世界文明存在（Being）和变化（Becoming）之大潮中，中国如何自处？“西方的现代文明本身已经趋于老化，如何在双重迷失的情况下，致力重整原来的共同体，建构一个动态平衡的新系统，将是各地中国人都必须面临的难题。”（十六章）可是，回顾元明清这数百年“华夏 / 中国”的历史，却使得许先生感到中国既不再有汉唐时代的包容和闳放，也失去了儒家思想与知识阶层对皇权的严正批判精神，这使得中国“失去主动、积极的气魄”，因此对于近世历史不免批评颇为严厉。不过，作为历史学家的许先生当然也会观察历史的背面，当他论述“华夏 / 中国”作为多民族共同体的时候，他也客观地对蒙元和满清，加上夹在中间的明朝，作出同情的论述。毕竟，现在这个庞大的中国奠定于这六七百年，无论是疆域、族群及文化的扩大和多样，还是中国核心区域内同一性文明的整合，对于现在这个“华夏 / 中国”，元、明、清三个王朝都相当重要。

因此，在讨论蒙元时代的时候，许先生指出蒙元时代出现的“族群同化”改变了中国的人口结构，波斯人、阿拉伯人、犹太人移入中国，汉人移居东南亚进入印度洋，造成了族群混融，这些异族带来的宗教（如伊斯兰教、藏传佛教），他们使用的文字（如八思巴创造蒙文），各种天文、历法、数学、医学、建筑知识，“灌注于中国，使宋代中国原本已经相当精致的文化更为多姿多彩”（第十章）。在蒙元时代的杂糅与混融之后，明朝又一次恢复汉族王朝，与周边诸国也重回实质上的“列国争霸的国际秩序”，但是，明王朝的卫所驻屯、封建诸王、迁徙人口、扩大科举，虽然目的原本在通过改变地区性人口的结构，培养对君主忠诚的特权阶级，以保障皇权的稳固，但客观上再次凝聚了“中国本部”的文明同一性，特别是“汉族人口，不断移入西南，川、桂、黔、滇各处，开通道路，垦殖山地，也经过羁縻政策，让土司自治，然后改土归流，融入帝国版图”（十二章），也整合了这个国家内部行政管理的统一性。至于满清，则更是打破了“边墙”，先是与蒙古合作，征服漠北、漠西和准部，“青海大草原的蒙古部落，以及天山南北路的回部，也都成为满清的领土”，加上支持西藏达赖和班禅，建立王朝统治下的“神权统治体制”，收复明郑之后的台湾，对西南的改土归流，使得满清形成了更加庞大的“双重体制”的帝国。许先生指出，一部分汉土百姓“由帝国的政府统治，帝国的首都在北京”，一部分满清与蒙藏回人共同信仰喇嘛教，承德则“是帝国草原部分的首都”。正是在这六七百年间共同体的“扩张”、“收敛”再“扩张”的变化中，古代华夏渐渐成了近世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