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可以承认，无论是蒙古西征和回回东来，还是满族入关与大清建立，虽然是“以草原的力量进入中国”，但都给中国传统乡村秩序为基础的社会和儒家思想为基础的文化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回回人和西洋人有关天文和地理的知识（包括了世界地图、西洋历法和地球仪），给中国带来了一个更加广袤的世界；他们有关经商和贸易的经验，穿越不同宗教信仰和不同族群地域的观念，给原本以农为本的乡土中国，带来了国际性市场和更广大视野；蒙元与满清这两个异族王朝，多多少少冲击了中国社会结构，曾使得若干城市越来越发达，以至于形成与传统“士农工商四民社会”相当不同的价值观念，也同时影响了小说和京剧等原本在乡村秩序中处于边缘的文艺形式的繁荣；各种不同族群与宗教的进入，又多多少少改变了传统中国同一的文化与思想；特别是，蒙元时代把中国带入欧亚一体的大世界，成为“早期全球化的前奏”；夹在中间的明王朝，又使得南北经济重心彻底逆转，带动了西南边远地区的开发，强化了中国核心区域的文化同一性。到了清代，台湾并入州县，西南改土归流，回部、西藏、蒙古等族群和区域纳入版图，使得“华夏 / 中国”真正成为一个疆域广阔、族群众多、文化复杂的大帝国。
可是，恰恰是这一点让许先生非常警觉，因为这个不断变迁的历史给“华夏 / 中国”论述带来了极大的困扰，他说，“这种两元的帝国结构，引发中国疆土究竟该如何界定的困难！”
六、不是结语：如何重建“华夏 / 中国”论述？
确实是困难。无论在民族、疆域还是认同上，这个“华夏 / 中国”在历史上曾经很庞杂和包容，你可以称之为“天下帝国”，也可以称之为“中国共同体”。为了表达对于族群与文化的多元主义，也为了理解目前这个庞大的（多）民族国家，人们很容易追溯汉唐，觉得那个天苍苍野茫茫如穹盖般笼罩八方的天下帝国，就是“华夏 / 中国”的基础。许先生就曾用“天下国家”来说明汉唐中华帝国，也曾用“双重身份”、“双重体制”来描述异族征服王朝。在这种包容性的“华夏 / 中国”论述中，无论是北朝胡人君主、唐太宗，还是后来的蒙元与满清皇帝，都可以算是“华夏”的统治者，无论是北朝、契丹、金元，还是满清，都可以是“中国”。特别是许先生称之为“大成”的唐朝，它拥有广袤的疆域，而且这种天下帝国造成了在华胡人的汉化，这就是唐代中国的天下秩序（第八章）。
但问题是，到了“宋”、“明”，这个天下帝国却从开放到收敛，从“包容四裔”的天下帝国，渐渐收缩成“严分华夷”的汉族国家。它重新成为容纳广袤四裔、统治各个族群的大帝国，却是在蒙元与满清两个所谓“征服王朝”。就是到了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华夏 / 中国”仍不得不承袭大清王朝疆域、族群、文化方面的遗产。正如许先生所说，“在今天东亚的中国地区，长久以来并没有形成西方‘民族国家’的观念，也就是说，政治共同体是一个天下性的大结构，在这个‘天下’的下层，才有各种其他的区块。”（第一章）可麻烦的恰恰是，一方面，现代国家不能再是“天下帝国”，它不能不限定领土、族群与国民，汉唐时代那种“包容和弹性”的天下秩序只是光荣的历史记忆，而无法成为现代国际认可的准则；另一方面，悠久而荣耀的历史记忆，又使得现代中国历史学者，理性上虽然超越“华”、“夷”，追慕包容性的天下帝国，但感情上会不自觉地区别“内”、“外”，以汉族中国为“我者”来叙述“华夏 / 中国”。许先生在书中交错地使用“华夏”、“中国”、“中华”、“中国共同体”、“汉人中国”等词，有时候也使用“中国本部”这个名词，这让我们想到顾颉刚、傅斯年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对“本部”这个概念的批判。且不说当年认定这一概念来自日本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疆土的阴谋，意味着十五省或十八省之外的满、回、藏、蒙等地区并不是“自古以来的中国领土”，就是历史叙述中，当学者使用这一概念时，立场也会不自觉地变成以汉族中国为中心，因而有了内与外、我与他，甚至华与夷。这一点似乎与“华夏 / 中国”论述中原本肯定兼容杂畜的文化、包容杂糅的族群和没有边界的疆土的观念，稍稍有一些冲突。特别是，讲汉族之外的异族“各自作为复杂的共同体，其中有相当大的部份是在中国共同体以外”，甚至把胡人“汉化”看成是“华夏 / 中国”开放秩序的海纳百川，则不免会让人误解为“以汉族中国为中心”与“华夏文化高于四裔”。
“有的民族以自己的历史为耻，有的民族简直没有历史可言，有的民族则因为自己的历史核心空无一物而忧心”，哈罗德·伊萨克（Harold R. Issacs）在《族群》（Idols of the Tribe）一书中曾经如此说，接下来，他又说道，唯有犹太人之所以可以建立认同，因为他们靠的“只是历史，而且靠着历史才能得以存活至今” 。可是，“华夏 / 中国”的历史却不同，它不是缺乏历史，而是历史太多，它不是只有一个历史，而是拥有好多个彼此交错的历史。这个历史在给现在的历史学家出难题，使得历史学家一面为这个国族的历史经历太丰富而觉得难以处理，一面为这个现实国家的疆土太庞大而不知如何对历史加以论证。
也许，这难题恰恰是中国史研究者必须面对的课题？
（葛兆光，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及历史系特聘资深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