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广华 朱美华:“逆全球化”:特征、起因与前瞻
2020年08月11日  |  来源:《学术月刊》2020年第7期  |  阅读量:31700

需要说明的是,经济学界会追究全球化和收入差距的相关性是否意味着因果关系,但政界、社会和媒体常常不会这样做。当特朗普把美国铁锈地带的衰败归咎于全球化时,那些丢失工作、收入停滞不前的选民不会关心因果关系。为了迎合选民,欧美部分政党的领导人也是利用了全球化与贫富差距的相关性,推行右翼民粹主义思想,激发反全球化情绪。这是特朗普赢得大选、英国公民投票脱欧的根本原因。

(二)全球化与不均等:理论关系

全球化和收入分配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呢?根据经典赫克歇尔—俄林模型,全球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取决于一个国家的资源禀赋。在资本充足的国家如美国,劳动力受损,资本受益;而在劳动力资源充足的国家如中国,情况正好相反(当然,劳动所得还受其他因素影响)。事实上,如果没有全球化,资本家只能在境内逐利,全球化则让其可以在全球范围内逐利,同时还可能逃税或避税。显然,全球化会增加资本的回报。同样,根据斯帕托—萨缪尔森定理,贸易是基于相对比较优势的,它会提高一国丰富要素所有者的收入,降低稀缺要素所有者的收入。

另一方面,根据雁阵模型,劳动密集型产业由发达国家转移至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使就业发生跨国转移,导致西方国家产业空心化,收入阶梯下层的群体尤其是蓝领阶层受到损失,甚至失去工作。与此相关的是,在全球产业分工中,发展中国家丰富的劳动力主要生产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商品,而发达国家主要生产高附加值的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品。这些都意味着,发达国家拥有资本和科技的精英阶层获利。这样一来,前面提到的全球化带来了劳动份额的下降就不足为奇了(见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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