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仅用40年就变得强大起来，这是一个以大流动和大繁荣为特征的时代的成功。我们本以为这个时代会有未来，但如今未来正在变得陌生和极其不确定。确定的事实是，美国和西方世界强劲的政治逆流和一场席卷地球的病毒肆虐迅速将全球推向了后疫情的时代。可以确信，这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将被不断强化的国家安全和边境管控所塑造。

对于崛起中的巨大经济体，时代的变化方向并非中国所愿，但中国要寻求确保国家持续提升其实力以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是说得通的。除了致力于维护全球更自由和更公平的经贸规则，中国希望国家的力量能为其畅通未来发展道路提供有力的保障。这让内外“两个循环”被写入长期战略规划并为实现核心技术自给而实施攻坚战略变得可以理解。

但外界对中国近年来在经济发展中不断加强的国家控制深表疑虑。更多的猜测或许是，中国以其现有的实力将抑制市场经济发展，以换取强国目标至上。更有甚者认为，中国将回到邓之前的发展模式上去。

这样的评价言过其实。中国既无意用国家控制取代市场经济的地位，也无需关闭其经济与外部的联系。政府对互联网巨头和资本市场监管的加强是出于对确保国家经济更长远目标的意图而非巧取豪夺。中国已明确如何调整其未来发展战略的思路。未来的经济发展将更多依靠自己巨大的国内市场并将致力于在关键技术上拥有优势，以把被少数国家钳制核心技术的风险降到最低——这部分解释了华为事件为何在中国受到举国关注。

即使不考虑中美对峙和全球时代的改变这些因素——这被认为是中国着手实施新战略的原因，因为人口规模巨大，中国经济将会变得更加内向且在科技上取得领先地位，似乎也会是迟早的事。

长远来说，现有人口规模对中国的未来确实无比重要。实际上，人口规模对于未来经济发展的地理学含义正在受到经济学家的关切。考虑到长期经济的增长最终因持续的技术进步而延续，人口多的国家在相同条件下势必比人口较少的国家能积累更多的创新能力和发展机会，这不仅因为人口众多意味着拥有更多有才华的人，也因为市场广大能为开发新技术带来更高的回报。Klaus Desmet，Dávid Krisztián Nagy和Esteban Rossi-Hansberg在2018年的一篇论文中发展了一个将经济表现与人口规模联系起来的理论模型。他们证明，假设其它条件不变，在跨国贸易和移民受限的世界里——这假设恐怕并不太离谱，人口众多的国家拥有更大的市场，并且通过内部专业化和自我贸易便可提供更多的机会来提高经济产出。

有意思的是，世界的政治格局并非总是按理想的方向改变。可以预料，世界正在经历的改变似乎将最终放大人口规模的力量——这实际上有助于让人口发挥更大优势。即使从全球的历史看，过去600年人口规模的命运乏善可陈，但正像《经济学家》杂志在2019年的一篇名为“Hitting the Big Time”文章中提到的那样，从长远来说，人口仍将会是最大的发展优势。

中国的生育率尽管这些年经历最显著的下降，但这并不会从根本上改变未来30年的规模优势。站在今天的起点上，人口规模也为我们审视中美关系和全球经济的远景未来提供新的视角。预测中国的发展将更多依赖自己的规模优势，这是合理的。这意味着，美国不可能成功遏制中国的发展。

但美国的一些政治家并不明白以下事实：美国优先的战略对美国维持技术创新的领先地位没有太大帮助。因为——这里显然是一个悖论——美国的优势长期是在移民和全球化中获得，而任何试图将全球化推到相反方向的做法都只会强化人口大国的规模优势而有损自己。所以，孤立中国或排斥一个超大规模的应用市场，不仅不会从根本上改变中国技术崛起的路线，而且会成为美国科技领域长期的伤痛。

所以，也许这样的看法是对的，即中国实施立足内循环的发展模式并致力于科技自立并非完全由美国的战略转变并视中国为竞争对手而触发。实际上，很早以前的美国也是如此，它更像是国家的规模优势的产物。不过，有一点是清楚的，以中国目前的实力推测，如果美国坚持不变其对华孤立和敌对政策，后果之一将会是这样，即中国将不得不在假设脱钩情形之下考虑新的国家安全与科技发展战略——至少在一定范围内如此，以期加快自己的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极端的情形可能是，美国和中国未来各自主导其技术供应体系，包括在技术标准和规则上渐行渐远。

虽然不排除这样的可能性，但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们必须意识到，即便在长期，中美在全球依然有较大的共同利益可以共享而不必相互排斥。美国从中国经济崛起中尚有巨大的获益机会，而中国从先行者那里可以学到更多，这些都无可置疑。

无论如何，中国还是发展中的经济体，人均GDP仅为OECD国家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即便人口规模成为未来发展的最大优势，加深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依然是可取的和重要的。那些能够放大人口规模力量的条件也并不排斥经济的开放，更不用说它们需要跟市场制度和知识、思想更自由的传播状态密不可分。另外，因为新思想和新技术的出现具有持续迭代的特征——这是美国技术领先的根本原因，因此，一个鼓励分散化的创新活动和开放性的体制对于提升技术迭代能力更是不可或缺。以此而论，正如中国领导人强调的那样，中国不可能改变市场经济主导的发展道路，更不可能回到封闭的经济模式。

（张军，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复旦发展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