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观外交是俄罗斯的重要外交传统之一。历史上，俄罗斯就注重通过倡导和宣传自己的价值观主张，抢占国际关系的道义和思想高地，吸引和培植“同路人”及支持者，并以此扩大影响、形成于己有利的国际阵营，从而在国际战略竞争中得到更多优势。沙皇俄国在价值观外交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例如，尼古拉一世以维护欧洲专制主义“正统”为旗号，纠集普鲁士国王威廉三世和奥地利皇帝弗朗茨一世组成“神圣同盟”，压制欧洲革命运动和民族独立运动，俄国也因此获得了“欧洲宪兵”的称号；在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长期争斗中，俄国则打着“保护斯拉夫兄弟”和“守护基督教信众权益”的旗号争取盟友。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沙皇政府每次掠夺领土，使用暴力，进行压迫，都是拿开明、自由主义、解放各族人民作为幌子。” 价值观因素在苏联对外政策中更是占据了重要位置。苏联的“世界革命论”、“帝国主义总危机论”、“社会主义大家庭论”以及“有限主权论”等学说和理念，建构起一种对世界的全新认知和主张，并对 20 世纪国际关系的演变乃至许多国家的命运产生了难以磨灭的影响。

当代俄罗斯继承了其历史上的价值观外交传统。普京执政 20 多年来，保守主义思想逐渐成为当代俄罗斯外交的“精神内核”。俄罗斯以保守主义为引领，使用政治、文化、宗教、种族、身份认同等价值观工具，使其国内发展道路和对政策在国际上获得了反新自由主义者的认可，并加剧了全球范围内新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之间的分裂和对立。但随着时间的延续以及俄罗斯对外政策的日益激进，其保守主义价值观开始在国际上引发质疑和反弹，俄罗斯的国际环境也随之恶化。

一、保守主义：当代俄罗斯外交的“精神内核”

保守主义是俄罗斯政治思想的重要流派，即便在新自由主义高歌猛进的 20 世纪90 年代，保守主义理念仍可见于俄罗斯绝大多数政党的政治纲领和政治实践中。但保守主义成为俄罗斯的官方意识形态，则出现在普京执政之后。

（一）俄罗斯保守主义产生的国内根源

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开启了全面社会转型进程，但在迎来西式民主的狂欢后，接下来的却是经济下滑、社会混乱和意识形态真空。俄罗斯民众既不想回到过去，也不满于当下。叶利钦赢得 1996 年总统大选证明了前者，但险些败给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则说明了后者。

普京初掌政权之际，俄罗斯经济徘徊于崩溃边缘，近三分之一民众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转型带来诸多经济和社会问题。苏联解体的余震尚未完全平息，以车臣为代表的一些联邦主体试图寻求独立，国家面临分崩离析的危险。外交上，叶利钦融入西方大家庭的努力失败，俄罗斯的国际地位迅速下滑。普京惊叹“俄罗斯正处于其数百年来最困难的一个历史时期。大概这是俄罗斯近 200~300 年来首次真正面临沦为世界二流甚至三流国家的危险”。在此背景下，普京提出“大国复兴”战略，在思想上转向加强国家作用和回归传统的保守主义。普京的保守主义是对叶利钦时代新自由主义探索的“否定”。就此而言，普京是叶利钦的政治权力继承者而非政治精神接班人。

普京执政后，致力于使国家成为“所有变革的倡导者和主要推动力”、“秩序的源头和保障”，提出了强化国家能力的一揽子措施。他在《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一文中提出了以“爱国主义、强国主义、国家主义和社会团结”为核心的“俄罗斯新思想”，后又推出国家主义色彩浓厚的“可控民主”和“主权民主”理念。“俄罗斯新思想”强调从俄罗斯传统中汲取资源，“可控民主”则强调与混乱相对的稳定和秩序，二者都暗含否定西方新自由主义的意味。这体现了俄罗斯政治文化的一种特殊性：在固有的东方性与试图追求的西方性之间来回摇摆、拉锯和反复。“主权民主”的提出标志着普京保守主义价值观的形成，也意味着俄罗斯在东西方之间的摇摆中逐渐回归到了俄罗斯的历史传统。普京在 2005 年《国情咨文》中表示，“将俄罗斯发展成为自由、民主的国家是主要的政治任务”，但“应该找到自己国家建设民主、自由和公正社会的独特道路”，必须“从本国的历史、地缘政治及国情出发独立地决定如何贯彻自由和民主原则。”如果说咨文中围绕“主权民主”进行的阐释还主要是理论准备，那政权党——统一俄罗斯党 2008 年 11 月明确将保守主义定为官方价值观则提供了制度保障。

从“俄罗斯新思想”到“可控民主”再到“主权民主”，尽管表述和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其核心要素是一脉相承的，那就是追求强国地位的国家主义、以东正教为基础的传统主义和不同于美欧的反西方主义。

需要指出的是，保守主义也是普京执政时期俄罗斯的主要社会思潮之一，拥有广泛的民意基础。这表现为民众对秩序的渴望以及对父权式领导人的崇拜。例如索尔仁尼琴有关“普京提供了经济和政治稳定，恢复了作为俄罗斯人的自豪感”的观点受到了俄罗斯民众的广泛认同。以爱国主义为表征的反西方主义和民族主义盛行，例如将反对派斥为“西方走狗”。信奉东正教的人数显著增加，以东正教义为基础的价值观念成为普遍的社会规范，“东正教会因坚持宗教和国家的权威性而受到赞扬”。

之后，俄罗斯保守主义进入探讨文明发展模式的阶段，提出了“普京主义”。“主权民主”的重心在于对民主进行俄罗斯式改造，“普京主义”则由制度层面上升至文明层面，其内涵是俄罗斯千年生存和发展所遵循的理念和模式。当代俄罗斯的意识形态“灰衣主教”苏尔科夫以《混血儿的孤独》和《普京的长久国家》两篇长文对此进行了理论阐述，突出强调俄罗斯由于二元文明的独特性形成了地缘政治和身份认同上的“百年孤独”，无法融入也不应追求融入西方。他认为俄罗斯应遵循自身历史传统，强调“普京主义”是俄罗斯文明在国家治理层面的现实体现。

（二）俄罗斯保守主义产生的国际背景

冷战结束前后新自由主义的兴盛与泛滥是俄罗斯保守主义出现的重要国际背景。新自由主义以自由放任为核心，赋予市场以神圣地位，主张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反对政府干预，认为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都只能造成经济效率损失。撒切尔夫人和里根上台后，新自由主义成为西方国家的主流价值观。为打破阻碍资本自由流动的壁垒，美英等西方发达国家将新自由主义思潮推广到全球。冷战结束后，西方主导的新自由主义成为具有全球影响的价值观，认为这是人类社会最成功的发展模式，甚至一度出现了“历史终结”的论调。受此影响，一些转型国家在国家建设方面与西方国家对标，在对外政策上则积极加入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西方国家政府、非政府组织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组织为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转型制定了路线图和具体行动计划，旨在通过在发展中国家大力推进新自由主义改革，建立起一个以新自由主义规则为核心的全球体系。

但新自由主义并非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冷战后的全球化进程一方面使发达国家的大资本集团的资本集中程度明显提高，另一方面却使国家间乃至发达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在这种不均衡的全球化结构中，当中心国家与半边缘、边缘国家间的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引发全球性危机。与此同时，由于奉行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反对政府干预，一些国家出现了失序、混乱和危机。作为新自由主义实验室的俄罗斯以及拉美一些国家，都不同程度地遇到了形态各异的经济和社会危机。如此一来，新自由主义引发了来自不同国家、阶层和群体的反对和批评，导致近年来反全球化运动、逆全球化思潮的兴起。正是在此背景下，作为对新自由主义的修正和反动，在国家与市场、秩序与自由、遵循传统与激进变革的博弈中，国家、秩序和传统开始“回归”，保守主义思潮逐渐兴起。政治学研究议程也出现“国家转向”，国家的功能和作用重新受到重视。米格代尔、福山等学者提出了“国家能力”、“国家构建”等概念，旨在反思新自由主义范式的问题，重新探讨国家在治理中的必要性。毫无疑问，俄罗斯的保守主义正是这股世界政治思潮转向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俄罗斯保守主义的主要内涵

普京的保守主义是对历史上各种类型革命的悲剧性后果以及冷战后西方自由主义泛滥所造成乱象的反思，主要具有两个方面的内涵。“就前者而言，通过反思法国大革命以及俄国二月革命、十月革命，反对政治激进主义。通过反思十月革命后红白对立的国内战争，反对国内暴力和自相残杀。通过反思苏联时期的大清洗，反对大规模、成体系的政治迫害；就后者而言，他认为西方自由主义泛滥诱发了社会层面的道德沦丧、国家权力的日益衰微和国际层面的西方至上，导致 20 世纪 90 年代俄罗斯国家与社会的整体性衰败。”2021 年 10 月 21 日，普京在瓦尔代辩论俱乐部会议上的长篇讲话被认为是有关俄罗斯保守主义最全面的论述，围绕上述两方面内容该讲话进行了详尽和丰富的阐释。

一方面，普京反对极端主义倾向，强调谨慎、稳健与温和的重要性。他指责西方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对多数人进行“反向歧视”，已陷入放弃父母、家庭甚至性别的极端荒谬境地。普京在保守主义的前边冠以“合理”、“健康”、“温和”、“乐观”等限定词，强调俄罗斯保守主义注重“制定目标的慎重，并对极端主义方式的原则性拒绝”。他认为，俄罗斯之所以能找到温和的保守主义这副药方，与其历史经验有关。他多次提到苏联时期的政策与新自由主义在“极端”方面的一致性，表示俄罗斯“许多人对 30 年前发生的事情记忆犹新，对苏联解体后国家和社会所经历的所有痛苦记忆犹新”，因此形成了“对极端主义的群体免疫力”，强调俄罗斯人“尤为看重稳定和能够过上正常的生活”，“这有利于扫平动乱和社会经济灾难”。

另一方面，普京反对西方自由主义，强调回归俄罗斯历史文化传统。他在 2021年瓦尔代辩论俱乐部会议上指出，“目前作为绝大多数国家社会结构基础的资本主义模式已走到了尽头，再也无法服务于愈发错综复杂的矛盾了”。他强调，为应对危机，“每个国家都会根据自己的能力、文化和传统来决定如何最好地保护生命”，而俄罗斯保守主义“正是对经过时间检验的传统的复兴”。统一俄罗斯党最高主席团第一副秘书长安德烈·伊萨耶夫等人也坦言，统一俄罗斯党的保守主义意识形态“致力于保护和捍卫那些在许多世纪中经过人民实践的美好、善良和理性的传统”。2013 年底，普京在总统国情咨文中曾引述俄罗斯哲学家别尔嘉耶夫有关“保守主义并非是阻止前进和向上的运动，而是防止倒退和向下的力量”的名言，强调俄罗斯保守主义既基于历史传统，又面向未来发展，是“传统与革新的合理结合”。

但实际上，俄罗斯的保守主义转向一方面是其在西化道路上未取得成功后而不得不向传统文化的回摆，另一方面则是通过建构“混乱—稳定”的对立叙事结构来否定西方新自由主义，为回归传统寻找合法性。这就决定了俄罗斯的保守主义缺乏内生性的明晰政治内核，而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立场表述、话语泡沫和价值观空壳，这一点在俄罗斯的保守主义价值观外交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二、俄罗斯的保守主义价值观外交

俄罗斯在文明层面对保守主义的追求和阐释，令其成为国际保守主义力量的一面大旗，由此也获得了相应的国际号召力。作为国际保守主义力量的中心，俄罗斯积极利用这些价值观资源，聚拢国际上的反西方力量和西方世界中的保守主义力量来达到自己的外交目标。在近年的外交实践中，俄罗斯充分运用保守主义理念，利用政治、文化、宗教、种族、身份政治等工具，谋求为其内外政策获取更广泛国际支持。

俄罗斯保守主义价值观外交的参与主体是多元的。

普京和俄罗斯政治精英利用国际公共话语空间不断宣扬对西方新自由主义进行反思和批判的保守主义立场。普京强调“如今世界正处于大变局中，随着危险和脆弱性的增加，理性保守主义作为政治基础更凸显出其极端的重要性”。他明确表示，“全球重建可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其最终图景还不确定。在这种情况下，温和的保守主义是最明智的行动方针”，“在现代脆弱的世界中，道德、伦理和价值观领域的坚定性正变得越发重要。”

俄罗斯保守主义价值观外交的参与主体还包括非官方或半官方机构，例如，俄罗斯东正教会、“伊兹博尔斯基俱乐部”和“社会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等。这些组织是俄罗斯借用保守主义价值观开展二轨外交的重要渠道。个人层面则包括东正教会神职人员、知识分子，例如，康斯坦丁·马洛费耶夫、弗拉基米尔·亚库宁和亚历山大·杜金等，他们或自行策划，或根据克里姆林宫的授意开展相关活动。还有一些既在价值观上亲保守主义又与俄有商业联系的企业家，他们或直接参与政治活动，或为政治活动提供资助。例如，拥有俄罗斯和希腊双重国籍的伊万·萨维迪斯在希腊阿索斯山投资教堂建设，并发展朝圣旅游。

此外，俄罗斯还利用现有国际传播网络，包括本国媒体、受俄资助的外国媒体、社交媒体、网络黑客等途径传播保守主义观念，在相关议题上宣扬保守主义叙事，激化保守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间的对立。

在议题设置方面，俄罗斯在三个范畴内塑造保守主义价值观叙事体系。

一是东正教的宗教叙事。众所周知，东正教的中心在 15 世纪时从君士坦丁堡转移到莫斯科，这使莫斯科是“第三罗马”的观念在俄罗斯逐渐形成。这一神学概念在之后的历史长河中逐渐具备了政治内涵并在当代俄罗斯再次复兴。2007 年 5 月 17 日，作为这一概念在当代的现实映射，俄罗斯政府和东正教会共同推动俄罗斯国内外教会成功实现合并。俄罗斯借此扩大了莫斯科牧首区在境外的影响，并加强了俄罗斯东正教会对周边国家东正教事务的干预力度。这些国家的东正教机构也成为俄罗斯在相关国家开展外交的有力支撑。与此同时，重视道德、家庭、宗教感情的东正教传统价值观，也为俄罗斯赢得了世界东正教信众及亲近者的追随。

在具体实施层面，俄罗斯东正教会通过神学讲座、研讨会和培训推进思想交流，介绍创办神学校的经验；境外教会也积极与俄罗斯东正教会联手举办神学研讨会，派遣神职人员前往莫斯科神学院学习，聘请莫斯科神学院教师到境外教区讲学。以东正教为理论基础的保守主义将俄罗斯打造为东正教信众的捍卫者，俄罗斯宣讲的东正教叙事有意将教会与普京紧密联系在一起，就像俄国历史上将沙皇打造为精神领袖一样。俄罗斯的这种“宗教软实力”为其外交带来颇多助益。例如，正是受俄罗斯“宗教软实力”影响，法国政界和文化界相当多的人士支持俄对叙利亚的干预，相信俄罗斯可以保护东方基督徒免受“伊斯兰化”的说辞。

二是更广泛的传统价值观谱系。俄罗斯建构出的保守主义价值观体系，指责新自由主义破坏了宗教信仰、家庭伦理、传统道德以及性别差异等自然秩序，令西方陷入“颓废”。俄罗斯反对同性婚姻和“非传统”家庭，捍卫男女组成的“传统”家庭，禁止同性恋宣传，并将参与保护性少数群体（LGBTQ）权利的俄罗斯公民列为“外国代理人”。2013 年，俄政府还通过了一项“旨在保护儿童免受非传统家庭价值观影响”的联邦法律，禁止外国同性夫妇收养俄国儿童。

俄罗斯以拯救者的身份向西方宣讲自己的传统价值观体系，以捍卫传统的主权国家观念最为典型。俄罗斯保守主义认为，冷战结束后，美国以“历史终结者”的姿态、在“华盛顿共识”的基础上通过新自由主义打造新式霸权。在新自由主义的叙事框架下，为实现人、商品、劳动及资本自由流动，消弭传统的国界和国家主权，直接建立世界与个人之间的联系。正是对国家主体性的这种贬斥和解构，才有了人权高于主权的论调，这对传统的国家主权以及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秩序形成了严峻挑战。俄罗斯表现出对一些国家被新自由主义冲击国家主权的担忧和焦虑，主张维护以主权国家为基础的国际关系体系，并借此在国际社会中寻找志同道合的盟友。普京还强调，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组织的基础仍是主权国家。因此，俄罗斯坚决捍卫联合国作为核心国际机构的地位，强调其目前仍保留着“持久的价值”，“在我们这个动荡的世界里，正是联合国为国际关系带来了一丝合理的保守主义，这对局势的正常化非常重要”。

针对新自由主义将民主理念与人道主义价值观视为优先事项的作法，俄罗斯保守主义强调主权是“每一个人、每一个民族和每一个国家决定自己命运的选择自由”。普京在 2014 年第 11 届瓦尔代论坛上提出，过时的苏联时代价值观、复旧的保皇主义和西方的极端自由主义都不适合俄罗斯，俄罗斯若要成为大国，只能依靠扎根本国传统价值观的务实保守主义。显然，与新自由主义对国家的消解针锋相对，这种“选择自由”本质上是对国家主体性的再确认。法国的保守主义政治家勒庞对此十分推崇，认为“普京的政策令人钦佩，因为他不接受别国强加的观点，而是能自己做主。”

三是从全人类价值出发建构话语体系。俄罗斯倡导国家间应协调合作，批判西方新自由主义引发的无序竞争。普京在 G20 大阪峰会前夕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关于移民问题的表述生动体现了这一点。他指出，自由主义认为一切应“放任不管”，但随着公众对移民、开放边界和多元文化主义的反对，“自由主义理念已经过时了，因为其与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发生了冲突”，应恢复传统的秩序，“每一种罪行都必须受到惩罚”，而不是说“只要你是移民，无论杀戮，还是抢劫、强奸，都无关紧要”。普京在 2021年瓦尔代论坛的讲话中强调，应重新思考如何生活、如何管理家庭、如何发展城市、如何考虑国家的经济发展重点。他指责新自由主义使“人类面临的社会经济问题已经恶化到了一定程度，甚至会引发世界范围的震动，比如世界大战或血腥的社会革命”。俄罗斯搭建起的这套话语体系最终得出的结论是，“目前作为绝大多数国家社会结构基础的资本主义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无法服务于愈发错综复杂的矛盾”。

在分析俄罗斯的保守主义价值观时，除应看到其工具意义上的实用主义外，还需注意到其哲学和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弥赛亚意识。弥赛亚意识有着“上帝选定”、“救世使命”等含义，源于俄罗斯是基督教正宗继承人的精神定位。基于这种意识，俄罗斯相信本民族的文化思想具有道德性、崇高性和优越性，并由此衍生出拯救全人类的正当性和可能性。因此，俄罗斯介入欧洲事务时经常提及自己拥有保护与复兴欧洲文明的特殊使命，强调近代以来对中亚国家的殖民为这些国家带来了现代化。

当前俄罗斯关于全人类命运的思考是其弥赛亚意识的新变种。当然，其对话的重点仍是欧洲，俄罗斯对世界的思考要义仍是拯救基督教的“文明使命”，俄罗斯是“最后一个白人世界”。俄罗斯“沙皇格勒”电视台创始人康斯坦丁·马洛费耶夫的话佐证了这一点，他宣扬“欧洲正在消亡。在美国总统里根时期，西方帮助俄罗斯摆脱了共产主义的阴霾。现在轮到我们了，我们必须从欧洲和美国驱逐自由主义的阴霾。”

三、俄罗斯保守主义价值观外交的实施效果

实际上，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一直相伴相随。20 世纪 90 年代全球化迅猛展开，新自由主义凯歌行进。但作为其反题，保守主义的力量也在酝酿。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和叙利亚内战后，多年来被奉为主流的多元文化、自由贸易、族群包容等自由主义价值观受到保守主义力量的冲击和挑战。极右翼政治力量的影响在不少欧洲国家扩展开来，法国的“国民联盟”、瑞典民主党、意大利的兄弟党等极右翼政党都已成为本国议会的重要力量。此外，波兰、匈牙利、荷兰、丹麦、奥地利等国的右翼政治力量也获得一定政治地位，使欧洲政治版图中的“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力量对比发生了此消彼长的明显变化。

俄罗斯敏锐注意到西方国家内部存在的价值观裂痕，断定世界范围内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间的对立将日益尖锐。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 2019 年度发布的研究报告明确指出，“新自由主义将毁掉人类文明，分属于不同阵营的价值观之争将在世界各国激化，而欧盟内部的分裂和对立最为严重。未来一段时间，欧盟精英层的政治偏好不会发生质变，但民众的政治偏好会与精英阶层明显不同，传统中间派政党的空间将受到新民粹主义政治力量和激进政治力量的挤压。欧洲内部围绕移民、一体化（英国脱欧）等问题的争论与对立将会趋于严重。在美国则主要表现为建制派与青年一代在价值观方面的差异，以及覆盖不同阶层、地域的政治极化。”

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通过推行保守主义价值观外交，取得两方面的成果。

一方面，通过制造对立或利用已有间隙加剧西方社会分裂，为俄推行对外政策创造了一定空间。

近年来，美国政治极化现象严重，政党斗争和社会撕裂加剧，多元文化主义与保守主义、世俗理性与传统宗教冲突、“政治正确”与“反政治正确”之间尖锐对立。民主党追求世俗理性的发展，奉行自由主义框架下的多元文化主义，强调以尊重个人权利为基础的“政治正确”；而共和党则倡导回归基督新教传统价值观，尊奉保守主义，强调对“政治正确”的反思。俄罗斯通过其打造的国际传播网络的积极宣传，加剧了二者间的隔阂与对立，使美国国内政治生态更趋极化，保守主义影响一度走强。

法国国内政治生态也受到俄罗斯影响。2017 年法国大选前夕，俄罗斯丝毫不掩饰对右翼政党“国民阵线”领导人玛丽娜·勒庞的支持。2017 年 3 月 24 日，普京高调接见勒庞。俄媒甚至公开声称俄罗斯将帮助勒庞赢得选举。普京虽表示俄不想以任何方式施加影响，但仍强调“保留与法国所有政治势力代表进行交流的权利”。尽管勒庞在 2017 年、2022 年大选中均遭败绩，但其支持率不断上升。鉴于勒庞拥有广泛支持，与勒庞的良好关系使莫斯科获得了影响法国政治生态的有力支撑，普京因此具备了同马克龙讨价还价的重要筹码。法国民众的亲俄情绪也越来越引人瞩目。有研究指出，部分法国人有明显的“克里姆林宫偏好”，并认为这种对莫斯科的友好态度有两种来源：一是可追溯到法俄联盟时期的亲俄主义，“法国仰慕者已将俄罗斯的斯拉夫式论调内化于心”。法俄两国在政治结构上相近，雅各宾集权倾向和反自由主义倾向历来在法国就有市场，且为法国右翼和左翼政党所共有；二是法国的“反美主义”情绪，这既受到了战后共产主义宣传的影响，也缘于同盎格鲁—撒克逊人交往时的消极历史记忆。

另一方面，俄罗斯获得保守主义理论旗手的地位，利用欧洲右翼的一些政治主张（质疑民主政治、反思人权至上、反对接收移民）和理念（如民族主义、基督教传统价值、反堕胎），为自己找到了“同路人”和“同情者”，并培植他们成为俄罗斯在欧洲的代言人和辩护士。2015 年 3 月 22 日，在俄罗斯“国际保守主义论坛”上，来自 15 个欧美国家的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政党、团体的 400 多名代表集体声称：“我们是新生欧洲的前锋。这个欧洲将是一个基督教的欧洲、一个爱国主义的欧洲。俄罗斯绝非仅仅是一介参与者，而是将成为其领导力量。”2016 年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的一项调查显示，众多欧洲国家的反对党均表示支持普京对俄罗斯的治理，将其视为“欧洲政治改革的典范”。对此，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 2021 年 11 月在出席俄罗斯“人民论坛”时宣称，合理的保守主义学说有助于提高俄罗斯在国际事务中的声望。

俄罗斯关于国家主权的保守主义叙事助其在与欧盟、北约的对抗中赢得颇多理解和支持，欧洲一些右翼民族主义力量公开支持俄 2014 年在乌克兰危机中的政策，甚至高调访问克里米亚。法国的右翼政治势力几乎“复制”了俄关于乌克兰问题的叙事，认为乌克兰是被美国利用的棋子，失去乌克兰的俄罗斯便无法应对美国的霸权，“普京必须对这种并非第一次的挑衅做出反应”。勒庞明确对俄在克里米亚的行动表示支持，认为“俄罗斯没有入侵克里米亚”，“克里米亚历来是俄罗斯的一部分”。她呼吁欧盟取消对俄制裁，认为制裁“起了反作用”，并批评美国和欧盟针对俄官员实行旅行禁令阻止了议员间的交流合作，“是对民主权利的侵犯”。法国前总统萨科齐2015 年 2 月曾就克里米亚危机指出，美国应对危机的爆发“负全责”，“欧洲和俄罗斯的分离是一场悲剧。美国人想要这是他们的权利，也是他们的问题……但我们不希望欧洲和俄罗斯之间重新爆发冷战。”法国政治家，前生态、可持续发展与能源部长塞戈莱纳·罗亚尔 2022 年 1 月 21 日表示，在与北约的对抗中，俄罗斯应在安全领域得到相应尊重，对俄经济制裁“将更多惩罚欧洲”，“我们需要一位新的戴高乐将军，他通过告诉美国朋友撤军来让自己受到尊重”。

右翼政党的亲俄罗斯立场使意大利的外交政策也一度向俄倾斜。联盟党、“五星运动”和力量党等中偏右政党都支持意大利和俄罗斯在 21 世纪初形成的“特殊关系”。意大利前总理、来自力量党的政治家贝卢斯科尼支持俄罗斯 2014 年的克里米亚政策。作为中右翼政党大本营的威尼托地区政府承认克里米亚 2014 年合法并入俄罗斯。曾担任意大利副总理兼内政部长的马泰奥·萨尔维尼反对欧盟就克里米亚问题对俄罗斯实施制裁，并威胁要否决这些制裁。

四、俄罗斯保守主义外交的局限性

两百多年来，从东正教救世主义、泛斯拉夫主义到“正统主义”，再到“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社会主义大家庭”、“世界革命”，价值观口号一直是沙皇俄国和苏联对外政策的重要工具。当代俄罗斯继承了本国价值观外交的传统，使其国内发展道路和对外政策在特定人群中获得了一定认可，为其反对西方、出兵叙利亚、整合后苏联空间、对乌克兰用兵等外交行动获得了一定程度上的理论正当性和现实层面的实际支持。但与此同时，俄罗斯的保守主义价值观外交也有其局限性。

当代俄罗斯价值观外交的核心是以反对和替代新自由主义为目标的保守主义，但俄罗斯的保守主义又与传统意义上的保守主义并不完全相同，因此厘清俄罗斯保守主义的理论来源和生成动力至关重要。如果说俄罗斯保守主义完全是作为新自由主义的对立物或哲学上的反题，那就有可能完全滑向一种外交工具，其关于世界、国家、个人道德、制度的理论建构容易沦为只是为投对象国所好而量身打造出的“哲学”。换句话说，人们不得不质疑，在俄罗斯保守主义理论的话语泡沫下，是否隐藏着机会主义和工具主义的底色。实际上，这种二律背反已经出现在俄罗斯国内政治当中。作为俄罗斯意识形态掌舵人的苏尔科夫本人就曾一面既为俄罗斯现有体制鼓与呼，一面又写讽刺当下腐败的小说和摇滚乐歌词；一面支持极端民族主义，一面又去会见人权组织的代表，使反对势力陷入猜疑和困惑。

普京将俄罗斯身份定义为一种独特的文明类型，但它不是基于俄罗斯种族，而是基于在多种族环境中运作了一千年的俄罗斯文化，在地域上是开放的（或者说无疆界限制的）。2022 年 2 月 21 日，普京在承认乌克兰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为“独立国家”而发表的电视讲话中，从历史上阐述了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关系。他指出“乌克兰从未有过作为一个长久稳定国家的传统”，乌克兰是被列宁“命名”出来的。6 月 9 日，普京在莫斯科会见年轻企业家时将今天俄罗斯的处境与彼得大帝时期做了对比。谈及彼得一世在18 世纪初建立新俄罗斯帝国之际发动北方战争时说，“你们可能会认为他当时是在夺取瑞典的土地”，“但他没有夺取任何东西，而是收回斯拉夫人已经生活了多个世纪的地方”，“恢复和加强国家主权与传统领土的任务如今也落在了我们的身上”。无论是对乌克兰作为国家主体的否定，还是公开宣称恢复历史上的传统领土，其间所蕴含的帝国逻辑都令人警惕。显然，这种“文化疆域代替实际主权疆域”的认知与其倡导的尊重国家主权的高调宣示背道而驰，实质上与西方的“人权高于主权”并无本质区别。莫斯科不仅因此丧失了在该问题上批评西方新自由主义的道德制高点，也实际上破坏了其所倡导的主权至上原则，显露出其价值观宣传与政策实践之间的巨大鸿沟。

俄罗斯外交向来与内政紧密相连，价值观外交也不例外。随着得到来自官方的确认和提倡，保守主义的影响在俄罗斯获得了迅猛发展。但其副作用也已隐隐出现，主体民族和宗教对不同宗教、不同种族的包容性在大幅降低。如果说普京以保守主义为武器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击中了后者的痛处，那么打破旧秩序后如何建立优于旧秩序的新秩序，就成了莫斯科必须要回答的问题。但这就对俄罗斯自身的发展提出了要求，假如俄罗斯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发展现状无法为其所宣扬的体系提供现实支撑，那么其吸引力无疑将大打折扣。与此同时，俄罗斯保守主义的同情者和同路人中不乏极右翼势力，如何处理他们对俄罗斯在保守主义方面的过高期待也是一个重大问题。

当下，与世界经济调整、国际格局重构、全球秩序重塑相伴随的，是社会思潮的纷乱混杂。与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西方新自由主义的落潮相互映衬、彼消此长，保守主义在一些国家行情“看涨”。俄罗斯保守主义异军突起，致力于成为质疑、批判和颠覆新自由主义的核心力量。抓住这一机会，普京继承和发扬俄罗斯的价值观外交传统，以政治和文化偏好作为引领，战略性、策略性地使用政治、文化、宗教、种族、身份等保守主义价值观工具，使其国内发展道路和对外政策在国际上获得了新自由主义反对者的认可，加剧了欧美国家内部新自由主义力量与保守主义力量之间的分裂和对立。正是在相似的保守主义、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反自由主义的思想基础上，普京与特朗普才会惺惺相惜，法国国民联盟、意大利联盟党、奥地利自由党、匈牙利青民盟等欧洲右翼运动才将俄罗斯引为同道，互动频繁。

俄罗斯保守主义回潮是对历史上各种类型革命的悲剧性后果以及冷战后西方自由主义泛滥所造成乱象的反思，一度在国际上得到广泛响应，一定程度上提升、扩大和增强了其国际政治话语权。但俄式保守主义这张药方并未能带来莫斯科所宣称的“乐观”成效：从经济层面看，苏联解体之后的“去工业化”未得到有效遏制，俄事实上已落伍于“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未来面临应对气候变化和推进能源转型的双重挑战；从政治和社会层面看，2003 年以来，俄罗斯国家权力集中趋势不断强化，但治理效率并未提高，权贵阶层腐败有增无减，民众政治参与、社会活力持续下降，人力资源状况继续恶化，知识、财富精英纷纷外流。此外，俄罗斯保守主义价值观外交缺乏言行一致的逻辑自洽。随着俄罗斯对外行为的激进性日益凸显，特别是 2008 年以来俄罗斯在欧亚空间内的一系列军事行动挑战了既有国际秩序，其保守主义价值观外交在国际上也引发了越来越多的质疑和反弹。俄乌冲突使俄罗斯保守主义有关“主权至上”的宣传不攻自破，俄罗斯的国际形象大幅受损，其所处国际环境也将随之恶化，而它在世界经济与国际政治体系中的影响也将相应萎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