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全球化与不均等：实证发现

现有关于全球化与不均等的实证分析主要是关于美国的。Krugman发现了贸易增加对美国的收入分配产生了负面的影响。根据Hakobyan & McLaren的研究，NAFTA给美国带来的整体福利的提升仅为0—0.2%，但是，受影响最大的若干产业的工资增幅则下降了17个百分点。Card指出，1985—1990年间流入美国的移民每增加10%，会使本地人和以前流入的移民的就业率下降1%—2%，工资下降1.5%。还有学者发现，贸易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在统计上不显著。也有文献研究其他国家的情况。Acemoglu et al.发现，离岸外包机会的增加会导致发达国家非技术工人的工资下降。Stiglitz认为，在市场运行不完善的发展中国家，贸易自由化会造成生产率下降和失业增加。

此外，贸易会促进偏向资本的技术变化，同时全球化会降低资本要素的相对价格，促进资本替代劳动。这些都会导致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有证据表明，自20世纪80年代全球化加速以来，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和财富份额不断上升。当然，除了全球化，劳动收入占比的下降还与要素替代弹性、偏向性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升级等有关。比如，中国的资本劳动替代弹性大于1，并不断上升，进而导致了中国的劳动占比下降。

（四）中美冲突

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之间发生贸易战，无疑是“逆全球化”的最严重表现。笔者在讨论中美经贸摩擦时，一直强调贸易失衡只是表面原因。事实上，美国并没有因为全球化而吃亏，商品贸易只是全球化的一个维度，特朗普选择性地忘记了跨境投资和服务贸易，而中国在服务贸易上与美国是逆差。据美方统计，2017年中美货物贸易逆差为3752亿美元，美国对中国出口货物1304亿美元，其中大都是中高附加值产品，美国从中国进口货物5056亿美元。美国在享受中国的价廉物美的商品的同时，也从全球化中获得了巨大福利。

问题的关键仍然要回到收入分配，如前面提到的美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国内收入差距拉大，部分美国人的利益受到了损失。特别地，美国制造业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不断下降，由1948年的24.9%下降为2019年的8%左右（图10）。此外，社会代际流动性也大大下降，1970—2014年间，30岁劳动者收入超过其父母（同为30岁时）的比例从90%跌落到了41%，其中下滑幅度最大的是中产阶层，而高收入阶层的子女收入超过父母的比例则稳定在高位。这就是为什么2011年爆发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参与人员大都是26岁以下的中产阶级。

图11勾画了一战以来美国的财富分配状况。在1929年，0.1%的美国富人占有25%的财富，贫富差距达到峰值，但自罗斯福新政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断缩小，于20世纪70年代达到最低值。然而自80年代全球化加速以来，美国的收入分配状况急速恶化，进入21世纪后这0.1%富人的财富占比逼近“20%关口”。根据Saez & Zucman（2016）的估算，美国最富有的1%的人占有40%的财富，是平均家庭财富的40倍。与1989年相比，最富有的1%人口的财富占比增长了9个百分点，如果算上资本收入的话，增长高达11个百分点，这正好是美国90%的人口在过去三十年中财富缩水的比例。实际上，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只有上层40%的人感受到了社会的进步（图12），底层60%的人的感觉是处于停滞状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