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广华 朱美华:“逆全球化”:特征、起因与前瞻
2020年08月11日  |  来源:《学术月刊》2020年第7期  |  阅读量:32911

类似地,2017年1月美国正式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贸易协定(TPP)。2018年11月,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签署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被修订为“美墨加协定”(USMCA)。2019年3月,美国总统特朗普、英国首相和法国总统纷纷缺席达沃斯年会。

中美贸易摩擦是当下“逆全球化”的重要表现。2017年8月19日,特朗普签署备忘录,指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对中国开展301调查。2018年3月23日,美国USTR发布《基于1974年贸易法301条款对中国关于技术转移、知识产权和创新的相关法律、政策和实践的调查结果》,宣布拟对中国部分商品加征25%的关税。同日,中国商务部就美国进口钢铁和铝产品的232调查及中方应对措施发布公开征求意见通知,拟中止对美国实施对等的减让和其他义务,即对部分自美进口产品加征关税。

后来,中美贸易摩擦进一步升级,从经济领域蔓延到科技领域,美国对中兴、华为进行制裁,并委托加拿大政府将在加拿大温哥华转机的中国公民、华为公司副董事长、首席财务官孟晚舟拘押。再后来,美国又多次宣布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加征关税。由于中美之间关税增加带来的负向影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对2019年和2020年全球增长的预测分别下调了两个百分点和一个百分点。

从经济数据上来看,2007/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显然是个分水岭和导火索。危机前,世界平均关税税率不断下降(图2),非关税技术壁垒(TBT)以及卫生和植物检疫措施(SPS)总量也处于较低的水平(图3)。此外,按五年移动平均看,全球贸易增长率年均5%以上(图4);全球FDI流量波动上升,而且每次上升的幅度都很大(图5)。

金融危机之后,关税税率停止了其下降趋势(图2),并出现微弱的上升,可能是因为关税是放在桌面上的,加征关税往往难以逃脱WTO的惩罚。更为重要的是,非关税技术壁垒(TBT)及卫生和植物检疫措施(SPS)的总量大幅度上升(图3)。按五年移动平均来看,全球贸易总量每年增长基本都在5%以下,至今尚未回到危机前的水平(图4)。全球FDI流量尽管仍然有所上升,但上升的幅度开始下降,而且自2015年以来呈现下降趋势(图5)。就全球商品贸易而言,其占GDP的比重虽然在危机后有所增加,但是近年来又呈下降趋势,由2011年的50%下降为2018年的46%。根据荷兰经济政策分析局2019年3月25日公布的非年化数据,在截至2019年1月底的三个月期间,全球国际贸易动量移动平均指数跌至125.2,下跌1.8%,是2009年5月以来的最大跌幅。从年化角度看,全球贸易动量指数出现九年来的首次下跌。

(三)社会政策方面

社会政策上,反移民、民族主义、排外主义盛行。自从2010年“阿拉伯之春”爆发后,由于战乱、贫困等因素,每年都有大量来自中东、北非的难民进入欧盟国家,欧洲遭遇难民危机。难民涌入还伴随着宗教文化冲突,引起欧洲政局动荡。欧洲部分政客和民众对难民采取排斥的态度,德国总理默克尔积极接纳欧洲难民的政策受到下层民众的强烈反对,反移民的右翼选择党在2017年9月的德联邦议会选举中成为第三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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