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冲击全球产业链。

前面提到的智能制造和个性化产品需求，都需要高技能劳动力，而发达国家在这方面有优势。当劳动密集型产业被智能化或升级为资本密集型产业后，就会回归发达国家，最终使全球价值链发生收缩，发展中国家再也无法通过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实现工业化或经济腾飞，“雁阵模式”消亡，发达国家和落后国家的差距将越来越大。剩下的只是资源贸易和夕阳或高污染产业的转移。

（二）难以解决的利益分配问题

增长或效率问题可以交给市场去解决，但分配或不均等问题显然需要政府的介入。遗憾的是，虽然全球化已经进入到一个非常高的阶段，但直到近来，由全球化带来的利益的分配问题基本被忽略了。即便是现在，经济学界仍然在争论全球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影响机制和后果，很少涉及到解决方案。从逻辑上讲，全球化的利益首先要在国家间进行分配，然后才能考虑其在国家内部的分配，但前者即便没有被完全忽略，也没有实际操作的可能，因为有很多很难甚至无法解决的理论和实际问题。比如，各国究竟从全球化收益多少?按照什么原理和框架分配这些收益?相关国家是否接受这些估算和分配方案?这些收益在国家内部又如何估算、征收或分配?由谁（联合国、IMF等现有还是新设机构）来执行监督与管理?

从功能性收入分配的角度看，除非对跨国资本收入大幅度增加税收，并用于国家间的类似于财政支付的利益转移（可行性很低），全球化将会导致资本占比的不断增加，进而拉升收入不均等（见前文的证明）；如果放任不管，最终可能酿成经济或社会崩溃的灾难性后果。但在这样的后果出现之前，不断被拉升的收入差距与第四次技术革命相互强化，可能会葬送全球化本身，而这正是当前正在发生的事件。

（三）我们离全球化终结还有多远

1. 机器人投入使用的速度在加快。

显然，“逆全球化”进程与第四次技术革命的推进速度紧密相关。世界上安装首批一百万台机器人花了50年，但是接下来的一百万台只花了8年左右。从密度上看，工业机器人在亚洲的密度由2012年的47台/万人增加为2018年的91台/万人，在欧洲的密度由2012年的80台/万人增长为2018年的114台/万人，在美洲的密度由68台/万人变为2018年的99台/万人（图14）。从销量上看，2017年工业机器人的销量在中国是2001年的将近200倍，在印度是40倍，在欧美也呈上升趋势（图15）。可以看出，机器人销售增加的速度在2008年前后得到显著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