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置疑，机器人的普及率取决于其投资和使用的净收益，而波士顿咨询集团的研究表明，到2025年，机器人自动化生产将使世界上25个最大的商品出口国成本平均下降16%，美国下降22%。根据卓贤和黄金的估算，2017年中国工业机器人的“时薪”为25.36元，低于同年北京、上海、杭州、深圳制造业工人的时薪（分别为53.1元、52.9元、43.6元和41.7元）。如果将社保工伤等考虑进来，即使合肥、重庆等中西部的制造业用工成本也已经超过了机器人。这里还没有考虑监督管理成本、劳工纠纷、效率和季节性人工短缺等因素。

从2017年开始，国内的企业开始采用国产零部件生产机器人，生产规模不断扩大，成本不断降低。比如，递送机器人在2016年的价格都在10万元以上，仅仅两年后的2018年就已经下降到5万—6万元。传感器在2010年需要25万美元，而2017年只需要8000美元，相当于7年前的3%。其他部件，如机器人手臂关节处的驱动器也由以前的3500 美元下降到2017年的1500美元。同时，机器人功能在增加，质量在提高。这与人工越来越紧缺、工资越来越高形成鲜明对照。

2. 技术普及速度出乎意料。

不少人尚未意识到第四次技术革命推进的速度，总以为全球分工合作格局难以改变。严格来说，这个速度需要专文解析和估算，但新产品新技术普及的速度往往快于我们的预料。以汽车、移动电话和互联网为例，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中国城镇家庭家用汽车拥有量由1997年0.2辆/百户，迅速增至2017年的37.5辆/百户，年均增长率为29.9%；中国移动电话用户由1990年的1.8万户迅速增至2017年的14亿户，平均每年增长51.8%；中国的互联网上网人数由1997年的62万人迅速增至2017年的7.72亿人，年均增长率为42.8%。另外，3G时代达到5亿客户用了十年，4G用了五年，预计5G时代只需要三年。

（四）“逆全球化”浪潮下的“一带一路”

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除了其他方面的考虑，旨在通过贸易投资、园区建设、互联互通，力图推进全球化。尽管挑战重重，但中国与带路国家的投资贸易在增加，这对于高度开放、有着巨大产能、内需不足和致力于和平崛起的中国来说至关重要。随着本轮全球化走向终结，一带一路建设需要高度重视跨国公共产品的提供以及未来国际治理秩序的构建；在介入全球气候变化、核污染、网络犯罪和恐怖主义等问题时，要充分考虑平衡经济和非经济方面的成本与收益。特别地，要区别对待加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国家，充分考虑其对中国的长远战略的重要性，切忌在双边或多边关系中过度投入或被动投入政治或经济资源。

最为重要的是，从现在起，必须重视全球化利益在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的分配问题，这需要：（1）首先保证方方面面的投入在总体上盈利，尽管有些投入可以亏损，有些时候可以亏损。但中长期的大面积亏损对任何国家或组织来说都是无法持续的；（2）深入了解和研究相关国家的收入分配问题，并在“一带一路”的建设过程中，与沿线国家政府同心协力保护并努力增加当地中产阶级的利益，尤其不能忽视他们所可能遭受的风险；（3）注重宣传“一带一路”建设带来的就业、减贫、增长、基础设施与环境改善等方面的成就，不仅仅是在中国宣传，而是在国际上和相关国家进行大力宣传。这三点当中任何一方面不成功，都会影响“一带一路”的建设进程。

6 结 论

本轮全球化会不会走向终结？至少从底线思维的角度出发，我们不能回避这个问题。来势凶猛的“逆全球化”浪潮从根本上说是由贫富差距所推动的，而不可阻挡的第四次技术革命（尤其是机器人的投资使用成本下降、质量上升），通过降低劳动占比和劳动阶层的谈判议价能力，将在中短期进一步恶化收入分配，使已经处于低位的劳动占比进一步下降，并在长期终结本轮全球化。这个发现或结论的理论依据在于全球化不是帕累托改善，而是卡尔多—希克斯改善，同时部分国家的部分群体受损的不均等问题长期被学术界和政策界忽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