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在金融危机后虽然GDP增长恢复较快，但是失业率一直居高不下，直到2016年5月才下降到4.7%，与2006—2007年的4.6%相近。非法移民给美国下层民众带来了巨大的竞争压力，对于奥巴马的移民改革方案，民众态度迥异。特朗普上台后，于2017年1月推出了“禁穆令”，又于2017年9月废除了有关移民特赦的“童年抵美者暂缓遣返计划”。

4 本轮“逆全球化”的原因

理论上讲，全球化能够优化资源配置，促进增长，带来全球化红利。“逆全球化”问题显然不是出在效率层面，而是出在红利的分配层面。而后者涉及到利益在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分配。不难推测，如果每个人、每个国家和地区都能公平地享受全球化红利，怎么会出现“逆全球化”浪潮？显然，全球化只带来了卡尔多—希克斯（Kaldor-Hicks）改善，没有带来帕累托（Pareto）改善。

特朗普所声称的中国从中美贸易上获益、美国却蒙受损失，尽管不一定准确，其实就是指全球化红利在国家之间分配不公的问题。同样地，英国脱欧在根本上也是因为众多的英国公民认为没有从欧洲整合（区域全球化）中获益，是全球化红利在地区和国家内部分配出了问题，与支持特朗普的美国铁锈地带的部分选民的思路相同。

作为本轮“逆全球化”的根本诱因，全球化红利的分配问题不是一天形成的，是随着全球化的深入而越发严重的。2007/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和接踵而至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仅仅是起了导火索的作用，所以“逆全球化”成为令人关注的现象始于2008年前后（见图2—5）。

（一）全球化与不均等：相关关系

那么全球化是否与收入分配相关呢?对照图6的三张图可以看出，商品国际贸易于20世纪80年代开始加速，90年代金融全球化开始加速，而全世界、亚洲、中国和印度的不均等也都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开始攀升的。

在西方发达国家，用基尼系数表示的美国的收入不均等也从1980年代开始增加，1990年代进一步攀升（见图7），与全球化指标高度正相关。另一方面，在25个发达国家中，有65%—70%家庭的实际收入在2005—2014年间没有增加，甚至下降了（见图8），而他们大多是中低技能的家庭，这些都显示了收入不均等与全球化的相关性。

从本质上讲，能够从全球化获益的主要是两种人：拥有资本者和精英阶层，只有他们才能利用国际贸易和FDI的机会盈利，而后者往往也拥有相对较多的储蓄或资本。所以，我们可以考察GDP中，有多少是分配给劳动要素，有多少是分配给资本要素的。图9表明，在全球化时代，劳动阶层获得的分配比例越来越低，资本获得的比例越来越高。这进一步佐证了全球化与贫富差距之间的相关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