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应对全球化带来的问题？Landers和Heckman提出了“斯堪的纳维亚模式”，主张政府在加入全球化时，要扩大公共教育和社会保障支出，从而在全球化带来的效率的上升与收入差距的扩大之间取得平衡。这与Rodrik的“全球化的不可能三角”（即一国只能同时选取全球化、政策主权和民主政体中的任意两个）的理论不谋而合。全球化使本国劳动者面临更激烈的竞争和更大的风险，政府必须扩大财政支出以弥补劳动者的福利损失，所以全球化背景下的政府支出和市场开放是一种互补关系。另外，大量移民影响就业、公立学校和医院等公共服务的分配，在政府无力增加相关支出的情况下，移民必将遭到抵制。但这两个理论都不能解决跨国收益分配的问题。

在实践中，是全球化成就了所谓的“雁阵模型”，使一些本来落后的国家如中日韩，通过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引入资金、先进的技术设备和管理方法，并开拓国外市场、出口制造业产品，从而实现了经济腾飞。全球产业链的出现和发展也给发达国家带来产于世界各地的琳琅满目的廉价商品。但只要技术革命不断推进，同时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的全球化红利的分配问题得不到解决，追赶、“雁阵模型”就会失效，“逆全球化”浪潮将无法阻挡，并导致本轮全球化被区域性和碎片化的全球化所替代。据此，国际组织、各国政府和社会团体包括学术界需要做好充分的准备，而极力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中国必须重视全球化所带来的利益分配问题，以抗衡“逆全球化”浪潮，或为下一轮全球化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在2019年底爆发的新冠疫情开始在全球蔓延之时，笔者就意识到了疫情大流行对全球化和产业链的影响，但我们并不认同流行病本身是“逆全球化”的驱动因素，毕竟任何疫情都会过去，也还会再来。尽管疫情短期可能强化技术革命与收入分配所推动的“逆全球化”浪潮，但其对经济社会国际秩序的冲击是短期的，也不是根本性的。

（本文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重点项目“新时期扶贫开发理论与政策研究”（NSF 71833003）和青年项目“基于福利函数的贫困识别、度量和应用研究”（NSF 71703088）的阶段性成果；万广华，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经贸与区域经济合作研究所所长；朱美华，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