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说明的是，经济学界会追究全球化和收入差距的相关性是否意味着因果关系，但政界、社会和媒体常常不会这样做。当特朗普把美国铁锈地带的衰败归咎于全球化时，那些丢失工作、收入停滞不前的选民不会关心因果关系。为了迎合选民，欧美部分政党的领导人也是利用了全球化与贫富差距的相关性，推行右翼民粹主义思想，激发反全球化情绪。这是特朗普赢得大选、英国公民投票脱欧的根本原因。

（二）全球化与不均等：理论关系

全球化和收入分配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呢?根据经典赫克歇尔—俄林模型，全球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取决于一个国家的资源禀赋。在资本充足的国家如美国，劳动力受损，资本受益；而在劳动力资源充足的国家如中国，情况正好相反（当然，劳动所得还受其他因素影响）。事实上，如果没有全球化，资本家只能在境内逐利，全球化则让其可以在全球范围内逐利，同时还可能逃税或避税。显然，全球化会增加资本的回报。同样，根据斯帕托—萨缪尔森定理，贸易是基于相对比较优势的，它会提高一国丰富要素所有者的收入，降低稀缺要素所有者的收入。

另一方面，根据雁阵模型，劳动密集型产业由发达国家转移至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使就业发生跨国转移，导致西方国家产业空心化，收入阶梯下层的群体尤其是蓝领阶层受到损失，甚至失去工作。与此相关的是，在全球产业分工中，发展中国家丰富的劳动力主要生产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商品，而发达国家主要生产高附加值的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品。这些都意味着，发达国家拥有资本和科技的精英阶层获利。这样一来，前面提到的全球化带来了劳动份额的下降就不足为奇了（见图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