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锐:哈耶克、辉格史学与当代的史学话语
2021年07月30日  |  来源: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  |  阅读量:772214

20 世纪 70 年代以降,以哈耶克、米塞斯为代表的,强调经济领域去政府、去监管、大规模私有化、减少社会基本福利保障、突出金融资本地位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开始在世界范围内流行,并且极为深刻地影响着许多国家的政治、经济与金融政策。可以说,今日世界范围内出现的许多问题与症结,都与新自由主义的过度泛滥有关系。虽然中国在基本政治制度层面未受此思潮的影响,但在思想文化领域,许多旨在宣扬与传播新自由主义的著作被大规模译介到中国来,其中国本土衍生品更是层出不穷,哈耶克、米塞斯、波普尔等人的著作在大众传媒与学术生产机制的作用下不断地被“经典化”,甚至被赋予某种正面意义的道德标签。总之,从学术研究到大众传播,新自由主义实际上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1)

由于哈耶克等人的著作里并没有使用什么新档案与未刊史料,所以或许未被史学界业内人士广泛披览。但作为一种颇具传播力的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依然极为深刻地影响着当代中国的历史学话语。(2) 值得注意的是,它在该领域的传播主要并非通过研究者大量阅读哈耶克等人的原作,而主要依靠其在大陆拥有众多学术拥趸的港台服膺者的现身说法,以及在大陆出版的旨在宣扬其学说的小册子与公共写作来了解,所以就导致这种影响更为广泛且牢固,也很难被从文化政治的角度予以反思,尤其当这样的学术特征一旦与学术生产机制相结合,就更是如此了。

因此,如果想在今天中国与世界发生深刻变化的背景下实现名副其实的学术话语体系建设,就必须对这一流行数十年之久的意识形态之基本内涵与表现形式有较为深入的剖析。剖析不是简单的批判或否定,也不是有名无实的文献回顾,而是要从学理上揭示其理论来源与基本观点,分析其传播路径与之所以能够影响甚广的社会和经济基础。本文拟从历史学的角度,对此问题略做探讨。


01

历史与政治:哈耶克论历史学

从学理上来说,历史学在哈耶克的思想体系中应当具有颇为重要的意义。为了从各方面反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他强调所谓文明的秩序是一种自发的产物,它并非由政治权力人为塑造而成,而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借由人们的交往,特别是经济交往而逐渐演化形成的。在不断地调适过程中出现各种规则,并被生活于此秩序中的人根据其适应力而不断改进。因此,这种自发的秩序非常重视传统的权威性,反对根据某种外在的社会蓝图而有意规划其进程。(3) 按照这样的逻辑,历史学就显得尤为重要,毕竟,所谓传统的权威,所谓逐渐演进的过程,离不开历史记录与历史编纂。

但正如近代以来许多史学家所注意到的那样,随着启蒙运动以来各种意识形态呈现彼此竞逐之势,历史学很难摆脱不同意识形态的影响。而从人类史学史上来看,那种完全与广义的政治脱离的历史学更是缥缈难寻。因此,与其故作高调地宣称自己的历史研究完全超脱于政治而呈现“纯学术”的特征,不如直截了当地承认由于近代以来的历史学受到这些因素或显或隐的影响,所以要自觉地认识到那些意识形态话语的基本特征与核心诉求,这样才能在研究过程中对自己所使用的概念工具与分析框架有自觉而清醒的认识,在思考历史问题时尽可能地按照历史学自身的规范与逻辑,在一定的现实环境下对历史问题提出较为全面且自洽的观点。


奥地利著名经济学家哈耶克

作为长期战斗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人,哈耶克自然很了解历史学的作用与影响。在一篇宣读于1944 年二战结束前夕的名曰《历史学家与欧洲的未来》的论文中,他认为,要想挽救在战争中堕落的欧洲文明,就必须关注德国的情势,努力让德国重新回到欧洲的怀抱。其中,给德国的社会意识形态进行大换血至为重要。他分析说,假如德国战败,其国内可能会呈现出除了在反对纳粹这一点上颇显一致,其他方面很难形成共识的怀疑与消极的思想氛围,因此对于战后德国的思想改造就应该更为细致。应该采取怎样的办法?哈耶克强调:“毋庸置疑,在那种所谓的‘对德国人的再教育’的过程中,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历史学家将发挥一种决定性的作用。”(4) 因为在他看来,德国之所以走到如此地步,该国的历史学家要负重要责任:“19 世纪的德国政治史家在推动人们崇拜强权国家并传播那些扩张主义思想的方面所起到的那种作用,几乎不论怎么评估都不会过头。而我们知道,正是人们对强权国家的崇拜以及那些扩张主义的思想造就了现代德国。”他甚至断言:“即使是纳粹意识形态中某些最令人憎恨的特点,也可以追溯到德国历史学家那里去。因为一如我们所知,尽管希特勒本人很可能从来就没有读过那些历史学家的论著,但是他是在那些历史学家所支配的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各种种族学说的情况尤其如此;尽管我相信这些种族学说最初是德国历史学家从法国学者那里继受而来的,但是它们主要是在德国得到发展的。”(5) 哈耶克的这番话,不禁让人想起顾炎武在《日知录》里将西晋灭亡归咎于正始玄学,将明代灭亡归咎于姚江之学。如果今人认为亭林此论实乃苛责古代知识分子,让其担负起“政治的重担”,那么对于哈耶克如此这般地深挖现代德国人行为的“思想根源”,不知又将做何感想。毕竟如果按照哈耶克的标准,德国从兰克以来的史学传统都将成为被批判的对象。因为兰克在著名的《论列强》一文里声称,历史研究要善于“考察研究整个欧洲范围内所有民族国家的民族精神之复兴”,并强调法国大革命之后,“最主要的事件是国民性得以重建、复兴和全面发展。国民性自觉地进驻到这些国家,而国家没有国民性则是无法存在的”。(6)

既然哈耶克相信历史学对形塑现代德国的大众意识形态起到如此重要的作用,那么就必须重视历史研究的价值观与解释权。哈耶克强调:
毋庸置疑的是,历史学家本身的影响却是最为重要的。此外,人们也有种种理由相信,历史学在未来的影响,不论好坏,都会大于它在过去的影响。大多数传统在延续过程中的完全断裂,本身就可能促使人们重新诉诸历史以探寻那些能够为未来的发展提供基本基础的传统。一如我们所知,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发生的所有不幸事件的前因后果或发生方式,以及那些会引起公众热切关注而且还几乎肯定会成为政治分歧之焦点的疑难问题,都将成为历史学家在书写历史时所需要探讨的问题。(7)

可见,哈耶克从政治发展的角度,将历史学置于极为重要的地位。他相信,历史学的功效不在于解释过去,而在于影响未来,不同的历史解释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现实中存在的不同政治观点冲突的折射。因此,为了让未来的发展符合他所期望的样子,就必须牢牢掌握历史学的话语权,使历史学从理论前提、研究方法、研究领域、价值立场等方面,都能在新自由主义的框架之下进行。就德国而言,哈耶克断言,关于那些极可能影响未来政治走向的对该国过去发展史的评价,“这些讨论所造成的结果究竟是新的政治神话还是某种近似于真相的东西,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德国人民会听取其意见的那个历史学家群体的所作所为”(8)。

当然,哈耶克向来宣扬应减少政府部门在社会领域中的作用,以此来保证所谓“自发秩序”能够有效地运转,那么在分析历史学时,他自然不会直截了当地强调要从现实政治的需求出发去研究历史,毕竟这样太“政治不正确”了。所以他声称:“我们所能够希望的最好情况(以及我们在德国以外所能够做的唯一有助益的工作),就是历史学家们在书写那种会影响到德国人思想方式的历史的时候,会诉诸一种探寻真相的真诚,而不会屈从于任何权力机构、民族、种族和阶级等因素的影响。由此可见,历史绝不能成为国家政策的一项工具。”(9) 这番说辞乍看之下,很可能会给不少人士一种大义凛然之感,并将其与“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样的格言联系起来。但正如哈耶克自己在分析政治体制问题时所说的:“一个民主的政府有可能是一个全权主义的政府,而一个独裁的政府则有可能按照自由原则行事。”(10) 那么极有可能的情形是,他并非反对一切权力机构与阶级因素对历史研究的影响,而只是反对他不认同的权力机构与阶级力量。因此,他一面声称要让历史研究摆脱国家政策的影响,一面又希望通过“恢复德国历史学家和其他国家历史学家的联系”来使后者不断地影响前者。(11) 因为在他看来:“如果历史教育不传达某些默会的或明确的判断,那么它就不可能有效;因此,它的效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它所适用的道德标准。”(12)

既然如此,那些在历史与现实当中存在的“道德标准”,难道不是诞生于一定的权力机构、民族与阶级之中么?其实哈耶克也并不否认这一点。他强调在今日研究历史,需要借鉴以 19 世纪英国史学家阿克顿为代表的辉格主义史学,特别是继承发扬后者的道德理想与政治主张。而正如其名字(辉格主义源自英国政治当中的辉格党)所揭示的那样,辉格主义史学其实与近代英国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根本没有自外于国家政策。而如果熟悉史家巴特菲尔德在《历史的辉格解释》中的观点,即辉格主义为了彰显某种道德目的与政治主张而有将复杂的历史现象简单化的倾向(关于辉格主义史学的分析详见下文),(13) 那么就不会认为哈耶克重拾辉格主义史学旗号,是意在避免国家政策影响历史研究,而会发现他是希望通过重新对这些概念进行界定,来在历史研究中注入他所强调的那些政治意识形态。所以他认为:“对真相的最高尊重无论如何都不会与那种在我们判断历史事件的时候适用极为严格的道德标准的做法相冲突的。”(14) 他甚至强调:“正是由于历史学家——不论他是否情愿——都在形塑未来的政治理想,所以他本人就必须接受那些最高理想的指导并且不受当下政治纷争的影响。”(15) 可见,哈耶克其实从不讳言历史学与广义的政治之间的紧密联系,否则他也不会主张让研究者在展开学术工作时必须接受所谓的“最高理想”的指导,至于这些“最高理想”究竟属于“真谛”还是“俗谛”,那就要以他所服膺的辉格主义为标准来做判断了。而把“最高理想”与“当下政治纷争”做切割,其实也是一种颇为高明的话术,即将那些他反对的政治主张都视为不具有规范意义的“当下政治纷争”,同时却将辉格主义视为“最高理想”。但只要对 19 世纪英国政治史有所了解的话,就会发现辉格主义在具体的政治场域里也只是“当下政治纷争”的一种表现形式罢了。甚至随着英国自由主义者汲取越来越多社会主义的要素而成为“进步自由主义”,辉格主义在政治上的影响其实也在不断减弱。(16) 总之,从这篇论文可以看到,哈耶克是如何颇具匠心地运用一系列概念工具与话语手段去论证历史学与政治之间关系的。

革命中的辉格党人

有论者认为,哈耶克在这篇论文里首次提出要成立一个旨在宣扬新自由主义的学术团体。不久之后,著名的朝圣山学社宣告开张。(17) 1954 年,该学社组织出版了一本名曰《资本主义与历史学家》的论文集(关于此书的分析详见下文),在此书的导论当中,哈耶克进一步阐述了他心目中历史学应当起到的作用。

哈耶克认为:“政治舆论一向、并将永远与人们对历史事件的看法紧密相连。”(18) 因此“历史记录者对于民意的影响,很可能比那些创造新理念的政治理论家的影响更持久,也更深刻。而那些获得社会广泛认可的新理念,似乎也通常不是比较抽象的理论,而是对具体事件的解释。就此而言,历史学家比起理论家来,对于民意的影响要更直接一些”(19)。既然如此,哈耶克就提醒以历史学为业者,切不可天真地以为自己的研究是脱离社会的“纯学术”,而应有意识地介入当代的意识形态论争当中去:

从一开始,在决定什么样的问题值得回答的时候,就已经涉入了个人的价值判断。面对一个时期的历史或一系列的历史事件,如果没有关于社会过程的复杂关系的种种理论,如果没有一定的价值观,能否写出这段历史,实在是大可怀疑的。历史编纂,是与历史研究有所区别的,我们起码可以说,它是一门具有强烈艺术色彩的科学;如果试图编纂历史的学者没有明确意识到,他的任务就是按照一定的价值观对历史进行解释,那么,他即使获得了成功,也就只能是自欺欺人,成为他没有明确意识到的偏见的牺牲品。(20)

在这里,哈耶克明确强调,如果史学家在写历史的过程中没有“按照一定的价值观对历史进行解释”,那么就很难被视为一位合格的史学家。这样一来,评价某一历史著作是否优秀,那就要看其是否能符合一定的价值观。因此,哈耶克再次抬出以阿克顿为代表的辉格主义史学,甚至认为即便后者在研究水准上有缺陷,那也只是“大醇小疵”而已:

“辉格党人的历史学”从某些角度看是否确实是“错误的”历史学,这个问题恐怕还不到盖棺论定的时候。不过,我们这里无法进行探讨了。但它创造了 19 世纪那种有利于自由主义的氛围,这种正面效应是无可置疑的……它或许没有在所有方面都达到现代历史研究的水平,但它让几代人从小就真切地感受到了他们祖先为他们争取到的政治自由的价值所在,并且成为他们维护这一伟大成就的指南。(21)

很明显,哈耶克认为一部好的历史著作只要能起到向大众传递特定的政治意识形态与价值立场的功能就可以了。在这个意义上,他确实是洞察到了历史学对于社会的影响。而且说得如此直白,可见其毫不“虚伪”。但也正因为如此,人们对那些基于哈耶克式的自由主义立场来进行的历史研究需要有足够的警惕。谁晓得他们是在搞历史,还是在搞政治?


02

辉格史学及其私淑

哈耶克反复强调历史研究要充分继承辉格史学的传统,这一点十分值得注意。因为在 20 世纪的史学理论当中,辉格史学要么被认为由于过度浓烈的古典自由主义立场而导致对历史的认识显得单薄,要么被批评为带有比较明显的西方中心主义。在被哈耶克所称颂的阿克顿那里,历史学本来就要与政治保持较为紧密的联系。他认为:“政治科学就像河沙里的金子一样,是一门在历史川流中积淀而成的科学。历史知识记录经验所揭示的真理,作为一种指导行动的工具和创造未来的力量也是极为实用的。”(22) 换言之,没有政治意识的历史研究,很难称之为好的研究。特别是在近代史领域,阿克顿长期致力于此,他声称:“近代史的每一部分都包含许多无价的教训,在一个与我们的生活环境极为相似的社会里,如果我们不知道如何从榜样和先辈的教导中获益,就必须花很大的代价从经验中得到教训。”(23)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克顿

正是秉持这样的观点,在著名的《近代史讲稿》中,阿克顿从古典自由主义立场出发,不断从中世纪以来的历史里寻找能彰显这一意识形态的要素,同时以此为标准来臧否古今人物。他认为13 世纪晚期出现的“良知心理”有助于让个体产生对抗外在权力的诉求,面对国家力量的日渐强盛,西欧各个利益团体开始寻求抵抗之道,以此保护各自的自由。对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早期海外殖民活动,他称此乃向外传播“文明”的重要时刻。对于西班牙殖民中美洲的头目科尔特斯,阿克顿赞赏其“不仅在征服者中最具英雄色彩(因为其中不乏优秀的士兵),也是一位有教养的人,细心地将文明所需的动植物引入殖民地。同时,他还是一位有能力在不用宗主国帮助的情况下统治各个种族的政治家”(24)。而西方列强对中南美洲的殖民,阿克顿认为这使得“受到传教士教导与规训的土著是一套精致法律的保护目标,这就解释了他们对宗主国的依附”(25)。

当然,更让阿克顿极力表彰的自然是英国革命。他强调英国清教徒的指导思想向世界传递了巨大的思想财富,并深刻影响着后来的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甚至“作为普遍真理而非英国的出口产品,征服并传遍万国”(26)。而作为英国革命产物的辉格党,更是被阿克顿赋予许多正面评价。他指出:“这个党派最为关键的内核是妥协”,“他们与英国社会中庞大的利益团体,与商界、银行界和城市联系在一起,与进步但排他的、致力于私人而非国家目标的力量相联合”。(27) 关于英国革命本身,则被他视为“这是英语民族最伟大的成就”,“它根据契约建立国家,确立破坏契约要被剥夺王位的原则”。如此这般之后,“有条件的服从与反抗的权利成为新的法则。权威得到了限制、规训和控制”。(28) 而美国革命虽然表面上是在反抗英国,但同样被阿克顿编织进这一自由主义蓬勃壮大史的叙事里。他认为美国革命之后出现的联邦主义,“创造出了目前世界上最强大、最繁荣、最智慧、最自由的共同体”(29)。与之相反,他声称普鲁士与俄罗斯的兴起,尤其是在这两个国家盛行的理念——“政府是民族思想的主导,是财富的推动者、知识的导师、道德的守护者,是人上升运动的主要动力”,将成为“盎格鲁-撒克逊种族要面对的最大危险”。(30)

由此可见,以阿克顿为代表的辉格史学,基本上就是将古典自由主义作为核心立场而展开的历史叙事,它着眼于挖掘能够支撑起论证古典自由主义之所谓普世性与光辉性的史事,将中世纪以来的欧洲历史进程描绘成自由主义不断发扬光大的历史,并用以史为鉴的方式提醒人们对那些威胁自由主义的力量必须予以警惕,还通过评价不同时期的不同政权,凸显英国式的政治精英之间相互妥协、避免大规模革命运动的历史遗产,实为人类政治文明之高峰。

到了 20 世纪,全球范围内社会主义运动风起云涌,尤其是欧洲许多自由主义政治势力为了回应时代变局,不断从社会主义理论中汲取资源。针对这一现象,对社会主义向来不抱好感的哈耶克等人心急如焚,不断著书立说宣传自己的那套主张。如果说在阿克顿生活的时代自由主义的声势还足够大,因此只需从正面表彰即可,那么到了 20 世纪,特别是一战之后,包括哈耶克在内的奥地利学派就开始反复强调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制是危害自由主义的祸首,而且那些吸纳了不少社会主义内容的自由主义不能再被视为正统。奥地利学派的学者们需要以经济学(主要是表彰私有制)为中心,旁及政治、历史、文化领域,对社会主义展开全方位的批判与攻击。

奥地利自由主义学派奠基人米塞斯

比哈耶克成名更早的米塞斯虽然并未撰文专门讨论历史学,但其论著当中也透露出不少他对历史的看法。在其代表作《人的行为》一书里,为了强调私有制的重要性,米塞斯认为,“直到现在,一切文明都是基于生产手段的私有”。具体到西方历史,“自中世纪以来,在西方文明的轨道上,大体上有一个总趋势,趋向于废除那些妨碍市场运作的法制”。而经济学家的重要使命就是揭示“市场经济是个长期的历史过程的产物”。因此,“一位历史学家或人种学家,如果在他的工作中,不知道充分利用经济学的成果,他的工作一定是很粗劣的”(31)。毋庸多言,这番话就等于为历史学的基本立场与研究内容设置了范围。

进一步而言,米塞斯相信:“西方文明的优越,是得之于对自由的关切,这是东方人生疏的一个社会理想。西方的社会哲学,本质上是自由哲学。欧洲以及欧洲移民和其子孙在世界别处所建立的社会,其历史的主要内容是争取自由的斗争。”(32) 当然,他所谓的“自由”,指的是基于私有制的经济自由,甚至就是有产者的自由。毕竟在他看来,“在自由市场上,失业总是自愿的”,而由国家制定政策保障就业,“这就等于消灭所有的自由”(33)。

基于此,米塞斯就如是总结近代西方实力增长的原因:

西方人的积累资本比别国发动在先,这是因为他们很早就在政治和法律方面创立了一些有利于大规模储蓄、有利于资本积累的投资环境。因此,到了 19 世纪中期,他们所享受的福利,已经大大超过那些较穷的民族和国家,这些民族和国家未能以谋利的资本主义观念完全代替掠夺的黩武主义观念。(34)

阿克顿的历史叙事还承认近代西方海外殖民扩张对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性,虽然是以正面的评价去叙述的,而米塞斯反而宣称近代西方的发展主要是因为建立了适合资本积累的投资环境,完全不提通过殖民扩张来赚取原始积累,也不提殖民地经济对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性。甚至在他看来,不是西方列强在扩张,而是“较穷的民族和国家”在掠夺。从历史进程来看,这真不知该从何说起。但是,如果从奥地利学派旨在对抗社会主义这一点来看,就完全可以理解了。毕竟在马列主义的著作中,分析近代列强从资本主义到帝国主义的发展史是重要组成部分。相似的,既然马列主义强调帝国主义对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支配与掠夺,那么米塞斯自然就要极力反对。在他看来:“那些落后地区的人们,如果没有外国资本的帮助,让他们自作自受,他们将需要很多很多的时间来改善他们的生产、运输和交通方法。”他还认为没有近代西方势力遍及世界其他地区,那些地区将难以实现发展:“西方给予东方的,不仅是工艺的和医学的知识,也给予一些可以直接应用这些知识的资本财。东欧、亚洲和非洲的这些国家,由于外国资本的输入,也就能够提早收获现代化工业的成果。”(35) 照此观点,马列主义著作中的反帝反殖论述,自然就显得无中生有、多此一举。

对于米塞斯而言,社会主义思想中对他所极力维护的资本主义生产秩序“危害”更大的,莫过于剖析资本主义体制下资本家对劳动者的剥削,揭示后者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惨状。为了回应这样的论述,米塞斯就强调工业革命之后的资本主义生产秩序非但没有剥削与压迫,反而让工人获益匪浅。他声称:“工厂的老板没有力量强迫任何人来做工。他们只能雇用那些愿意在现行工资率下做工的人们。这些工资率虽然是低的,可是比这些贫民在任何其他途径所可赚得的要多得多。”(36) 因此,他认为工人阶级应该安于在资本主义体制下的工厂里工作,国家也不要过分强调劳资矛盾,更不应采取劳动立法的方式来提高工人待遇。因为如果工人的工资提得过高,就会造成“资本的积累延缓”,这就会造成“对某些工资收入者赋予特权而以其他一些工资收入者作牺牲”(37)。当然,如果把老板也视为领工资的一分子,那么工人待遇得到改善,老板“工资”自然就少了。可是只要稍有社会经验,大概就会明白米塞斯这番用学术语言包装的话语究竟想表达什么。

问题不在于辨别米塞斯的这些观点是否正确,而是要注意到为了抵御他眼中妨碍“自由秩序”的社会主义,他主要从哪些角度来进行论辩,这对于历史研究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或许是对米塞斯的回应方式心有戚戚焉,1954 年,在前文提到的由哈耶克主编的《资本主义与历史学家》一书里,那些作者旨在继承发扬辉格史学的传统,为了替他们心目中的“自由秩序”做辩护,遂从各个角度出发去论证:由资产阶级主导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并未造成工人阶级生活质量严重下降,反而提高了工人阶级的人均寿命;丰富了工人阶级可以享用的商品;与农业社会相比,工人的收入其实是在提高;总而言之,在资本主义体制下,资本家固然获利甚丰,但工人阶级的整体生活状况也在水涨船高。因此,其中一位作者甚至强调:“现代历史著作,从来没有直接面对工厂立法对生产活动的影响这一问题。这些法律显然付出了牺牲生产力的代价。毫无疑问,从社会的角度看,这种代价可能是可以接受的,但经济上的损失也是不能忽视的。对于童工,其影响则不仅仅限于他们失去了工作,他们还失去了培训,因而也就失去了成年时需要的技能。”(38) 值得一提的是,关于早期资本主义生产中大量使用童工,作者为其辩护的角度颇为清奇:“在工厂制度使物质财富能够实现普遍增长之前,限制童工的做法只能给工人阶级家庭更添一层苦难。据我所知,从来没有人认真地考虑形形色色的工厂立法使童工失去工作后给他家庭带来的损失。”(39) 可见,作者基本上只从生产力的角度来分析资本主义,认为只要生产力提高了,工人阶级自然也能分到更多的羹。更有甚者,从纯生产力的角度来看,认为童工也没什么不当之处,况且趁着年纪轻,还能边干边学,使劳动技能比成年工人更快地提高,这样将成为更有效率的劳动力,既能为生产力的发展做贡献,又能赚钱补贴家用,何乐而不为。在这样的分析框架里,那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当中显而易见的剥削与不平等,自然就不会受到任何关注。
事实也正是如此。这本论文集的作者除了为资本主义体制辩护,还以许多篇幅来批判当时的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的厌弃态度。在这些作者看来,正是由于这些不明就里的知识分子不断批评,才使资本主义的形象越来越负面化,以至于让人们看不到工业革命之后的资本主义生产其实也使工人的生活得到许多“改善”。此外,这些作者还指责那些批判资本主义的知识分子对资本家缺少足够的同情,声称:“他们一直在记录那些成功企业所获得的利润,而没有相应地记录那些失败的企业所蒙受的损失。”(40) 他们质问那些批判资本主义的知识分子:“过去一百年间工人生活条件的巨大改善,被人们普遍地归功为工会的压力和善良法律矫正邪恶的资本主义体制的结果。然而我们倒想问,如果没有这一邪恶的体制所取得的成就,是否照样也会有这些改进?”(41) 这些作者甚至认为,之所以会有批判资本主义的知识分子,主要是因为他们羡慕商人在社会当中的重要性,“知识分子所曾享有的优先地位却被‘经理’阶层抢走了,知识分子目前的心态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用他们的自卑情结来解释”(42)。可见,为了替资本主义与私有制辩护,进而达到抵御社会主义思想传播的目的,辉格史学的私淑弟子们可谓绞尽脑汁。但是人们不禁要问,如果说批判资本主义的知识分子是出于对商人(其实应该是“大商人”才对)的嫉妒,那么为资本主义极力辩护的知识分子又是出于什么动机呢?联系到二战之后右翼思想与美国富豪阶层操控的保守主义智库之间的紧密关系,或许答案也就不那么难找到了。(43)

 

03

哈耶克与当代中国史学话语

近代中国第一位较为系统地接受哈耶克思想的人当数改组派大将顾孟余的亲信周德伟。20世纪 30 年代留学英国期间,周德伟曾听过不少哈耶克讲授的课程,受哈耶克指导阅读西方经济学著作,同时经哈耶克介绍他与米塞斯等人认识。(44) 但周德伟的论著长期以来并不流行,因此他对于当代中国思想与学术的影响比较有限。

中国著名自由主义学者林毓

真正在当代中国思想与学术界产生一定影响的,是 20 世纪 60 年代赴美留学期间与哈耶克有过不少交往的林毓生。早在那一时期,他就开始向中文世界介绍哈耶克的学说。比如在与其师殷海光的通信中,他反复表彰哈耶克的学说,将其描绘成自由主义的翘楚,这让困处台湾的殷海光觉得“彼之思想除把握着正统的英吉利 liberalism 以外,实兼有海洋与大陆学派两方面的长处”(45)。虽然殷海光可能并不太清楚哈耶克对以法国为代表的欧洲大陆理性主义思潮长期持批判态度,认为此乃造成社会主义思想蔓延之先导。而殷海光继承五四以来批判中国传统的风气,更是与哈耶克强调重视传统、重视由传统而生的自发秩序的观点颇为歧异。

1965 年,哈耶克对中国台湾进行访问,为了替此次活动做宣传,林毓生在当时影响极广的《文星杂志》上撰文介绍哈耶克。他声称:“20 世纪是西方文明的基础——自由的价值与自由的制度,受到左右两方面严重威胁与挑战的时代。从左面进逼的威胁与挑战是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从右面进逼的威胁与挑战是法西斯主义。”在此背景下,“从横逆中挺拔出来以保卫并更新自由主义思想和制度的,大有人在。哈耶克教授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林毓生称赞说:“哈耶克教授的思想,博通深邃,一以贯之,‘气象笼罩着整个自由世界的存亡,思域概括着整个自由制度的经纬’。他是一个着眼于整个人类的前程,并有极坚定理知勇气的思想家。”(46)

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林毓生的著作开始在中国大陆流行起来。特别是《中国意识的危机》与《中国传统思想的创造性转化》两本书,对包括史学界在内的中国大陆学术界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如果说哈耶克等人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批判社会主义,主要着眼于论证资本主义与私有制对普通劳动者的正面影响,进而强调社会主义思想当中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皆为欲加之罪,那么在林毓生那里,他主要继承了哈耶克在知识论方面的观点,以及对于社会演化、自发秩序与传统之间复杂关系的分析。在《自由宪章》一书里,(47) 哈耶克认为:“一个自由社会之所以能够起到有益的作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那些自由生长起来的制度。倘若我们对已经形成的社会制度、风俗习惯以及源自长期规定和古代传统的那些对自由的保障,不是怀有一种真正的敬畏之情,那么便谈不上对自由的真正信仰,也不会成功地使一个自由社会运作起来。”(48) 他以此区别所谓“理性主义”,后者过于“迷信”个人主观的判断,对以个人理性来改造社会过于乐观,为了实现理性所设计的蓝图而使用强制手段。哈耶克认为这很容易导致滥用理性、毁灭理性。当然,其最终目的是借此来批判和否定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有企业与计划经济。

林毓生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哈耶克的这些观点。他认为所谓“中国意识的危机”就体现在近代以来不少人有一种“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习惯,他们坚信“要振兴腐败没落的中国,只能从彻底转变中国人的世界观和完全重建中国人的思想意识着手。如果没有能适应现代化的新的世界观和新的思想意识,以前所实行的全部改革终将徒劳无益”。(49) 而这样的思路,很容易形成一种“整体观思想模式”,即认为“中国的传统社会和文化应该作为一个有机式整体而予以全部拒绝”。(50) 这样的思维模式,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降知识分子思考中国问题时常用的路径。以此为分析框架,作者以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的陈独秀、胡适与鲁迅的思想为例,揭示其激烈反对中国传统的思想脉络。

当然,作者如果只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进行专题研究的话,《中国意识的危机》一书的影响恐怕不会这样广。在绪论中,作者认为:“20 世纪中国思想史的最显著特征之一,是对中国传统文化遗产坚决地全盘否定态度的出现与持续。虽然共产主义革命在改造国家和社会方面取得了成就,但新秩序与传统文化遗产的关系,仍然悬而未决,暧昧不明。”“这种当代的文化暧昧性(或当代的文化危机)的直接历史根源,可以追溯到本世纪初产生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根源的特定性质,尤其可以追溯到 1915—1927 年五四时代知识分子所具有的特殊倾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中,又重新出现五四时代盛极一时的‘文化革命’的口号而且发展成非常激烈的 1966—1976 年的‘文化大革命’,这绝非偶然。”(51)

很明显,作者之所以研究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反传统思想,最终是为了解释“文革”。在作者看来,“作为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在他的公开的论述中没有经常强调以思想文化作为解决问题的方法。但在某种程度上,却是以整体观和全盘性反传统形式借思想文化作为解决问题的途径——这是五四时期的综合表现”(52)。既然在哈耶克式的自由主义方案中需要重视传统、反对基于理性的整体观,那么这样来解释五四新文化运动,包括作者眼中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一脉相承的文革,当然也就可以看成在解释为何哈耶克式的自由主义在中国难以“落地生根”——因为从五四时期开始,中国人已经走在“错误”的道路上了。这就给希望在那个年代里试图“重新反思”近代以来中国历史进程的人士提供了一个可操作性极强的思路。而关于历史的发展,作者揭示的“正确”路径则是:“自由、理性、法治与民主不能经由打倒传统而获得,只能在传统经由创造的转化而逐渐建立起一个新的、有机的传统的时候才能逐渐获得。”(53) 在这样的观点下,中国传统之所以重要,只是因为按照哈耶克的政治方案,自由主义不能简单否定传统,否则就会使由传统的演进而“自发”形成的权威遭到破坏,容易让以“借思想文化解决问题”之形式出现的理性主义的整体观来填补空白。

在《中国传统思想的创造性转化》一书里,林毓生经常向中文世界的读者介绍哈耶克的思想。例如他强调:“自由的秩序是自动自发地演化而得的,不是任何人设计出来的。”(54) 具体说来,这样的秩序需要一种长期形成并具有普遍性与抽象性的权威。权威需要传统的架构来支撑。人们服膺这种权威,并非出于被迫,而是心甘情愿。对这种权威的主要威胁,则是那种强调整体性与具有乌托邦性质的思想。因此,作者认为要想在中国实现自由主义秩序,需要将中国传统当中能为自由主义思想提供支撑的部分进行创造性转化,以此来夯实自由主义的思想基础,避免那些主张整体性变革的思潮再次流行起来。

在实践层面,作者声称:“自由主义,由于本身的特性使然,只能以渐进的积累方式进步。它不像革命,可以使历史发生(至少是表面上的)急遽的变迁。”具体到现代中国,“革命必须集中权力,统一指挥,如果能够成功,也只能产生新的政权与新的统治阶级,但不能建立法治。在没有法治与民主传统的中国,以渐进的方式利用前所未有的社会力量建立法治的基础或有成功的希望;但法治绝不能由急遽的革命方式产生。没有法治,当然绝不可能有实质的民主和自由”。(55) 毋庸多言,20 世纪中国是一个革命的世纪,革命需要有阶级基础,革命需要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因此,仅就历史研究而言,现代中国史学强调宏观地分析社会形态与社会基本矛盾,强调从近代以来全球秩序变迁的角度论述中国所面临的境遇,这些特征其实深受现代革命思想的影响,即希望通过研究历史来为当下的革命提供一个清晰且客观的时空坐标。因此,如果把所谓“渐进的积累”视为革命的替代品,那么这样的宏观思考与宏观叙事自然也就难以获得足够的支撑。更有甚者,一旦将革命与法治、民主切割开来,那么革命就极易被形塑为一个面目可憎的“他者”。这就进一步促使与革命实践息息相关的革命史范式被污名化。并且其替代品——或是冷战时期滥觞于美国的现代化范式,或是放弃了宏观思考的微观个案研究,或是为了旨在寻找传统的权威的保守主义叙事,就会越来越有市场。在这个意义上,以林毓生的著作为中介,哈耶克思想开始在中国史学研究领域日渐兴盛起来。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林毓生在给殷海光的信中称胡适为“长袖善舞”之徒,并感叹为何像胡适这样水平的人都能成为思想界领袖。(56) 但至少就推崇哈耶克而言,胡适似乎并不落后于林毓生。在冷战时期,不断攻击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胡适开始阅读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并认为“此是自由主义的现代名著,以其最不合时宜,是故对症最良之药”(57)。1954 年,胡适专门撰文评介此书。哈耶克在这本书中认为只要在经济生产领域涉及计划,那么就开启了通往“奴役之路”的洪水闸门。因此要坚持资本主义体制下的私有制,这样方能保证“个人自由”。对此胡适颇能心领神会。他认为:“这本名著的用意,就是根本反对一切计划经济,反对一切社会主义。一切计划经济都是与自由不两立的,都是反自由的。”他甚至主动忏悔早年间曾相信吸纳了不少社会主义思想的进步自由主义:“我今天对诸位忏悔的,是我在那时与许多知识分子所同犯的错误;在当时,一班知识分子总以为社会主义这个潮流是将来的一个趋势。我自己现在引述自己的证据来做忏悔。”(58) 此外,或许是为了进一步表示自己的“忏悔”态度,胡适这样论述资本主义:

什么叫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不过是“勤俭起家”而已。我国的先哲孟子说:老百姓的勤苦工作是要“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老百姓的辛勤终岁,只是希望在年成好的时候能吃得饱,年成不好的时候可以不至于饿死。这怎能算是过分的要求?但这个要求可以说是资本主义的起点。我们再看美国立国到今天,是以什么为根据的?他们所根据的“圣经”是《佛兰克林自传》——一部资本主义的圣经。这里边所述说的,一个是“勤”,一个是“俭”。“勤俭为起家之本”。老百姓辛苦血汗的所得,若说他们没有所有权是讲不通的。从这一个做起点,使人人能自食其力,“帝力何有于我哉!”这是资本主义的哲学,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哲学。(59)

就算是为资本主义辩护,至少在米塞斯的《人的行为》与哈耶克主编的《资本主义与历史学家》里还有一些经济学层面的分析,并意识到要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农业社会进行区分,而胡适却把孟子所描述的农业社会里的生活状况等同于资本主义,这着实令人感到错愕。进一步而言,早在 20 世纪之初,赴美游历的梁启超就十分敏锐地观察到美国已经进入了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生产资料不断集中,托拉斯、辛迪加、卡特尔这样的垄断组织纷纷出现,许多小企业要么被兼并,要么破产。(60) 可是把美国当成第二故乡的胡适却似乎对此视而不见,偏要把资本主义说成“老百姓辛苦血汗的所得”,不知是否在他看来,当时那些著名的美国资本大鳄都只是普通老百姓而已。所谓“人人自食其力”,只需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经济危机稍有涉猎,大概也就不会如此乐观了。可见,胡适是在用一种十分庸俗的方式来传播哈耶克的思想,或者说,为了传播便利,他主动将看起来还比较高深的哈耶克思想庸俗化。当然,更有可能的情况是,就像《资本主义与历史学家》一书的作者极力证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不存在剥削与压迫,胡适也要用此方式向中国人宣扬同样的思想,以此来为退居台湾的蒋氏集团及其背后的美国势力鼓吹辩护。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取得了一定的功效。因为胡适的这种政治意识,包括他对资本主义的理解(如果这能称之为“理解”的话),已经深深地嵌入了晚近的历史研究当中。


04

结语

在那本被林毓生极力称赞的《自由宪章》一书里,哈耶克开宗明义地说道:

在争取世界各民族的道德支持的竞争中,谁缺少一个强有力的信念,谁就会处于劣势。怀疑自己的理想和所获成就的价值,只考虑如何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这长期以来就是西方知识分子的态度。然而,这种情绪无助于赢得追随者。我们若想在这场大竞争中获胜,就必须首先自己搞清楚,我们的信仰是什么。我们还必须清楚我们想维护什么,如果我们不想让自己误入歧途的话。我们同其他民族的交往同样要求我们必须阐明我们的理想。今天,对外政策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哪种政治哲学将取得胜利的问题。我们的文化能否存在下去可能取决于我们能否在世界上将一股足够强大的力量团结在一个共同的理想之下。(61)


哈耶克认为哪一种政治力量能够胜利的背后是“哪种政治哲学将取得胜利”,按照林氏的高论,不知这算不算另一种形式的“借思想文化解决问题”。但不管怎样,哈耶克在这里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要想在冷战时代的政治斗争中取得胜利,就必须不断地完善自身的政治哲学。哈耶克的大部分著作都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因此,对于本文第一节所分析的哈耶克对历史学的看法,也就不会感到奇怪了。


但关键不在于意识到哈耶克主张历史学要与特定的政治主张建立紧密联系,而在于要分析他以及与他立场相似的人是如何在不同的具体情境与具体领域中贯穿这一点的,这对于理解当代史学的基本特征尤为重要。哈耶克推崇的阿克顿身处大英帝国称霸全球之日,因此能够较为自信地从正面表彰古典自由主义。到了米塞斯生活的时代,面对社会主义思想影响越来越广的形势,他必须不断回应社会主义思想主张的内容,这体现为他对西方文明基本特征做判定以及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做辩护。而到了哈耶克活跃的时代,冷战格局已经形成,因此需要进一步批判已经存在并一度蒸蒸日上的社会主义阵营,同时更为详细地论证资本主义的优越性。所谓继承以阿克顿为代表的辉格史学,其最终目的不外乎此。随着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内部发生了许多变化,以哈耶克门人自居的林毓生将分析重点转向中国近代思想史,并把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反传统思潮与他眼里的现代中国“乌托邦”实践相联系,将所谓渐进式改革上升到与革命运动迥然有别的另一种历史可能性,形成了一套极具影响的历史叙事。其中,当然也少不了胡适的思想再度流行。正是由于这些因素的多层次影响,当代的史学话语就呈现出那些众所周知的特征。其实人们似乎不必过于从史学内部的规范出发去评判这些特征,毕竟在哈耶克眼里,研究和书写历史也就是广义的搞政治。如果对晚近数十年的各种政治意识形态不甚了解,那么能在多大程度上识别并反思这些,实在不容乐观。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今天,如何建立新的史学话语体系,也就成为一个十分迫切与严峻的问题了。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本文注释

(1) 汪晖:《中国“新自由主义”的历史根源——再论当代中国大陆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载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 世纪的终结与 90 年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8 年版,第 98—160 页。

(2) 关于这一点,参见 [美] 李怀印:《重构近代中国:中国历史写作中的想象与真实》,岁有生、王传奇译,中华书局 2013 年版, 第 244—256 页。

(3) [英] F.A. 哈耶克:《致命的自负》,冯克利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7—27 页。

(4) 哈耶克:《历史学家与欧洲的未来》,载 [英] 冯·哈耶克:《作为一种发现过程的竞争——哈耶克经济学、历史学论文集》,邓正来译,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05 页。

(5) 哈耶克:《历史学家与欧洲的未来》,第 106、107 页。

(6) 兰克:《论列强》,载 [德] 列奥波德·冯·兰克著、[美] 罗格·文斯编:《世界历史的秘密:关于历史艺术与历史科学的著作选》,易兰译,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97 页。

(7) 哈耶克:《历史学家与欧洲的未来》,第 107 页。

(8) 哈耶克:《历史学家与欧洲的未来》,第 109 页。

(9) 哈耶克:《历史学家与欧洲的未来》,第 109 页。

(10) 哈耶克:《自由社会秩序的若干原则》,载 [英] 冯·哈耶克:《民主向何处去?——哈耶克政治学、法学论文集》,邓正来译,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205 页。

(11) 哈耶克:《历史学家与欧洲的未来》,第 110 页。

(12) 哈耶克:《历史学家与欧洲的未来》,第 111 页。

(13) [英] 赫伯特·巴特菲尔德:《历史的辉格解释》,张岳明、刘北成译,商务印书馆 2019 年版,第 64—78 页。

(14) 哈耶克:《历史学家与欧洲的未来》,第 111 页。

(15) 哈耶克:《历史学家与欧洲的未来》,第 121 页。

(16) 关于 19 世纪下半叶英国在劳工运动风起云涌的背景下,英国自由主义者如何汲取社会主义思想,参见 [英] 迈克尔·弗里登: 《英国进步主义思想:社会改革的兴起》,曾一璇译,商务印书馆 2018 年版,第 58—125 页。

(17) [英] 阿兰·艾伯斯坦:《哈耶克传》,秋风译,中信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39—145 页。

(18) 哈耶克:《导论——历史学与政治》,载 [英] F.A. 哈耶克编:《资本主义与历史学家》,秋风译,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 第 1 页。

(19) 哈耶克:《导论——历史学与政治》,第 1—2 页。

(20) 哈耶克:《导论——历史学与政治》,第 2 页。

(21) 哈耶克:《导论——历史学与政治》,第 3 页。

(22) [英] 阿克顿:《近代史讲稿》,孙逸凡译,商务印书馆 2021 年版,第 1 页。

(23) [英] 阿克顿:《近代史讲稿》,第 7 页。
      (24) [英] 阿克顿:《近代史讲稿》,第 37 页。

(25) [英] 阿克顿:《近代史讲稿》,第 38 页。

(26) [英] 阿克顿:《近代史讲稿》,第 166 页。

(27) [英] 阿克顿:《近代史讲稿》,第 178 页。

(28) [英] 阿克顿:《近代史讲稿》,第 192 页。

(29) [英] 阿克顿:《近代史讲稿》,第 270 页。

(30) [英] 阿克顿:《近代史讲稿》,第 247 页。
(31) [奥]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人的行为》,夏道平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258、259、260、261 页。

(32) [奥]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人的行为》,第 272 页。
(33) [奥]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人的行为》,第 554 页。
(34) [奥]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人的行为》,第 462 页。

(35) [奥]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人的行为》,第 462 页。
(36) [奥]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人的行为》,第 569 页。
(37) [奥]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人的行为》,第 569、570 页。

(38) W.H.哈特:《19世纪初期的工厂制度》,载[英]F.A.哈耶克编:《资本主义与历史学家》,秋风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第 122 页。

(39) W.H. 哈特:《19 世纪初期的工厂制度》,第 120 页。
(40) 刘易斯·M. 哈克尔:《美国历史学家的反资本主义成见》,载 [英] F.A. 哈耶克编:《资本主义与历史学家》,秋风译,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58 页。

(41) 伯特兰·儒弗内尔:《欧陆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的态度》,载 [英] F.A. 哈耶克编:《资本主义与历史学家》,秋风译,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66 页。

(42) 伯特兰·儒弗内尔:《欧陆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的态度》,第 79 页。

(43) 关于这一点,参见 [英] 约翰·米克尔思韦特、[英] 阿德里安·伍尔德里奇:《右派国家:美国为什么独一无二》,王传兴译, 中信出版社 2014 年版;[美] 简·迈耶:《金钱暗流:美国激进右翼崛起背后的隐秘富豪》,黎爱译,新星出版社 2018 年版。

(44) 周德伟:《落笔惊风雨——我一生与国民党的点滴》,远流出版公司 2011 年版,第 349—351 页。
(45) 殷海光、林毓生:《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重校增补本),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 2008 年版,第 137 页。

(46) 林毓生:《中国传统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增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1 年版,第 372 页。

(47) 林毓生在 1962 年 4 月 25 日写给殷海光的信中说:“前几天学校的 Press 已把它送到,当即与我买来送您的海耶克先生的Constitution of Liberty(案:即《自由宪章》)一起挂号投邮了......海氏这本大著,是他毕生研究自由主义的精华......立论之谨严, 思想之周密,包罗之广博,与辨析之有力,恐怕自洛克以来无任何人能出其右。”参见殷海光、林毓生:《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 (重校增补本),第 82 页。由此可见,林毓生本人是颇为推崇此书的。

(48) [英] F.A. 哈耶克:《自由宪章》,杨玉生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95 页。

(49) 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穆善培译,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43 页。

(50) 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第 49 页。
(51) 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第 2 页。
(52) 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第 254 页。

(53) 林毓生:《中国传统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增订本),自序,第 6 页。

(54) 林毓生:《中国传统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增订本),第 87 页。

(55) 林毓生:《中国传统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增订本),第 163 页。

(56) 殷海光、林毓生:《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重校增补本),第 173 页。

(57) 万丽娟编:《万山不许一溪奔——胡适雷震来往书信选集》,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 2001 年版,第 64 页。

(58) 胡适:《从〈到奴役之路〉说起》,载潘光哲主编:《胡适全集:胡适时论集》第 7 卷,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 2018 年版, 第 269、271 页。

(59) 胡适:《从〈到奴役之路〉说起》,第 273—274 页。
(60) 梁启超:《新大陆游记节录》,载吴松等点校:《饮冰室文集点校》,云南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843—1848 页。

(61) [英] F.A. 哈耶克:《自由宪章》,第 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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