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格”范畴是一种反映自然、社会、思维形态多样性、象征性，概念语义整体性、动态性的意义范畴。在社会语言生活中，人们通过对风格“日常用语”“学科术语”基本类型的广泛运用实现对“风格”范畴本质属性与普遍联系的认知。本文主要讨论具有人文社会学科普适性范畴特征的“语言风格”概念，从历时与现代认知的角度关注其“整体格调和言语气氛”的结构语义表征。叶蜚声《话说风格》一文列举了西方学者关于“风格”的诸种界说，本文整理出五组意义相对集中的风格概念，并在中西风格理论视域下梳理五组风格概念的语义流变，比照汉语学界风格研究的主体认知，补充达成共识的理论依据，以探索“语言风格”研究的理论渊源，描述语义范畴从体裁风格(文体风格)到功能风格(语体风格)的功能衍化路径，即风格学学科生态衍化路径。

语言风格研究的理论渊源与功能衍化路径（论文精读）

（全文及参考文献见《当代修辞学》2021年第1期，第59-71页。本期推文为节选摘录，略有删减和编辑）

一、“风格”概念意义

一般意义上的“风格”概念，其语义本身凝聚了古今学者对“风格”术语内涵意义的认知。字面意义分而析之，“风”者，即动也。流则生气，动则成风。表现形态为一种流动、传动、浮动、移动、舞动、飘动、摆动、飞动；而“格”者，即传统的、既有的、配套的、成型的、成熟的、唯美的格式(模式、范式、定式、板式、类型、面貌、整体、合体等)。而“风”“格”概念意义合为一体、兼而达意，则表现为一种动与静、传承与创新的辩证统一。尊崇“风”，创新可成就其风格；恪守“格”，协同无数个体，整合则形成整体格调和气氛。发展、变化、平衡，再发展、再变化、再平衡，以至无穷，是风格生成发展必定遵循的规律，也是万事万物演变的必然规律性。正如维诺格拉陀夫所言：“不变化的语言风格是不存在的，而在各不同语言风格的内部资源里存在着永恒的发展、相互的影响、相互的排斥、以及不断的完善和丰富。”从这个角度理解“风格”涵义，应该切入了概念的关键、机杼、要点和核心。

“风格”作为学科概念术语，半个世纪前，前苏联科学院院士维诺格拉陀夫就慨叹到：”很难找出一个术语和概念比“风格”(style，语体、风格)更多义、更众说纷纭的了。”时至今日，“风格”这一概念仍然以其纷繁复杂的面貌令中外学者见仁见智、莫衷一是。近至2019年国际论辩研究学会主席弗朗斯·H·凡·埃默伦在《论辩》(Argumentation)第2期上发文《论辩风格：一个复杂的概念》，其讨论的内容仍然包括“论辩风格”概念界定的问题。形成此历史与现状的原因是概念核心内涵与外延未能定于一。而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即“风格”概念包含着“日常用语”与“学科术语”双重内涵外延意义，而且“学科术语”的“风格”不仅仅是“语言风格学”的核心术语，其使用范围涵盖文学、文章学、文体学、语体学、美学等学科范畴，学者们使用时又往往不予区分。戴维﹒克里斯特尔(David Crystal)在《语言学和语音学基础词典》中阐释了“风格”作为日常用语和语言学术语广义和狭义的语义所指范围：“风格这一术语更通常用于一种极为限定的意义——虽然在日常使用中本术语的极为广泛和模棱两可的意义使得它作为专门性语言学术语的地位难以引人注意。”即是说“风格”作为语言风格学学科术语有其狭义的内涵意义，但作为日常用语，其广义的用法使术语外延带有不确定性、延展性，相应地影响了语言学专业术语核心地位的确立。

作为日常用语，“风格”指一种整体面貌、作风、风貌、形态，是各种特点的综合体现。表现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取向，反映为一种文化层次和心理状态，给人以美的、集中的、强烈的感受，属文学、美学范畴内的一种观念形态。在社会文化生活中广泛使用。

学科术语的“风格”概念在语言学、文学、艺术、文章学、美学等学科中高频使用。如语言学的“风格”术语。

语言学意义上的“风格”指语言运用所形成的整体格调和言语气氛。它反映的不是语音、词汇、语法单位自身的结构、语义发生发展规律，而是这些语言单位在运用过程中、由语言内外制约因素系统形成的各种风格形态、风格表征，风格结构类型及风格语义的历史演变规律等。考察范围与方式不重语言的规范性、整体性、普遍性，而重语言的变异性、个体性、特殊性。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结构主义一统天下的研究视野中，学者们已经意识到不同于形式结构语义的风格意义的存在，确认了风格学学科存在的合理性。

从历时角度看，无论中西，“风格”术语的演化过程确实因循从日常用语到学科术语这样一条认知路径。学者们根据自己的学科背景、研究任务与理论目标对“风格”概念又有着多种多样的阐释，描述出不同学科形态“风格”的结构语义表征。如文艺美学中的“风格”概念：

＊“风格”指作品的风调格力，且偏重在格力。

＊“风格”是天与地之间浑然浩渺的一切；是具象艺术中一组线条粗朴、厚重的雕刻，是文学作品中塑造的一组有灵性、有力量、有气质的群像。

＊“风格”是艺术个性成熟的标志，是艺术个性集中化、完善化的指标。

＊“风格”是文化和心理的内在价值观念的向外投射。

＊“风格”是可以把描写对象置于高、大、远的背景中展呈，获得阔远崇高优美效果的形态。

＊“风格”是与表现方法相关联、具有范式意义的系统。在曲词中，风格与艺术个性集中表现为意象的采集处理方式。

＊“风格”是一种美学范畴，凝聚着审美意识的精粹，表现为审美的格调和气氛。

上述概念从文艺美学范畴视角概括了“风格”现象在自然、社会、思维发展过程中的本质属性和普遍联系。其比较集中、稳定的含义为：事物形式上具有的综合性特点呈现的特有气派格调、综合体认、表现特征。

而有相近认知基础的“语言风格”概念主要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客观地存在于语言当中事物的本质属性与普遍联系，反映为由语言物质材料综合体现出来的整体格调和言语气氛；二是人们对这种整体格调和言语气氛的主观体认和感知。反映为学界多元认知的概念意义：

＊“语言风格”是统一在作品里的主客观因素的综合体现。

＊“语言风格”不是模式，是不稳定的稳定态，是一种动态结构。

＊“语言风格”是恒定的，是既有强烈的包容性，又有相对封闭性的整体。

＊“语言风格”是可以通过物化、标准化的描写而具有高度辨识性的结构体。

＊“语言风格”是语言要素在空间上互相关联，在时间上不断延展的整体。

＊“语言风格”是有区别意义的形式、成分和表达方式。

＊“语言风格”是运用语言所表现出来的各种特点的总和。

＊“语言风格”是一定世界观表达手段的综合体系。

＊“语言风格”是对零度形式的一种偏离，对常规的一种变异。

＊“语言风格”是人们使用语言所形成的交际话语内在本质的外显形态。

＊“语言风格”是制导于言语表达者个人审美趣味，由语言要素和语言表达手段所传达的整体美学风貌。

＊“语言风格”是交际参与者在主客观因素制导下运用语言表达手段诸特点综合呈现出来的格调气氛。

这些界定凝聚了学者对基于语言要素风格形态多样性、象征性，风格语义整体性、动态性的理论描写阐释，反映了学界对风格现象本质属性与普遍联系达成的共识。

二、中西“风格”概念范畴的融通

叶蜚声《话说风格》一文列举了西方学者关于“风格”的诸种界说，本文整理出五组意义相对集中的风格概念，在中西风格理论视域下梳理古今中外“风格”概念范畴的语义流变，比照汉语学界风格研究的主体认知，补充达成共识的理论依据，希望以点示面、见微知著，探索“语言风格”研究的理论渊源及语义范畴的功能衍变路径。

第一组：“风格即人”

布封的著名论断“风格即人”。

摩里埃认为风格是“人的禀性、存在的方式”。

德·古尔蒙认为“风格即思想”。

第二组：风格“即作品”

塞斯认为风格“即作品”。

格朗将风格定义为“任何作品的个人的方面”。

第三组：风格是一种言语活动

包括：1)风格是言语活动的方式方法

格朗：风格是“个人在具体创作过程中的整合方式”。

基罗：风格是“借助语言的中介以表达思想的一种方式”。

欧曼认为“风格是做事的方法”，是“适用于一部分不变一部分可变的人类活动”。

2)表达手段的选择是风格实现的保证

马路佐认为“我们可以把语言看作人们所掌握的使语句成形的表达手段的总和，风格就是在语言表达手段中做出选择而产生的外表和品质”。

欧曼认为“写作有说法的选择，才能有风格这个概念”。

第四组：风格是一种功能意义/语体色彩意义/特征/差别/着重

贺乌主张物质-方式的区分不复存在，“风格是意义的一个方面”。

布龙菲尔德强调形式与意义互相影响：“形式有差别的语句，意义总有差别”。

贺乌认同生成语法的观点，“同义句之间的差别可以叫做风格的差别，如果否认两个句子可能同义，那么风格只能是意义的问题”。

阿赫玛诺娃认为“语言风格学探讨语言单位的表达-评价-感情特征的性质(特点)”。里法兑尔的风格观则主张一种“强调”意义：“风格是加在语言结构所表达的信息之上而不改变其意义的着重。这种着重或者是表达的，或者是感情的，或者是审美的。也就是说，语言做的工作是表达，风格做的工作是着重。

第五组：风格是对标准的偏离

德布依提出标准是：1)通常的惯用法；2)没有任何表情价值的中性表达；3)个人惯用法的一种平均。并认为作品的风格来自它和通常叫做“标准”的另一作品的差别，正是这些差别，风格被看成偏离了标准。

上述五组关于“风格”的界说从风格形成的角度切入，实质上界定了“风格学”的研究对象，阐释了“风格学”理论主要关涉的五种维度，概括了建立“风格学”的下位理论范畴。“风格学”的研究对象即风格现象，是言语交际主体在题旨情景因素制导下运用民族语言所形成的言语气氛和格调。而风格现象表现为语言单位在运用过程中形成的各种风格形态、风格表征、内外制约因素、风格的结构类型及历史演变等。为了更好地探索风格现象反映的语言结构规律，我们在考论“风格”概念意义流变的基础上，比照上述学者五组关于风格客观形态、主观认知的描写界说，拟通过对汉语风格表征的考察体认，梳理风格理论的发展历史和现代认知所经历的复杂过程。

第一组，“风格即人”概念中的“风格”指人和思想行为的整体风貌特征。

此组“风格”术语主要包含“日常用语”的用途与意义，指一种整体面貌、作风、风貌、形态，是各种特点的综合体现，在社会文化生活中经常用于描摹人的整体风貌。如：

(1)三人站在巴赫金面前，立时感到他身上的一种在生活苦难面前凜然而立的学人风格。(《巴赫金全集》第一卷1998：5)

(2)周远全《福柯的风格》。(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1)

关于“风格”的品尔1912年在《关于成立修辞学教研室的报告》中早有此认识：“‘风格’一词使人产生关于人、个人以及个人表达方式的概念(如‘风格就是人’等等)。”我国古代文论中更不乏此用法。特别是汉末魏晋之际，盛行以九品论人，“风格”一词被广泛运用。“风”常用于指人的“风采”“风姿”“体貌”；“格”常用于指人的“人格”“德行”等，“风”“格”合起来正好是对人之品貌，即风度、品格、气度、气魄等的总体评价。在此意义上，汪涌豪认为“‘风格’的传统意蕴与今人所言文艺学、美学意义上的“风格”不同。就其本义而言，它原指人的韵度格量，常见于东晋以来的人物品鉴”。反映为一种文化层次、心理状态和言语表达者个人的审美情趣。汪涌豪还举东晋葛洪《抱朴子·行品》有：“士有行己高简，风格峻峭”，即言“士”为人行事作风严肃、硬朗；《世说新语·德行》李元礼“风格秀整，高自标持”，即品评其风度高雅、学识严谨、行事高调。“到了唐代，相似的品评仍可。如唐房玄龄等修《晋书》，就多以‘风格’称人”；《晋书·和峤传》有“峤少有风格，慕舅夏侯玄之为人，厚自崇重”。由于其时品评人物是士族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以风格来品评人格极为常见，故用于这方面的词语也比较丰富，除“风格”外，还有“体”“体性”“体式”“风骨”“风度”“风气”“风采”“风神”“风色”“风姿”“风致”“气格”“骨格”“人格”“品”“品格”“格力”“气派”“气魄”等同义近义表达。

其后，“风格”的品人功用逐渐扩大到品物。北宋宣和(1119～1125)年间由官方主持编撰、宫廷所藏绘画、著录著作《宣和画谱》巻十二有：

(3)李公年……善画山水，运笔立意，风格不下于前辈。

这里所言“风格”，已经从品人过渡到品画(李熙宗2001“语言风格学”讲义)。汪涌豪还进一步论证到：“‘风格’由品人向论文谈艺转化，大抵在盛唐以后，至于较频繁地在诗人、选家和批评家著作中出现，则在宋、元以后。察其所指，大抵在诗歌的风调格力，并且偏重在格力这一要素。因此从这一点上说，它和‘格调’有相似之处。当然，‘格调’所包含的体式、声调这层意思，又是它所没有的。”据史料显示，早于盛唐，魏晋时刘勰的《文心雕龙》“风格”已大量用于品文，如：《议对》篇有：应劭、傅咸、陆机三人之文，“亦各有美，风格存焉”。宋、元以降，拓展义项且高频使用“品文”的“风格”术语才发展成为风格学、文艺学、文章学意义上的“学科用语”。而接受现代学科理念的风格研究，其内涵外延从“品人”交移至“品文”，通过语言要素和语言表达手段传达出一种整体风貌，使“风格”功能意义转型为现代意义上的“风格”命题。

追根溯源，历史上开“品文”风气之先的当属魏曹丕的《典论·论文》。最早将品文“风格”概念引入语文学科，并自觉作为风格学、修辞学、文艺学、文章学学科术语加以系统运用，则始于刘勰的《文心雕龙》。这部集商周至齐梁时期古代风格论大成的经典有多个语篇专论风格的形态与特征。如《体性》篇专论文章风格和作家性情与个性的关系，并归纳出八种风格类型：“若总归其途，则数穷八体：一曰典雅，二曰远奥，三曰精约，四曰显附，五曰繁缛，六曰壮丽，七曰新奇，八曰轻靡”；《神思》篇有“若情数诡杂，体变迁贸”，强调风格随文章情思变化而变化等。在我国传统文论、诗话、文体论及20世纪初的修辞学论著中，也常用“体”“体性”“体式”“品”“味”“趣向”“格”“气”“神”“风骨”等同义词来表示“风格”概念，其中“体”为古代风格论最典型的概念术语。

第二组，“风格即作品”的观点有相当深厚的历史渊源和主客观基础。强调了“风格”以“作品”这类物质形式为存在方式的客观基础，显示了“风格”是通过作者等主体性使个体风格得以实现的主观因素。只不过这里所言“作品”实指文学类成品，特别是文学经典。许力生列举了著名作家的诸多认定，如：伏尔泰“没有style的演说或诗歌都不是好作品”；福楼拜“艺术的目标就是优美的style”；歌德视style为“艺术可企及的最高境界”等。其实，这类界定指称并不能覆盖文学和非文学成品的全部类型，如科技、公文、政论、新闻、广告类成品。这种界定反映了学者对风格类型本质和术语普适性认识的局限性，表现为：

1、目前所言的学科类型是人为划定的，即根据人们的认知水平所做的“工作分类”。古代文史哲不分家；随着科学的进步，人文学科划分出文、史、哲三个门类；现代精细化的研究使人文学科逐步分化出更多的下位类型。语言学分化出许多分支学科，大别为1)研究语言结构、语义成分的学科，如：语音学、词汇学、语义学、语法学等；2)研究语言运用的学科，如：修辞学、语用学、语体学、语言风格学、语篇语言学等。语言风格学作为一门语言运用的学科，脱胎于与古代文论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古代修辞学、文章学，加之语言风格的观念形成于古代，高频度体现于古代文论之中，虽未与文学交叉形成新的学科，也不等同于“文学语言风格学”，但文论中遍布的“文学痕迹”极大影响了人们对语言风格学本质特点的把握，形成了语言风格与文学风格认知边界的模糊性。

2、客观存在的文体体裁类型决定了人们对风格类型的主观认知。

研究风格发展史的规律，考察风格体裁的源流，必然会上溯到最早的文学体裁风格——诗歌风格和散文风格。无论中西，诗歌、散文都是最早形成的体裁。公元前335年前后，亚里士多德《修辞学》中就确立了“风格”这一核心术语，研究主要关注体裁风格——诗歌风格和散文风格(演讲风格)。译者罗念生在《导言》中介绍了诗歌、散文体裁的源起：“六世纪前，所有希腊文学作品，以及哲学论文、科学论文著作等，几乎全都是用诗体写成的。”而散文兴起的原因有三：公元前六世纪，独裁政府与民主政论提倡民间文艺，用散文体裁讲故事，如伊索寓言大受欢迎，成为散文兴起的第一个原因；前五世纪上半叶，希腊哲学家抛弃诗体，用散文著书立说，是散文兴起的第二个原因；前五世纪中叶，民主政府成立，逐放的贵族需要了解诉讼知识，以在诉讼中取胜，修辞术兴盛是散文兴起的第三个原因。弗里德里希尼采在《古修辞学描述》中列举诸多学者的相关论述也表明体裁与风格易产生等同关联，如康德《判断力的批判》第203页有“言语艺术是雄辩术和诗艺”的判断；巴特在《风格及其意象》中自述1949年前后研究的关注点为文学语言，或者说是风格、独特的个人言语方式，个体语言等。韩礼德讨论系统功能语言学三大元功能的经典论文《语言功能和文学风格：威廉·戈尔丁〈继承者〉的语言考察》主题为语言功能，研究对象为“文学风格”，所选语料为文学作品就很能说明问题；阿克波弗拉·奥多兰(Akpofure Oduaran)发表在《非洲文学研究》第一卷“语言与风格”特刊上的《语言功能和文学风格：索尔因卡〈道路〉的语言考察》，文学风格研究导向亦然。

在我国，古代文体的发生与发展亦循此规律：诗歌先行，散文后兴。体裁风格通常指诗歌散文风格。禇斌杰在《中国古代文体概论》中讨论了：1)原始诗歌对后世文学样式的影响；2)《周易》中卦、爻辞标示为散文萌芽形态；3)《尚书》文集中成篇散文的发展流变过程。这些研究，无不证明客观存在决定主观认知。一谈风格，即联系到文学文体风格、作家作品风格；一谈体裁风格，即联系到文学风格的基本类型——诗歌风格与散文风格。曹丕的《典论论文》最早提出八类文体的四种风格特征至晋陆机的《文赋》、梁刘勰《文心雕龙》、唐司空图《诗品》、宋陈骙《文则》、明徐师曾《文体明辨》等著述的风格论，无不具有文学风格论的倾向性。苏旋《语言风格与风格学论文选译》中毕奥特罗夫斯基坦言到：“许多语言学家都把言语风格看作是和某一文学体裁有关的全民共同语的变形。论到文学语言风格的时候，这种分类的原则就特别干脆地被贯彻着。”存在决定意识!文学体裁的源头地位和广泛运用的客观现实决定人们第一时间关注的对象是文学文体风格、作家作品风格。可推知，在一定语境中，自然会认同语言风格等同于文学风格。

第三组，“风格是一种言语行为”的观点涉及言语风格形成的理论基点。其重大理论创获是发掘出现代风格论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理论渊源，揭示出风格具有个人属性与社会属性的本质特征。

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首次区分“语言”与“言语”，确定“言语活动”的研究对象与范围，成为现代风格论的理论源头：“言语活动的研究包含着两部分：一部分是主要的，它以实质上是社会的、不依赖于个人的语言为研究对象，这种研究纯粹是心理的；另一部分是次要的，它以言语活动的个人部分，即言语，其中包括发音为研究对象，它是心理·物理的。索绪尔关于“言语活动”中“语言”的集体社会性、心理特征和“言语”个人活动的生理、心理、物理属性的学术思想，是对静态研究进入动态研究衍化路径的准确描述，推动语言研究从语文学过渡到语言学，更是高名凯、程祥徽等一大批学者强调二者相辅相成关系，推导“风格是一种言语行为”观点的理论源头：“风格是言语(言语行为和言语作品)的附着物，有风格必有言语；有言语必有风格。”可以说，以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为起点，延伸至苏旋《语言风格与风格学论文选译》、高名凯《语言风格学的内容与任务》和以程祥徽《语言风格学初探》为代表的系列风格学著述，形成了汉语风格论的理论传承与创新发展的传统。

程祥徽等学者的风格论注重中西融通，既坚守中国古代文论、古代风格论的传统，又注重吸收国外的理论精髓。主要体现为从汉语风格论出发，吸收索绪尔结构主义、西方风格论的理论核心，通过探源溯流，探析西方“风格论”的形成与流变轨迹，把握研究发展方向，建构有汉语特色的风格论。如探索著名学者的风格论源流关系：法国语言学家巴利继承业师索绪尔的“言语”学说，出版《风格论》、《法国风格学概论》、《语言与生活》等专著，正式提出“风格论”。只因风格理论本身的张力不足，难与其时“纯语言研究”一统天下的理论生态共荣，没能形成强势的影响。借助20世纪50年代中期前苏联开展“风格学大讨论”的东风，才重振旗鼓、回归传统、建构显学地位，并在世界范围内形成巨大影响力。汉语风格学也是借此东风，由高名凯等学者通过译介、创新研究等竭诚努力才使学科得以创立。

关于“风格”类型由风格形成方式方法所决定的讨论，学者们见解卓著：有认为“风格”是由个体言语行为抽象形成的整体；有认为风格类型由不同的方式策略决定；有认为风格是人类言语活动手段稳定(静态)与变异(动态)的辩证统一体等。其中，风格通过语言手段的选择而实现的观点影响广泛。叶蜚声就认为：既然同一个信息可用一种以上的方法表达，表达者自然要在自己所掌握的手段中做出选择。即风格是从语言提供的多种可能(语言表达手段)中实际做出的选择。

关于“表达手段体系论”，实际执行为“同义手段选择论”，叶蜚声主要介绍西方学者风格表达手段体系的功能作用，可概括为：风格形成的主要方式路径——同义选择手段和这种选择的结果——风格的外部表征。这种观点强调结构形式表征，强调语言风格的呈现须依托物质材料因素，强调风格是通过物化、标准化的描写而具有高度辨识性的结构体。欧曼亦赞同同义手段选择论：“风格这个概念是指纸上的词可能不同，或者词的排列可能不同，而实质并无相应的差别。另一个作者会用另一种方法来说同一回事。总之，写作有说法的选择，才能有风格这个概念。”尼采则从语言约定俗成的角度认同选择论，表明语言生产与运用的个人与社会属性：“通常称为语言的，其实都是种比喻表达法。语言由个别言语艺术家创制出来，但由群众集体的趣味做出抉择，这一事实规定着语言。只有极少数的个人表出修辞手法(修辞格)，其功效则在成为众人的导引。”以“选择论”为导向的表达手段体系综合论在前苏联学者中颇为流行，我国学者的接受度也很高，方光焘就是最早接受此观点的学者之一。他认为：“在语言、言语问题讨论中所涉及到的风格应该是狭义的，是一定世界观的表达手段体系，是文体分类所涉及的言语风格。”这种界定的可接受性是因为概念揭示了言语风格形成的物质因素、物质基础，有利于人们从具体可感的角度去理解语言风格。

丁金国表述为语言风格是人们使用语言所形成的交际话语的内在本质的外显形态。李熙宗明确指出语言材料与语言表达手段选择形成语言风格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一种语文格调的确定，对语言材料作这样而不作那样的选择、安排，都是与一定的交际目的、任务，一定的交际环境密切相关，并受它们的制导的。”“由语言材料、表现方法形成的语言表达手段的种种特点，既是风格形成的物质基础，也是我们把握、说明语言风格的依据。”从风格的构成看，风格是经过选择的语料由表现方法体现的语言形式的有机统一体。这种形式的有机统一，实质上是内容有机统一的外在表现。语言材料尽管有着风格的功能、色彩，但当其处于分散状态时，是不能形成风格的。只有当它们根据内容的要求，通过选择，使之集中、联合起来，构成与内容统一的独特表现形式时才形成了语言风格。

第四组，风格是一种功能意义/语体色彩义/差别/着重/特征。这一组概念是对风格意义的功能阐释，风格研究视角就是功能语义视角。格沃兹洁夫在《俄语风格学概论》中阐明了风格学研究的意义导向功能，认为风格学与语义学直接关联：“风格学问题是从意义方面来考察语言现象的，所以研究风格学问题的重要性是由于意义(语义学)在语言现象中起着独特的作用……”基罗的界说，全面总结了风格概念所蕴含的语体色彩义、风格信息要素和差别特征，提出贯穿整个学科两大问题的“风格”定义：“第一，风格表达感情或态度，恰恰不表达思想。第二，定义中的‘一种方式’意味着一个思想不止一种方式，表达方式不同而思想本身不变。”“人们可以有不同的说法表达同一个信息，说法的不同是风格的差别。”“风格是在语言所提供的可能性范围内选择语言特征的结果。”关于功能意义，学界的认识可概括为两种。一种描写视角认为：功能意义是区别于概念意义、理性意义，在言语活动中产生的风格意义。高名凯《语言风格学的内容和任务》持此观点，区分了不同于语言意义的、附加的风格色彩义：“组织成风格系统的既可以是基本系统身上附加的色彩，也可以是不存在于基本系统身上的特有的附加色彩。”叶蜚声也持此观点，认为语言意义是理性意义、概念意义，而风格意义则为附加意义：“每个语义单位都有实义和意蕴。实义是基本的或指称的意义，意蕴则是间接的或比喻的意义。在风格的许多定义中，意蕴这个概念占着中心的地位。因此有时把风格看成语言使用的意蕴平面，以区别于实义平面。”阿赫玛诺娃也证明风格意义即为语体色彩义，因为“语言风格学探讨语言单位的表达-评价-感情特征的性质(特点)。”“总之，文学研究语句的表层和深层结构的各种语言的层面。风格学则在‘基本’意义之外，研究语句在意蕴方面的差别”。只不过这里的“实义”Denotation概念我们主要理解为meaning，即意义、含义、意图和substance，即主旨、要旨；实质、本质。而“意蕴”Connotation，我们在内涵、含蓄、指示、隐含意义的基础上主要理解为语体色彩意义、情感态度意义和审美意义。

另一种描写视角认为：功能意义指选择运用风格手段、适应题旨情景形成的包括“差别”“着重”在内的风格形态、语义表征。此观点与陈望道先生“修辞以适应题旨情景为第一义”有理论上的融通性。正如叶蜚声所言：风格的实质是差别，而差别必须通过比较才能加以分析，做出描写。索罗金在《关于风格学的基本概念问题》中也强调风格形成所必须依托的表达手段特点体系及与社会语境的适应性，“语言的风格就是在语义上具有封闭性，在表达上受到限制，但可以调协组织的表达手段的体系，这个体系是和某种体裁或写作、某种社会活动的范围(比如，公文的风格，文牍的风格，电报的风格等)不同，社会成员或不同阶层之间的某种语言方面的特点相适应的”。

第五组，“风格产生于偏离常规的变异”的观点在欧美流布甚广。许力生的《文体风格的现代透视》对偏离文体观进行了梳理，认为：莱文的变异观源起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巴依把单纯表示理性概念的中性语言视为常规，把能产生情感效果或带有特定社会色彩的表现手段视为变异；斯皮泽从心理角度推出偏离常规的表达风格；布拉格学派把偏离的语言描述为“前景化”或“非自动化”，认为“前景化”是文学语言(特别是诗歌语言)区别于日常语言最基本的特征。综而言之，俄国形式主义和布拉格学派学者的研究丰富和完善了“风格产生于常规的偏离”的观点，形成了一套较完整的理论分析模式和方法，也为我国风格理论的建设铺设了一条分析路径。叶蜚声等学者沿此理论维度，认为“语言还可以因使用场合的不同而表现出不同的变异。同一个人在不同的场合对不同的对象讲话往往有不同的特点。……这类变异叫做语言的风格变异”。王希杰认为风格就是对零度形式的一种偏离，“所谓语言风格，指的便是语言材料的风格”，“研究语言的风格功能的办法是，假设有零度的不带任何风格色彩的语言材料是存在的，然后寻求这一零度的中性风格的语言材料的各种各样的偏离的变异的形式”。应该说，“偏离/变异论”是一种高度抽象概括的定义，有哲学上的方法论意义，用来说明风格的一种生成路径和表现特征是恰当的。

我们注意到，在叶蜚声所举西方学者的风格论中，没有源自同时期前苏联学界，汉语学界理解透彻、运用广泛的“整体格调和言语气氛说”，即“风格功能表征说”。汉语风格学的倡导者高名凯于1957年在《普通语言学》中从这个理论维度提出“风格”术语并界定为：语言运用所形成的整体格调和言语气氛。1963年在《语言论》中修改为：“语言中的风格就是语言在不同的交际场合中被人们运用来进行适应这交际场合，达到某一交际目的时所产生的言语气氛和言语格调。”胡裕树《现代汉语》在此基础上定义到：“语言风格是指由于交际环境、交际目的的不同，选用一些适应于该情境和目的的语言手段所形成的某种气氛和格调。”由于两位学者的学术威望和这个定义最接近语言风格概念的本质，故被广泛运用，成为影响最大的一种界说。汉语学界诸多学者如高名凯的弟子程祥徽、陈望道的弟子李熙宗、暨南大学的黎运汉等也是此界说的接受者、完善者、推广者。程祥徽从索绪尔的言语观出发，借鉴前苏联学者的“风格论”，在其系列著述中多角度解读“格调言语气氛论”。他强调“风格学”作为语言学的一个部门，侧重于研究交际者在具体运用语言时受到不同的交际场合和不同的交际目的的制约而构成的特殊的言语气氛。由于“言语格调气氛论”吸收了前苏联较为成熟的风格理论内核，具有哲学范畴论意义上的理论视角，兼容客观材料与主观认知两方面的要素，具备一定的科学理据性，因此在林林总总的风格论中拥有的很高的认可度、影响力和理论阐释力。

从上述六组风格理论的阐释不难看出，虽然“风格”的内涵意义复杂多识，外延范围也难以确定，但学者们根据不同的学科背景、借鉴不同的理论方法通过经验性的观察进行归纳分析，通过一定的科学数据进行一般性的理论假设和对风格形态的多维体认，也逐渐接近风格的本质特征。由于客观存在与主观体认和感知之间，从时间纬度有着由浅而深、片面而全面、粗疏而细致、平面而立体、部分而整体、特殊而一般等认知发展过程，因此呈现出“风格”概念意义解读多元，研究方法多维，理论范畴缺乏系统性等过程特征。吕叔湘1980年10月在中国语言学会成立大会上《把我国语言科学推向前进》的报告预期“语文教学的进一步发展就要走上修辞学、风格学的道路”。在《汉语研究工作者的当前任务》中指出：“修辞学或风格学，或辞章学——这是语言研究的另一部门，目前在我国是比较薄弱的部门。……苏联和欧洲大陆上的‘风格学’有可以供我们借鉴的地方。我国古代的‘诗文评’里面也大有可继承的东西。结合这几个方面，我们能够逐渐建立起自己的汉语辞章学(汉语修辞学，或风格学)。欧洲学者们称这门学问为风格学，既研究不同文体的不同风格，也研究不同作家的不同风格而首先研究甚么是风格，风格是怎样形成的。”至今，吕先生的理论预期仍然指示风格学是语言学科体系建设的历史必然，仍然告示风格理论完善所面临的困境和需付出的巨大努力!

三、语言风格研究的功能衍化路径

以风格类型意义的表征为主要考察对象，以语言风格探索的哲学理念、功能范畴、研究方法为据，本文简要梳理了中西方风格学流派的学理渊源，力图通过学理的追根溯源和历时风格功能语义衍变的扼要回顾，对中西语言学传统和现代语言学视野中的风格功能学说有一新视角的认知，探索语言风格学的基本理论轮廓及功能发展走向。

审视语言风格的历史发展，归结出一条可考的认知路径：无论是客观存在的风格现象还是主观认知的风格理论，都遵循着从体裁风格(文体风格)向功能风格(语体风格)衍化的发展轨迹。

从理论来源看，许力生将风格论主要理论来源梳理为：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学派，亦为西方风格论发展的路径。通过文献研读，我们认为还应该加上传统文体论、修辞论这一重要来源。因为西方风格论的发展历史如此，汉语风格论的发展历史更为典型。西方古代修辞论、风格论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创立的论辩风格、修辞演讲理论为主要来源；中国古代文体论、风格论则以体裁风格论和作家作品风格论为代表。风格学史上，理论建构都从最初的文章体裁入手，先确立诗歌、散文两大体裁风格范畴，然后考察各类文体、语体下位范畴的体裁风格(文体风格)、功能风格(语体风格)。这种体裁先行的思维轨迹是由文体与语体、语体与风格之间客观生成的历史线索和从体裁(文体)到功能(语体)的主观认知决定的。只不过因各流派的目标任务、理论原则、策略方法不同对风格形态的描写解释有所侧重。

从方式方法角度看，中国传统风格论从曹丕《典论·论文》、刘勰《文心雕龙》、陆机《文赋》、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一路注重考论文学体裁、语体风格范畴的表征。至陈望道《修辞学发凡》，至现代风格论，才系统推出非文学语体风格范畴的相应类型。古希腊罗马风格论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下，专注源自散文体裁的修辞演讲、论辩风格的明晰、正确、生动与适合的说服力。承继亚里士多德《修辞学》创立的风格传统，有如英国诗人、剧作家查普曼(G．Chapman)就肯定优秀风格的作品具有准确、流畅、优雅三项特质；怀特(E．B．White)在《文体元素》中强调干净、明晰、自然、易懂是风格不可缺少的特征。

从学科理论的流布看，在欧美的风格论中，现代理念的修辞演讲、论辩风格研究目前仍然兴盛，学术传统得以系统传承。布拉格学派、伦敦学派、法国文本理论的理论渊源则可概括为探索同质性与异质性的对立统一，考察常规的变异、零度的偏离形成的风格表征。无论是描述风格现象，解释风格单位变异幅度和偏离规律，这种研究始终以功能作用作为标准，延续至今，仍然为风格学立论的重要理据。前苏联的风格学最讲求结构形式的功能语义分析20世纪中叶已经发展成为一门显学，其理论渊源可追溯至索绪尔“语言”和“言语”的区分。1953至1955年展开的“语言风格与风格学”大讨论明确了风格学的内容、对象和任务，并通过区分语言学风格与文学风格、客观风格与主观风格、分析风格与功能风格，明确了范畴的对立统一和以交际活动中的言语功能为核心，于此建构俄语风格学的理论体系，形成在世界范围内独具的影响力，并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直接影响了汉语风格学体系的创立。

研读风格研究的相关文献，思维被引领进入古今中西视域。梳理学者们执不同研究理念与方法建构的理论模式，领会学者们古今相承、学贯中西的智识判定，得出结论：“风格”范畴是一种反映自然、社会、思维形态多样性、象征性，概念语义整体性、动态性的意义范畴。在社会语言生活中，人们通过对“日常用语”“学科术语”基本类型的广泛运用实现了对“风格”范畴本质属性与普遍意义的认知联系。更为重要的是发现了语言风格学发展的一条或显或隐、始终围绕功能主线的学科发展路径，即：从体裁风格(文体风格)到功能风格(语体风格)的功能衍化路径，也是汉语风格学的学科生态演化路径。进一步的认识则是：风格研究本质上就是一种功能语义研究，“整体格调和言语气氛说”即是典型的风格功能语义的表征。尽管这种认识的获取经历了相当长的时间历程，但可以欣喜地看到，在当下风格史的考论、概念范畴的辨析界定、研究专题的确立、例证的比较分析中，科学理念正在增强、功能语义意识正在逐渐清晰。而且以前辈学者的个体成果做发散考察，关联跨海内外时空学术共同体的风格研究成果，不难发现无论是研究理念还是研究实践，形式还是内容，汉语风格研究的理论认知与学术传统正在与国际融合、接轨。而今天，坚守汉语风格学的研究传统，吸收中西风格理论的前沿理念，切合当下国内外语言研究功能主义的大势，正在成为语言风格研究的主流。

（祝克懿，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