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义华:以人为主体:中华文明知识体系的本质特征
2020年08月07日  |  来源:光明日报  |  阅读量:4661

宗教神学主导整个知识体系时,知识的最高使命是帮助人走出现实的、世俗的、有生有死的此岸世界,引导人们超越现实、超越世俗、超脱生死而达到彼岸世界。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从1904年开始对基督教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内在联系进行专门研究,并由此陆续扩展到天主教、道教、佛教、印度教、犹太教、伊斯兰教等宗教研究。按照韦伯的类型学分析,在这些宗教中,人与神、此世与彼世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人们只有借助巫术、仪式及信守禁忌等方式,才能接近“神祇”。在1915年出版的《儒教与道教》一书中,韦伯延续一贯做法,强加给中国儒学一个“儒教”的名称。但他不得不承认,中国早已走出了巫术时代。他说:“儒家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们根本上对神灵置之不论。”“为了教育上的目的,儒教所编纂的古典经籍,不仅成功地驱除了这些民间的神祇,并且也消灭了所有足以冲犯其伦理因袭主义的事物。”韦伯发现,儒学没有一个超验的绝对者,没有神圣世界与现实世界、彼岸世界与此岸世界的对立,儒家经典里宣扬的是入世的俗人的伦理道德。儒家肯定包括宇宙和人类社会在内的现存世界秩序,俗世中的人应当小心谨慎,克己守礼,适应这个世界及其秩序与习俗,有意识地抑制由狂欢、极乐活动所引发的非理性情感,因为那样会对秩序的和谐与平衡造成破坏。儒家认为人性本善,其伦理观中从来没有原罪的概念,也谈不上什么救赎的观念。应当说,韦伯的上述描述大体反映了儒学的实际。中华文明知识体系整体说来,最为关注的是现实的人而不是超越现实世界的神,是人的现实生活、现实的社会交往、现实的社会治理,而不是对只存在于人的观念与意识世界中的神灵无条件服从和信仰。

西周时,中国出现了礼、乐、射、书、御、数或名为六艺的知识分类。春秋时期,孔子在讲学时将他所要传授的知识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这都表明,那个时代知识体系已经整体性转向面对现实世界,面对世俗生活,面对立人、立国、立世的各种社会实际问题。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竞相争鸣,知识体系的传授、传播、传承,除去各级官立学校之外,逐步下移至民间。老子、孔子、墨子、庄子、孟子、孙子、韩非子等都是私家讲学最突出的代表。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坚持以人而不是鬼神为主体,以人间的政事日用、工商耕稼而不是超越人世的彼岸世界为关注的中心主题,以能否合乎社会实践所积累的经验包括历史所积累的经验而不是先验的原理或者无法验证的某些绝对观念为判断是非的标准。六艺也好,四科也好,概莫能外。章太炎在《驳建立孔教议》中说,“中土素无国教矣”,“老子称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孔子亦不语神怪,未能事鬼。次有庄周、孟轲、孙卿、公孙龙、申不害、韩非之伦,浡尔俱作,皆辩析名理,察于人文,由是妖言止息,民以昭苏”。章太炎进一步指出,正是在他们的努力与引领下,中华文明知识体系形成了最根本的特征:“国民常性,所察在政事日用,所务在工商耕稼。志尽于有生,语绝于无验。人思自尊,而不欲守死事神,以为真宰,此华夏之民所以为达。”这段论述符合周秦以来中华文明知识体系的实际。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学一个最重要的贡献,就是他们用以现实的人为中心的一元世界取代了先前巫术下人神分裂的二元世界。《尚书·泰誓》记载了周武王一段话:“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周武王还一再强调,民,就是天,“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左传·庄公三十二年》中“吾闻之: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的论述,更明白无误地说明了决定国家命运的是民众而非神灵。《老子》强调:“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在这里,现实的人,普通的平民百姓,才是实实在在的主体,是他们而不是天地、神明具有至高无上的决定性地位。

人为什么能够成为万物之灵?《中庸》说:“仁者,人也。”能够具有“仁”的品格,也只有具备了“仁”的品格,人才可以成为真正的人。什么是“仁”的品格?樊迟问仁,孔子说:“爱人。”樊迟又问仁,孔子说:“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仲弓问仁,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见《论语·颜渊》)人是社会群体中的一员,具有其他动物所没有的社会性,作为社会群体中的人,对于社会群体中的其他人能够做到爱人、立人、达人、忠于人,能够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就是现实的人成为实体、主体、万物之灵的根本原因。

孟子更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在谈到人的本质时,孟子特别重视人的社会性,重视人与人的交往。他说:“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智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孟子·尽心下》)五官的感知功能并非人所独有,也不代表人的本质,仁、义、礼、智所反映的人与人的关系,方才反映人的本质。孟子还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这里所强调的人就是现实社会中的人,就是处于多重社会关系制约中的人,仁、义、礼、智都是人在多重社会关系交往中所应遵循的基本准则。孟子关注民众的品格,也关注民众的生计:“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僻邪侈,无不为已。”(《孟子·滕文公上》)正因为人是现实的人,所以孟子将民众的土地占有问题、财产保障问题、经济负担和社会生活问题,以及不堪重负起而反抗的合理性合法性问题,视为知识体系所应关注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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