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先进分子为救亡图存，曾一度试图将西方知识体系现成地拿来就用，但很快在实践中发现，近代西方知识体系和中国固有知识体系有着很大差异。知识体系的全盘西化难以适应救亡图存的实际需要，中国固有知识体系可以吸取西方知识体系的各种优秀成果充实、提升自我，但不能失去自我，不能放弃以现实的人、现实世界为知识体系之本的传统，不能放弃以现实的人、现实的社会、现实的社会群体为价值主体这一中华文明的生命之基、力量之源。

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对于克服中华文明知识体系中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一直比较薄弱，工艺、技术研究不够全面、系统、精密等弱点，起到了积极作用。由于西学在这些领域的许多方面已经走在前面，中国不需要一切从头开始。当然，要更进一步在这些领域有所创新、突破、超越，单纯的“拿来主义”就不行了，这需要在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的基础理论和实际应用方面扎扎实实地努力。

与此同时，西学在中国的传播，也带来了与中华文明知识体系差别很大的一套价值体系和制度体系。西方各国人文社会科学在资本强有力控制下，形成了以原子化个人为本位的价值体系，几乎毫无例外地捍卫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将物竞天择、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的线型进化宣布为铁律，全力以赴推进以自由竞争自由博弈为核心的经济、政治、社会制度的全面构建。尽管这些价值目标为一些中国士人所歆羡、师法，但要根本改变中国根深蒂固的家庭本位、集体本位、社会本位、家国共同体本位，终究难以奏效。

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给中华文明知识体系的变革带来决定性影响。马克思主义既充分吸取了西方知识体系优秀成果，又对西方知识体系存在的根本性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刻批判。中华文明知识体系正是在马克思主义中找到了融合中西两种知识体系精华的最佳切入点。马克思主义坚持以现实的人、人与人的现实交往为全部知识的出发点，坚持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坚持以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为人类全部活动的主体，这和中国固有知识体系坚持以人为本、以群体的人为本，以从个人到家庭到社会到国家直至天下的共同体为最高价值，很自然地互相印证、互相融通。马克思主义坚持实践第一，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在实际生活中开始实证的科学，和中国传统的实践主义、经验主义、历史主义知识体系非常容易结合。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是唯物辩证法，这和《周易》的“一阴一阳之谓道”，《道德经》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以及儒家倡导的“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的辩证思维，非常容易互相契合。马克思主义彻底的革命精神和批判精神，在一贯信奉“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的中华文明知识体系中很容易找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的丰厚土壤。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知识体系，和中国固有知识体系的深度结合，是中华文明知识体系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应有之义。

（作者：姜义华，系复旦大学文科荣誉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