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坚持人“最为天下贵”,坚持人在知识体系中的主体与实体地位。《荀子·王制》中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人何以“最为天下贵”?荀子认为,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人能够“合群明分”。《荀子·王制》接着写道: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人结成了社会,社会就是人与人之间既分工又合作:“故人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离,离则弱,弱则不能胜物,故宫室不可得而居也,不可少顷舍礼义之谓也。”“群道当,则万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长,群生皆得其命。”荀子不仅认定人与人之间必须依据礼义分工合作,还强调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也必须互相辅助、互相协调:“圣王之制也: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鳅鳝孕别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污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荀子·王制》)这里所说的人,不仅是现实社会的人,而且是人的社会与自然环境形成的良性互动关系中的人。
先秦诸子中,墨子提倡“兼爱”“非攻”“尚贤”“尚同”“非乐”“节葬”“节用”,影响甚广,曾与儒家并称“显学”;但墨家仍然讲“天志”“明鬼”,保留了一部分对鬼神的信仰,这可能正是墨家不久就由盛转衰的重要原因。
章太炎所说“人思自尊,而不欲守死事神,以为真宰”,就是承认人具有天下最为尊贵的地位,绝不能继续俯伏在鬼神面前对他们顶礼膜拜。《列子·天瑞》说:“天生万物,唯人为贵。而吾得为人,是一乐也。”这些观念已成为人们的常识。而“志尽于有生,语绝于无验”,则是指中华文明知识体系拒绝将超乎一般世俗生活经验之上的那些先验说教、绝对观念视为终极真理,拒绝承认这些具有全知全能、至高无上品格的特殊知识对于人的精神世界的统治。中国古代知识体系整体上拒绝自我封闭、自我停滞,坚持知识必须根据客观世界的变化而变易,根据社会实践的发展而更新。《周易·贲卦》说:“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知识体系的形成,源于认真观察日月星辰和风云雷电刚柔交错的运动,以了解季节、气候、自然变化的规律;源于认真观察现实社会的人伦秩序,通过教化使人们的行为合乎文明。这是对中华文明知识体系起源最初的概括。天文也好,人文也好,二者有别又紧密相依,事实上已成为一个互相为用的统一体。它们经常处于运动变化之中,“生生之谓易”。易,就是变易。变易,就是阴与阳、刚与柔双方既相对立又相统一的矛盾运动,“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中华文明知识体系本质上就是一个开放式的容许无限发展的体系。
三
中华文明知识体系特别重视总结和借鉴历史经验,因为了解历史演进的真实过程,尊重历史经验的不断积累和总结,有助于人们立足社会实际,明辨思想和行为的是非曲直,了解什么才是正确的价值取向,进而确定行动方向和选择行动路径。《春秋》《左传》是编年史,《世本》叙述人们的社会组织和衣食住行,尤其是《史记》,其中的十二本纪历述帝王主要事迹,三十世家记述各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过程,七十列传扼要叙述重要历史人物的言行业绩,十个史表明示各重大历史事件的时序,八书综合研究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等各种典章制度的来龙去脉,所有这些,都是“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记录纷繁复杂的人间社会的历史。它们都是能够实证的历史。
从《春秋》《左传》《世本》到《史记》,这些宏大严谨的历史著作有助于人们复原人的现实存在、人的现实生活和世俗社会。特别重视总结和借鉴历史经验,成为中华文明知识体系最耀眼的一个特点。历史研究可以帮助人们从人类活动与自然界变迁的统一、人们个体与群体活动的统一、社会历史演进与社会现实的统一中,把握现状和展望未来,谋求公众与国家整体利益,这就是司马迁所说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也正是汗牛充栋的历史著作,使得无法实证的神灵在中华文明知识体系中丧失了存在的根基,因为神是不会有历史的,宗教的神秘主义是无法实证的。高度重视实证历史这一传统,使宗教与神学在中华文明知识体系中只能成为存而不论的另类世界。
佛学或所谓“内典”的传入,引发了中华文明知识体系的一次重大变革。佛学于性理之学独有深造,宋明儒者,若程、若朱、若陆、若王,都吸收了佛学逻辑层次分明的演绎方法和思辨化的理论结构,将传统儒学、传统道学和中国化的佛学糅合起来,构建了“存理去欲”或“存心去欲”的修养论,“格物”或“格心”的认识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而治国平天下的社会实践论。知识体系的这场变革,对于先前所一直坚持的“所察在政事日用,所务在工商耕稼,志尽于有生,语绝于无验”的知识体系形成了一大冲击。但这一传统,在广大民众中仍然根深蒂固,他们仍坚持以现实的人为主体,以人间的政事日用、工商耕稼为中心,以能否合乎社会实践所积累的经验特别是历史所积累的经验为判断是非的标准。在士人中,倡导经世致用,致力于“实学”者,势头仍然一直不容小觑。
四
近代以来,中华文明知识体系迎来了一次更为深刻的变革,激起这场变革的是中国面临的前所未有的严重危机,以及伴随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而成长起来的西方知识体系的全面挑战。西方这一知识体系,是文艺复兴结束了传统神学和教会的统治,确立了以现实的人为本位以后逐步形成的。但科学技术和机器大工业所造就的世俗世界,在资本的统治下,又造成高度原子化的个人,他们被驱赶着追求利益最大化,这就同生产、流通、消费的全面社会化形成了尖锐的二元对立,而对各种自然资源破坏性乃至掠夺性的开发和攫取,又导致同生态保护及可持续发展的二元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