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伟:中美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应抓住每个“战役缓冲期”
2021年11月29日  |  来源:文汇报  |  阅读量:2343

中美元首会晤后,对于未来两国关系的走向,仁者见者智者见智,还无法达成完全的共识。我在10月初曾提出“中美进入战略相持阶段”的观点,今天想再补充一点,这个战略相持阶段是在战役计划和战役缓冲的交替过程中进行。认清中美处在长达30年的战略相持阶段,有了这个战略大方向的判断后,我们不必为期间理论上至少6任总统的更换而被动应付,而每任总统就任卸任中出现的对华政策的调整,就是战役激化期和战役的缓冲期,我们要抓住“战役缓冲期”争取更多的主动。下面我详细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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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1月21日下午,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和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联合主办《动荡与变革:当前国际形势回顾与展望高端研讨会》,王健和李开盛分别主持,杨洁勉和黄仁伟做主旨发言,门洪华、郭树勇、刘军、杨成、胡华、丁纯、余建华就地区热点做了分享。

何谓中美关系的“战略相持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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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相持阶段”是毛主席在抗战时期发表的著作《论持久战》中创造的概念

“战略相持阶段”是毛泽东在抗战时期发表的著作《论持久战》中创造的概念,他提出,中日抗战包括日本的战略进攻、中国与日本的战略相持、中国的战略反攻这三个阶段。今天,我只是借用这一词汇的字面意思,来描述当下的中美关系。

与抗战时期相比,今天所谈中美关系的战略相持,主要有三个区别。第一,最根本的区别是,中美的战略竞争并不是一种战争状态,而抗战的战略相持是一种战争状态。第二,中美战略相持阶段的下一个阶段,并不是战略反攻阶段,也不存在战略反攻阶段。因为我们不需要将美国彻底打败。这是需要严格区分的。第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经过较长时期的竞争,中美关系最终将进入一个共存共治的状态。所谓新型大国关系,必须经过战略相持的长期竞争状态才能形成。

从学理上来说,“战略相持”应当包含三个特征。第一,战略相持的双方力量相对均衡。不可能有一方具备压倒性优势,否则也就没有“相持”的状态了。第二,在较长时间内,没有一方可以打垮对方,没有战胜和战败之分。这也是非常关键的因素。第三,各方都有强烈的自信,尤其是制度自信。美国相信自己可以保持霸权地位50年以上。中国也自信,2050年会实现中国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第二个百年目标。

战略相持阶段有多长?2050年是重要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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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最大的战略智库“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SIS)”官网

战略相持阶段的时间线有多长?从2021年至2050年。

美国针对中国制定了许多战略制度。美国最大的战略智库“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SIS)”在2020年发布的战略报告中,将中美战略竞争的时间段定为从2020年至2050年。另一个重要的右翼反华智库“2049中心”也将中美战略竞争的时间段定为2020年至2050年。“2049中心”这个智库的取名也将中国的第二个百年视为其战略研究的主要对象。所以,2050年是相持阶段的一个重要节点。中国计划在2050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第二个百年目标,而美国则计划将其霸权地位、世界第一强国的目标保持到2050年。

双方目标的定位决定了相持阶段的长期性。而在这30年内,战略竞争不可避免地成为中美关系的新常态。只要双方没有超越对方,那么这个常态就会始终保持。

战略相持阶段的特征之一:中美两国的两重性结构

中美两国的两重性结构是相持阶段的特征之一,即美国衰落过程中还保持着强大,而中国崛起过程中还存在许多脆弱之处,双方都具有两重性。它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主轴,只要发生任何扭曲,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方向就会显现。

*美国的霸权衰弱不是综合国力的衰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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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世界货币的美元霸权,不仅服务于美国战略,还可以控制许多国家的经济命脉,也可以作为主要的惩罚工具

美国的两重性如何体现?众所周知,20世纪70年代,美国与苏联一直是世界两大超级大国。苏联解体后,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1990年后的近20年时间内,美国处于真正的霸权地位,有学者称之为“单极世界”。2011年以来,美国霸权逐渐走向下坡,但其下坡过程较长,所以这一过程中仍然还是最强大的国家。

霸权衰弱并不意味着美国综合国力的衰落。霸权衰落是指美国领导国际事务的地位和能力不断下降,包括国际体系构建的塑造权、国际规则的创制权、国际话语的主导权,以及作为世界货币的美元金融霸权逐步削弱。

毫无疑问,当前的国际体系,无论是联合国体系,还是美国的盟国体系,都是美国为主建立的。但是,新的国际体系或者老的国际体系发生变化,美国是否还在领导呢?

国际规则的创制权,特别是国际经济规则,也包括一些国际政治规则,很大程度上也是美国创制的。特朗普时期,美国出现了自己破坏规则和退群的问题。拜登上台后,又开始恢复规则,想要重新主导规则。

国际话语权,即国际舆论的主导权,美国在这方面优势非常明显。世界媒体传播的信息约有80%来自美国。

作为世界货币的美元霸权,不仅服务于美国战略,还可以控制许多国家的经济命脉,也可以作为主要的惩罚工具。所谓的经济制裁立足于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功能,只有这样才能实施对全世界的经济制裁。

相对于中国近10年至20年的迅速崛起,美国的力量生长远慢于中国,呈现相对衰落的状态。但这仅仅是对中国的崛起而言,相对于分裂的欧洲和停滞的日本,美国的力量仍然是上升的,美国在在西方盟国中仍然属于最强大的国家,仍具有主导能力。

*中美之间的三个结构性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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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2001年加入WTO时,经济总量是美国的10%,图为在日内瓦的世贸组织标志

在两重性同时存在的战略相持阶段中,最关键的问题是中美间存在的三个结构性矛盾。

第一,大国权力转移过程中,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必然产生矛盾。关键是,守成国的权力在多大程度上、多大规模上、以何种速度向崛起国转移。

第二,中美两国分别为分量极大、规模相当的世界上第一位和第二位经济体,任何一方都不会接受对方的压制或威慑。但是,中国与美国的经济总量比重正在缩小。中国在2001年加入WTO时,经济总量是美国的10%。今天,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是美国的70%多,差距不足30%。事实上,美国在历史上打败所谓的“老二”,都是在对方经济总量占美国60%时。而中国现在的占比已超70%了。当然,从70%到100%之间,还存在一个比较激烈的争夺过程。但无论如何,要想完全打败中国经济是绝不可能的,而想拖延中国上升的速度还是有可能的。

第三,结构性矛盾在一定条件下可能转化为对抗性关系,也可能转化为合作性关系。而中国与美国存在较大的相互依存度与利益相关性,没有一方可以完全放弃自己在对方国家的利益。所以这是准对抗性和准合作性之间的关系。

中美结构性矛盾体现在全球市场、两种制度和地缘政治这三大领域的战略竞争,也具有对抗性和妥协性并存的两重性。随着结构的力量对比变化和某种程度的对抗,中美之间的对抗性可能会向妥协性转变。

*国际体系转型趋向和平,但具备渐进性和长期性

当前,国际体系面临的转型与历史上所有的体系转型都不相同,过去除了冷战,大多都以战争方式改变国际体系,而冷战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两个军事集团之间。现在,中美所在的国际体系也在转型,在某种程度上是和平转型。转型过程的特点之一,是它的渐进性和长期性。

首先,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陷入了困境。过去,西方在整个世界力量中占据80%-90%的优势,现在降至50%-60%。所以,有关财富的分配和所有国际事务的决定权,再也无法成为西方主导。

其次,由于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具有惯性,西方经济即使降至全球的50%,它在国际体系中的中心位置依然存在,还可以长期维持。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即“西方治理”并不能反映新的力量崛起,不能给新力量足够的空间。并且,新的力量带来的理念、力量结构与西方大有不同。对此,西方能否接受新力量的上升和新理念的出现,并与之并存?这需要一个较长的适应过程,事实上非常艰难。

再者,各国已经具有习惯性接受美国领导的心理,很难接纳一个新的领导。这种心理需要较长时间才能改变。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从1980年至今的40年里,我们始终在融入西方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但现在,中国从融入转变为塑造、改变现有格局与体系,在能力方面还有所不足,可能需要两、三代人的培养。例如,“一带一路”建设进程中就暴露出能力不足的问题。这不是指投资建设能力,而是中国在世界体系内说服别国接受“一带一路”的能力。这些因素决定中国与世界关系以及中美关系的主次位置需要长期反复的过程,才能发生质变。

战略相持阶段的特点之二:中美对抗的有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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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日前称,“我们不想改变中国”

战略相持阶段的特点之二是,中美之间是有限性对抗。中国没有对抗的意愿,美国对抗中国的能力与意志也是有限的。这种有限性是促使战略相持阶段能够保持的一个基本条件。

在特朗普上台的四年中,美国一度聚集了除军事手段之外的所有资源以全面打击中国,包括经济上、技术上、舆论上以及盟国、中国内部等等。事实证明,美国无法打垮中国。以贸易战为例,特朗普可以对中国5000亿美元的出口征加关税,而中国只能对美国2000亿美元的出口征加关税,中国只有美国2/5的能力,明显处于下风。但长时间后,美国多征的5000亿关税将全部转嫁到美国国内的社会成本和消费者身上,导致美国国内的价格大幅度上升,引发通货膨胀。最终,美国不得不考虑降低关税。

目前,最激烈的是技术战,但最终也会如此。美国在技术上打击中国的不良后果最终也会转嫁到美国的高科技公司身上。因为美国的高科技公司会在打击中国的过程中失去中国市场,丧失其最大的利润来源,进而降低未来研发资金的投入,大大降低美国高科技公司的发展潜力。所以,技术战也不能无限制的打,更不用说军事战了。

到目前为止,美国还没下决心要与中国进行全面的军事战争。最重要的是,美国财力非常有限,整个国家财政、财政联邦债务已经高达美国GDP的150%以上。如果想打军事战,美国至少得提高现有军费开支的一倍,大约15,000亿。然而,美国联邦财政已经背负将近30万亿的债务,哪还有能力增加1万亿的战争经费?所以,美国没有能力花费如此庞大的资源来打垮中国。

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日前称,“我们不想改变中国”。说明他也认识到,改变中国只是一个梦想。只有两种可能才能造成有限性的改变:一方出现了战略错误,打破了平衡,或者在践行过程中,中国的力量超越了美国,美国完全放弃对抗,这样局面就变成了非对抗性。

战略相持阶段中的三个十年,力量对比如何变化

相持阶段有多长,取决于双方的力量对比。这种力量指的是军事、外交、政治、舆论等所有因素都加起来的综合竞争力。目前,我们与美国差距最大的是科技领域。科技领域决定了制造业的先进性,也决定了文化、制度的竞争力,以及以科技为核心的综合竞争力。因此,综合竞争力也是一个综合国力。

目前,在科技、军事、金融、软实力这四个领域,美国仍然占据优势。在科技和、军事和话语权方面,中国与美国的差距依然比较明显,但在缩小。在个别领域,中国已经开始突破,如华为的5G技术。5G是中国突破美国控制的重要象征。华为能做到的,其他中国企业在未来的10至20年内也能做到。

*至2040年,预计中国综合国力将赶超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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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到2026年,中国的GDP总量将达到美国的90%左右

2021年4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到2026年,中国的GDP总量将达到美国的90%左右,2027、2028年时可以与美国持平。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 预计,2028年中国GDP总量将赶上美国。这些国际机构的评估比中国自己的评估还要乐观。若从购买力平价来看,中国早已超过美国。但从汇率来看,最晚在2030年中国能够超越美国。这还要考虑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根据过去半个世纪的经验,美国在第二位大国达到或接近美国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二,即60%至70%时,都是美国对其实施全面打击的关键时刻。事实上,我们已经跨过了美国打击第二位大国的警戒线。未来,如果美国保持平均2%的增长率,中国保持5%的增长率,到2028年至203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将赶超美国。再过10年左右时间,中国的综合国力也将赶超美国。但2020年—2030年这10年是中美竞争最激烈的时间,也是战略相持阶段中中美关系最危险的时期,所有矛盾的冲突点都将在此时爆发。

预计在2040年左右,中国的综合国力将超越美国。澳大利亚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对“2020年亚洲力量指数”进行了分析,力量指数包括经济力量、军事力量、弹性,包括制度韧性、抵御风险能力、抗打击能力、未来资源增长空间,以及它与各国的经济关系、防御网络、外交影响和文化影响等指标构成的综合国力指数。该评估机构认为,美国的综合国力为81.6,中国71.6,日本41。可以看出,日本是美国的50%,中国是美国的7/8,仅差12.5%。其中,“未来资源”指的是国家未来发展空间,包括未来的经济资源、国防资源、广义资源(指软实力和国际动员能力)和人口资源。按照澳大利亚的预测,除了“人口资源”,其他三个资源指标中国都将在2030年超越美国。这也意味着,中国的未来资源整体上处于上升趋势。

如果2020年至2030年第一个十年内,中国的综合指标能力能够赶上美国,2030年至2040年第二个十年超过美国,那么,相持阶段的力量对比就会发生关键性的转变。到2040年至2050年第三个十年,中国应当在主要领域赶超美国,甚至超过部分科技领域。目前,中国正在抓紧提升基础研究,中国企业的专利数量,中国在自然科学核心刊物上发表的论文数量,这两项重要指标已经超过美国。但还未转变为现实生产力。当然,还有更高的指标,如诺贝尔奖,中国还处于明显的落后态势。但我们已有大量的创新成果和基础研究成果作为基础。所以,计划第三个十年在科技领域赶超美国是很有希望的。考虑到最近两年中国科技行业被美国紧逼,反而大大加快了中国科技的自主创新速度。

*中国最难超越美国的是软实力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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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间的文化力量差距比较明显:世界大学排名前10位中,有5所都是美国大学,前100位中有50所是美国

中国最难超越的是美国软实力领域的优势,包括各种文化载体和传播能力的“广义软实力”,与以美国意识形态和制度模式对别国的渗透颠覆能力的“制度弹性”。在这方面,中国还需做许多工作,让世界能够广泛接受中国的信息与文化。当然,难度系数也非常大。美国的制度弹性就是美国的意识形态对别国制度进行控制和渗透的能力,这几乎无处不在。但中国想要渗透美国却异常艰难。未来,美国将更多地利用其软实力优势。所以,今后30年相持阶段中,中美在软实力方面的竞争激烈程度将超过硬实力,这是一个长期趋势。美国的硬实力越是下降迅速,就越要运用软实力的优势与中国对抗。

中美力量对比既有显性因素,也有隐性因素。显性因素包括军事力量、科技力量、美元力量等“看得见”的因素。隐性因素主要指与软实力有关的“不太容易看见”、无法用数据统计的因素,如,中国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培养与美国同等数量、同等质量的科技人才。

中美间的文化力量差距比较明显。世界大学排名前10位中,有5所都是美国大学,前100位中有50所是美国。尽管北大、清华也排在世界前30位,但要想缩短与美国的差距,可能需要较长时间。在世界100强企业中的前十位中,中国也占据三、四个席位,但排位靠后。此外,美国运用舆论战扭曲中国形象,也是中美隐形力量的对比。所以,我们要辩证地认识中美间的差距,实现中美的优势与劣势的转换。

*中国如何实现高质量的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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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30年的核心任务是,把增长从数量型转为质量型

我国现阶段最关键的问题是,如何把增长从数量型转变为质量型,即高质量的发展。这是中国今后30年的核心任务。我们要用战略相持阶段的30年,实现中国经济、国内治理的质量型转变。这其实是一个国际战略问题,决定了中国在与美国的战略相持阶段,能否把我们的劣势与美国的优势转化为我们的优势。同样,我们的战略资源也要转变为战略能力。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2006年,美国的GDP是6万亿美元,中国的GDP是美国的1/3,约2万亿美元。目前,中国14亿人口,人均GDP是1万元,如果GDP翻一倍,就变成28万亿,人均2万美元。如果美国想从6万亿上升至28万亿,需要人均9万美元才能达到28万亿。中国拥有非常巨大的市场潜力,可以转化为中国的投资能力、基础设施建设能力。“一带一路”实际上就是中国国内市场的潜力转化为海外市场的投射能力。它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文化传播能力,也可以转化为国际体系规则的创作能力。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可以实施西方规则、联合国规则、中国规则和当地国家的规则的四合一全新的国际规则,而非完全的美国规则。

*财政危机、各种分裂使美国优势变成存量而非增量

我们看到,美国力量的局限性越来越明显,本质上反映了美国的潜在危机。最明显的就是美国的财政危机。美国联邦债务以及美国联邦财政的平衡已经出现巨大的亏空,但美国又要实现其巨大的战略目标。这二者间的差距就是美国力量的最大局限性。基辛格曾经作过重要判断,他说,美国安全的最大威胁来自于美国联邦债务,美国联邦债务越大,美国就越危险。

同时,美国经济又处于三个巨大的泡沫中,一是美国债务泡沫,二是美元无限宽松的泡沫,三是美国股市的泡沫。例如,美国股市在2020年初时处于1万多点,经过两年新冠疫情,美国股市反而涨到3万多点。试想,在新冠疫情如此严重的情况下,在经济连续负增长的情况下,股市增长的财富是从哪里来的呢?就是无限发行美元,导致美元宽松,美元价值下降。同时,美联储又大量发债,用来购买美国财政的债,这三个泡沫出现了叠加。对此,有人提出一个新理论,因为美元是世界货币,所以无论怎么通货膨胀,都可以在世界范围内消化掉。这一理论就是将世界各国看成傻瓜了。难道美元无论如何贬值,各国都会无限制的接受?这个问题值得认真考虑。

美国国内的人心分裂趋势也愈发严重。最近两年,美国国内的各种分裂倾向达到了美国历史上的最高点,就连美国内战时期也没出现如此复杂的分裂。一方面,出现了严重的种族分裂。另一方面,贫富阶层的分裂也日益严重,呈现出1%和99%的关系。还有以共和党为代表的“红州”与以“民主党”为代表的“蓝州”形成的地区分裂,以及由疫情反映出的联邦政府与各州政府的地方分裂。

所有这些问题叠加在一起,可以看到,美国的优势是个存量,但他面对的问题是个增量。存量越来越小,增量越来越大。这就是美国在相持阶段中的一个大趋势。

抓住3至5个战役缓冲期,斗争中保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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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Foreign Affairs》《Foreign Policy》期刊封面

提出“战略相持阶段”这个概念,有利于对中美关系趋势的总体把握,战略定力在胸,就不会因为这30年里美国总统至少六次的更换而显得被动。

每一任美国总统就任或卸任,美国对华政策都会有个转折,上任后不久又会转过来。在这个转来转去的过程中,就会出现战役的计划期和缓冲期。 拜登执政后,战役缓冲期延迟了近半年才到达。原因是特朗普设置的障碍太大,美国对华的战略对手定位已成定局,加之拜登自身也是个弱势总统。其实,拜登对华策略的变化在他就任前已有所准备了,只是时间和能力未到。当前他主要助手的那些文章,在2019年至2020年的《Foreign Affairs》《Foreign Policy》上就已刊发。缓冲期可长可短,2022年中期选举后,如果两党两院都被共和党拿走了,缓冲期也很难再维持,两三年以后又要进入大选,气氛又会恶化。所以中美关系将会经常性出现较长的激化期和较短的缓冲期,反复交替。

所以我们要抓住战略相持阶段的3至5个缓冲期。在激化期该斗则斗,同做好每个缓冲期的准备,全面斗争时保持部分合作。这就是战略相持和战役缓冲之间的辨证关系。

(黄仁伟,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全球治理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上海市“一带一路”安全合作与中国海外利益保护协同创新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

分类: 全球治理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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