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军:技术和经济变化得太快了,我们的社会科学没有跟上
2020年09月04日  |  来源:经济学家圈  |  阅读量:2632

然后我们再说城市化。这几年,国家层面上对中国经济的区域融合考虑的比较多。这也是因为通过这四十年的高速发展,现在到了思考我们怎么样更好地深耕我们国内市场的时候了。我们现在已经提出区域经济融合的多个战略,包括长三角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重庆成都的双城经济圈战略,提出了很多。我觉得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必须与区域融合的战略保持方向的一致,因为区域融合战略是基于现有的城市群和都市圈而做出的。这一定是代表中国城市化的方向。我不赞成城镇化的提法,因为无论经济总量,还是人口流动,区域融合的发展战略都是以超大和特大城市、大城市为主的城市群来推动的,这就意味着说我们未来的城市化的格局应该是和城市群的分布高度叠加的,我们不可能反其道而行之。尤其像长三角和长江经济带,这是中国的天然发展轴,因为上海对长三角有巨大的辐射能力,而长三角又是整个长江经济带的龙头。目前长三角的经济总量占中国的四分之一,长江经济带的经济总量占全国的接近一半,这是中国经济意义上真正的发展轴。再加上京津冀、粤港澳,其实70%多的GDP总量都会集中在这些地方。这意味着人口的聚集也应该会在这些地方。

经济学家圈:互联网和人工智能对经济学规律有没有改变?

张军教授:我直觉上认为是有比较大的影响。因为现在的经济学主要是基于古典的市场来讨论经济的变化,而古典市场上最主要角色是一个买者和一个卖者,而且彼此还存在信息的不对称。不管再怎么聪明的人,作为需求方从供给方能够得到的信息是有限的。因为信息不对称,就会创造第三方的机会来获利。也就是说,如果我能够帮助解决这种不对称的障碍,或者让这种障碍变得不是那么的严重,这就是一个可以盈利的机会。而只要有这种机会,市场就会朝着这个方向发育,这就形成了持续不断的创造新的经济活动,也就是说市场上发育的方向就是不断地弥补由于信息不对称造成的供需之间的鸿沟。市场也因此变得越来越厚。也就是说供求之间的“中间层”的组织越来越多。我曾经在二十年前翻译过一本书,书名就叫《中间层组织》,讨论的问题其实就是这个。市场交易双方为了让交易能够更好地完成,需要彼此收集对方的信息,而搜寻是有代价的,而且还需要第三方来监督,防止欺骗。就是说,我不仅需要收集更多的信息来了解对方的诚信,那我还要考虑到万一对方欺骗了、违约了,我们怎么样来保护自己的利益,我们怎么样来监督这个事情。这些事情最后都是通过市场上购买第三方的服务来解决的。所谓的发达市场,相对于初级的市场,发达在什么地方呢,发达在中间层组织发育的比较饱满、比较厚。

所以,经济学家像威廉姆森、科斯他们提出交易成本的概念之后,一下子就让人们明白了市场为什么越来越厚的道理。但交易成本的概念也让人有些困惑,因为越发达的市场经济好像就代表着交易成本的规模越大。听起来是个悖论,当然我们不能反过来说发达市场经济的交易成本更高。

当然,人情社会的情况不太一样。讲究人情的社会,做生意可以不需要合同,但那不是市场经济,另当别论。

但上世纪那些最重要的经济学家万万没有想到,今天的技术可以解决那些古典市场的难题。现在这种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生物技术等等技术的发展会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这种技术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很多经济学的研究。过去我们经济学中讨论的命题有很多都会不存在。比方说现在有了大量的数字化平台,你都可以变成一个独立的职业者,不再受雇于一个公司或组织。像滴滴的司机,只要你愿意,每个人都可以去开专车,你不需要绑定在一个具体的出租车公司,也不要签一个就业合同。这对劳动力市场有一个巨大的颠覆,颠覆劳资关系,甚至影响立法。在发达国家,劳资关系和劳动力市场的结构等等都是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领域。现在我们出现了越来越大的所谓“gig economy”,也就是零工经济的现象。

其实,就业和劳动力市场是宏观经济的基石,一旦就业和劳动力市场发生根本改变,整个宏观经济学都会要重写。我们理解的宏观经济平衡、我们制定的宏观政策,都是基于菲利普斯曲线、奥肯定律这些理论的。但现在看来,这些基础并不牢靠,会发生巨大改变。过去我们将经济发展,理论上都是关于正规部门和正规就业的扩张的,但现在劳动力市场的改变会让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的界限消失。

经济学家圈:您如何评价目前国内的经济研究?对青年经济学者您有什么建议?

张军教授:形势比人强。我觉得我们没有特别关注技术变化对经济的扰动,甚至颠覆性的影响,也没有去观察和思考这样的变化如何影响经济学。对中国的社会科学家而言,现在和未来遇到的最大的挑战就是我们的技术发展越来越快,难道对我们已有的理论没有影响?过去这几十年我们刚刚经历了把劳动力从第一产业转移出来,但技术的变化很快就让我们不需要他们了,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和不能忽略的重要问题,但是我们经济学家的注意力根本不在这上面。

我们现在的青年一代的经济学者,基本素质相当好。但总体上也还没有真正关注中国经济正在发生的最重要的变化,大多数还在跟随主流经济学范畴内的问题,很多是从文献得到的问题。你看现在无论在国内发表的这些期刊论文,还是在国际顶级期刊上中国年轻学者发表的这些论文,总体上我觉得都还是遵循这样一些传统的命题。比如说经济增长、生产率、结构变化,劳动力市场,总的还是这些东西。即便是一些有趣的问题,研究中只不过改用了中国的数据来做验证的,有原创思想的东西不多。这当然是可以理解的现象,状况的改变需要时间。不过,我们需要自觉和清醒,中国经济发展的太快了,我们太多的知识分子没有跟上。有时候我到一些著名的科技公司去调研,很有感触,从研究上说,我们的大学在很多方面很落后了,视野和能力还不及那些公司啊。比如,人家用大数据、AI和超级计算机来解决很复杂很基础的问题,找到了解决很多我们经济学涉足的实证经济学问题的办法,我们的研究做不到。

每次到了这些地方我就觉得我们的大学真的是非常落后,我们的教科书、课程表,这些东西都还停留在半个世纪前,完全跟不上我们经济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怎么去教学生?所以我有一次讲,我说你看现在课堂上我们还在用曼昆的宏观经济学教科书、萨缪尔森的经济学等等,这些教科书的内容跟我们看到的现实脱节很厉害,里面没有互联网、也没有电子商务、大数据、AI,没有智慧城市、城市大脑对吧?没有Fintech,没有共享经济、没有平台经济、没有零工经济现象。你不觉得脱节得很厉害吗?

我希望我们的年轻经济学人应该跑到前面去,应该多去跟踪我们的技术改变对经济的影响,多去观察这些新的现象。在这个上面能去寻找创新的机会,做好的研究,我不是说主流经济学关心的那些问题不重要,而是说那些问题它的重要性已经大大地下降了,我们有比这更重要的现象和问题,但是现在没有引起我们太多的关注,甚至集体的意识都嫌不足。 

(张军,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复旦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本文来源于公众号“经济学家圈”《双循环与十四五》系列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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