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圈：十四五期间，您觉得最关键要做的事情包括哪些？

张军教授：十四五这五年应该是很特别的，因为现在跟五年前很多事情有了根本的改变，未来五年我们要做的事自然也要有相当大的不同。现在一个是中美（经贸）关系的倒退，一个是全球经济萧条的到来，这对我们未来的经济发展会有非常大的影响，十四五的规划肯定要考虑这些大变局，规划和战略必然要做出大的调整。

这些变局虽然我们几年前多少有所预料，但来的这么快，这么猛，我想是出乎意料的吧。2018年初中美贸易发生严重摩擦的时候，我们大都觉得这个摩擦再正常不过，日本韩国都有过，没有什么了不起，通过双边对话和磋商，中美之间肯定能找到解决办法，事情慢慢会过去。老实说，我们大家应该都有这样一个基本的估计，不太有人把中美贸易摩擦看得对中国特别的危险，即便是海外研究中国经济的专家们也有类似共识，就是中美贸易摩擦会得到解决。事实也是这样，经过多轮磋商，双方达成了协议。总的来说，中国经济在2008年以后已经开始纠正贸易不平衡问题，扩大更多的内需市场，把对全球的贸易余额大幅度降了下来，从2007年占GDP10%下降到现在差不多接近完全平衡。即便是贸易总额，相对于GDP的比重，也从最高时大约65%下降到现在的差不多30%的水平，至于说中美双边贸易还存在不平衡，大家都理解是一个需要靠双方共同努力的问题，特朗普上台之后，策略性地选择在这个问题上持续给中国施压，但中国确实承诺开放更多的市场给美国。

但是这次突如其来的疫情让情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两个因素互相叠加，一是美国进入到大选季，特朗普为了争取连任要甩锅推责，拿疫情来说事，再加上之前存留的中美贸易逆差问题，突然转变对中国的态度，政治上采取敌对政策，威胁与中国全面脱钩，打压中国科技公司，甚至要终止与中国学术与教育往来。这已经走的太远，这一切已不能简单归因于大选需要了。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美国朝野对中国经济崛起和中国发展模式的态度，值得我们高度警惕。

这次全球疫情大流行对很多发国家的经济确实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比上一次大萧条有过之而无不及。萨默斯说，全球经济进入了长期停滞，意思是说，除了修修补补，艰难度日，未来10年都不太可能再有起色。大多数经济学家对全球的经济未来表示悲观，所以在很大程度上确实出现了“百年未遇之大变局”。而未来十年正好又是中国确定的分两步走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的关键时候。按计划，今年是我们第一个百年目标完成年、然后开启第二个百年目标。从2021年到2035年这十五年，我们要做三个“五年规划”，落实第一步的发展目标。现在做的十四五正好是第一个十五年的第一个五年规划，而且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开始。跟美国的关系改变以及疫情造成的全球贸易、投资和经济的持久衰退和萧条会给中国经济发展造成什么影响、多大的影响，这些问题都必须要有充分的估计。在这个条件下，我们才能做出客观的和实事求是的规划出来。

经济学家圈：对于十四五期间的劳动人口减少您有怎样的看法？

张军教授：随着出生率的转变，我们的劳动力增加的速度大约在2010年左右就出现拐点了。这个变化可能是结构性的，不太会逆转了。这对中国经济当然有影响。主要的影响体现在我们的潜在增长率会降下来，日本和韩国都是这样，都经历这样的结构性变化。至于降下来多大的幅度，不好说，但我想毕竟我们的人均收入和资本存量还没有达到低增长的临界值，应该有大约7%的增长潜力。要注意，这几年我们主动下调了我们的增长目标，政府对增长的预期也确实没有那么高了，2013年以前我们的增长目标值一直是在8%，现在这些年我们逐年下调增长目标，到了6%左右，甚至政府容忍的增长目标再低一点都没有关系。下调增长目标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因为要考虑环境成本，要更多关注民生，也要处理过高的杠杆率，并强行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但是，下调增长目标之所以是可能的，主要是因为劳动人口的持续减少和流动人口规模的锐减，就业压力显著下降了，而且随着互联网和新技术的普及，新的经济活动不断涌现，年轻人自我就业和创业的机会大增。这些都有助于吸纳因经济增长放缓造成的就业压力。

确实，过去10年，技术的驱动，使得中国经济出现了显著的结构变化。我们应该在十四五规划中明确鼓励未来更多的生产性和创造性的要素资源能够持续创造新的经济部门，提升我们经济的整体生产率水平。同时，基于移动互联网的技术，包括大数据、云计算、AI和5G的应用能够为我们传统的经济部门赋能，就像金融科技改造传统银行商业银行那样。 

大家都看到，这次疫情以后，中国经济确实有加快数字化转型的趋势，这是好消息。我这次来重庆参加零售金融数字化转型的论坛，传统的银行，不管大银行还是中小银行，现在都面临大量的竞争压力，就是朝科技赋能的方向，用技术方案来创造新的消费场景。我觉得这个对中国经济有非常长远的影响力。数字化转型的趋势会让大量的经济活动走向线上和平台化，尤其是在服务业。我最近在为写的文章中说，尽管这次疫情让中国经济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疫情期间让我们的消费者和企业都体验到了数字经济带来的安全和便利，看到了经济数字化的巨大潜力。我相信从此以后我们搞学术会议一定是线下和线上结合，慎思之是线上为主。将来的社会会保留“社交距离”这个规范， 所以服务业会进行彻底的数字化转型。金融科技虽然前几年我们讲了很多，但是那时候冒牌的东西太多，现在不同了，我们的确进入到了金融科技的时代，这是颠覆性的变化。这一点我相信。

经济学家圈：对于城镇化在十四五期间的作用呢？

张军教授：我预料，接下来经济转型的这个十年会特别快，疫情以后会加速经济的数字化转型。但同时，我们应该对之前的经济发展战略会有大的调整，比方说粮食的安全问题、能源的安全问题、医疗资源的安全问题，会有跟更长远的考虑，也要有相应的措施加以巩固。还有产业链的安全问题，特别是像核心技术供应链这样的关键领域，我们肯定也会在规划中加以考虑。我们不希望将来过于依赖美国和其它发达国家的技术供应，但我们又要保持对世界的开放和技术合作，不能封闭起来。中国的巨大市场，包括技术市场，对全球的企业有持久的吸引力，我们要有足够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