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签化，正在成为美西方国家应对挑战的一种基本策略。其核心特征，就是用一个带有特定指涉的标签，对具体的话语和行动进行标识，然后针对标签，而非话语和行动，做出预先设定的举措。比如说，用“民粹主义”标识不符合新自由主义精英认知的信息，用“虚假信息”标识不符合预设认知框架的信息，用“基于规则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标识所有美西方国家主导设立的游戏规则，然后，反对“民粹主义”，反制“虚假信息”，强化和巩固“基于规则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

这种标签化的举措，最近又有了非常典型的标志性案例：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最近发布名为《中国的虚假信息战略》报告，将中国发布《美国侵犯人权报告》，以及媒体披露美国国内存在人权问题的做法，定义为“虚假信息战略”，报告的作者大西洋理事会亚洲安全倡议的高级研究员德克斯特·罗伯茨称“中国的虚假信息努力正变得越来越老练”，而位于纽约的民主与人权研究机构“自由之家”研究中国及香港事务的主管莎拉·库克在最新一期《中国媒体快报》的一篇专栏文章中也宣称，北京方面的虚假信息手法正在趋于老练圆熟，并变得更加复杂精细。她说，最近的研究总体表明，“大量人力和财力被投入到虚假信息努力中，其整体的复杂性和影响都有所增加，官方账户和虚假账户之间的联系更加明显，这使得中国政府更难以合理地推诿责任。”

这类言论具有非常显著的代表性：通过使用“虚假信息”这个标签，回避相关研究涉及的美国国内确实存在的问题，将相关的批评标识为“假消息”，然后将斗争的焦点转向“虚假信息”，而非解决真实存在的问题本身。换言之，这种使用“虚假信息”的标签，来处理和回应美西方面临的各种挑战的举措，本质上是一种“自我欺骗”行动。掌握话语权的精英，在媒体空间制造出了一种符合自身价值观预设的“舒适区”，然后将这种“舒适区”定义为唯一存在的“真实”，而将所有与此抵触的信息，定义为“虚假信息”，从而维持自身认知的一贯性。这可以看做掌握话语权力的传播精英“自我麻醉”以及固化“信息茧房”的一种经典尝试；当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对信息的选择性接受、选择性认识，以及选择性理解，确实是人类认知行为中一种固有的存在。但当这种存在变成一种被有意用于系统性扭曲真实存在，并服务于特定国家战略需求的时候，就形成了极具讽刺意义的自我强化机制。认定自己始终处于优势地位，站在历史正确一侧的美西方国家，因此坚定地拒绝正视所有与预期不符的现实发展，坚定地认为这是基于错误信息，不正确的价值观，或者是错误的行为模式，从而通过不断强化和提升的“自我合理化”，拒绝做出实质性的调整，在追求真实和正确信息的名义下，像鸵鸟一样将头埋进沙堆，拒绝看待不符合其预设立场的现实。

上文提及的“自由之家”相关研究人员的这种认知失调的发展，已经具备某种病理学意义经典案例的特征。过去两年，持类似看法的英美学者曾分别在推特和微博上抓取了超过100万条中文信息，进行基于机器学习的深度文本分析，然后得出研究结果。然而，与他们预设的结论，即“中国政府更倾向于通过虚假的机器人账号发布有利于中国政府的虚假信息”完全相反，所谓不利于中国政府的负面信息，才是主要由虚假的机器人账户发布的虚假信息，这种虚假信息压倒性地占据了以推特为代表的欧美社交平台的主要内容。当然，“自由之家”自身，及其支持的若干具有代表性的NGO，在此过程中，也“贡献”了相当比例的虚假信息。但这种事实正在被系统性的重新解读，继而形成建立在对真假做颠倒性定义的所谓新标准之上，这个标准简单而粗暴：所有不符合美西方研究者预设立场的消息，都是假消息。

这是一种大规模的心理亚健康状态，可以看作是美西方精英对中国发展速度远超预期，对全球范围治理新冠疫情能力和绩效对比鲜明等冲击性事实的一种防御性反应。这种反应的另一个表现，就是“战狼外交”这一标签的使用：任何正确主张中国国家利益合理诉求的声音，都被贴上所谓“战狼外交”的标签，继而，美西方尝试对“韬光养晦”这一概念进行全新的阐释，构建一种在他们看来具有内生合理性的认知逻辑和架构，从而收获两个效果：第一，对冲中国发展带来的真实冲击；第二，通过继续对中国进行贴标签的批判，来获得心理和道义上的满足。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标签化”的策略，和西方国家普遍出现的毒品合法化举措，有类似之处。解决不了问题，甚至没有勇气去承认和面对问题，那就通过自我麻醉来回避问题。这种变化毫无疑问是让人唏嘘的，但是很显然，还是应该负责任地指出，这种自我满足的标签化，特别是对“虚假信息”标签的泛化使用，无助于解决美西方面临的真实挑战。

（沈逸，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