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琪轩:大国战略竞争与美国对华技术政策变迁
2020年08月18日  |  来源:《外交评论》2020年第3期  |  阅读量:9063

【引言】2020年美国大选将近,特朗普政府对中国高科技企业的限制和打压仍步步加强。这种对华技术政策取向,究竟是大选前为吸引选票的权宜操作,还是美国精英达成共识的长期策略?

大国竞争如何影响领导国对外技术政策

技术具有二重性,技术进步既可以服务于国家经济发展,也可以巩固国家安全地位。因此,对外技术政策成为大国竞争的重要内容。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对华技术政策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是第一阶段。在这一时期,美国逐步放宽了对华技术进出口限制,因此,该时期是“双放松”时期。20世纪90年代,美国对华技术政策进入第二阶段,在这一时期,美国对华技术政策出现短暂、小幅波动。尽管如此,美国大体延续了此前的“双放松”政策,对华技术进出口限制并没有随着冷战结束而收紧。到了21世纪,美国对华技术政策进入第三阶段。尤其是唐纳德·特朗普当选总统以后,美国对华技术政策出现大幅调整。此时,美国政府不仅加强了对华技术出口限制,还加强了对华技术进口限制,呈现“双收紧”趋势。如表-1所示,在不同历史时段,美国对华技术进口与出口限制呈现较大差异,从“双放松”逐步走向“双收紧”。那么,为何美国对华技术政策会呈现出这一变迁?


权力转移理论关注世界政治的领导国常常遭遇崛起国家构成的战略竞争压力,但是,该理论聚焦于世界政治中的领导国与挑战国。事实上,当新兴大国迅速崛起对领导国构成战略竞争压力时,参与大国竞争的往往不限于两个大国,常常有多个国家直接或间接、主动或被动地置身其中。为了维护自身的领导地位,领导国常常需要争取合作伙伴来共同应付直接、迫切的战略竞争压力。国内有研究者称当前美国的战略调整为“规锁”,即锁定中国的增长空间和技术水平,把中国的发展控制在无力挑战美国主导权的范围内。 而要成功实现“规锁”,领导国往往需要与其他大国协调合作。

要理解领导国在面临战略竞争压力时的对外技术政策调整,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审视:

(一)领导国重点争取的战略伙伴是大国。对大部分现实主义政治经济学者而言,世界政治的领导国往往对与其他大国展开技术合作持警惕态度。这是因为,如果合作伙伴是大国队伍中的一员,伴随其技术实力增长,以往的伙伴就很可能对其构成安全竞争与经济竞争压力,因此在通常情况下理性的大国应加强对其他大国的技术限制。

换句话说,掌握技术优势的大国应更愿意和实力较弱的中小国家展开合作。乔纳森·塔克对欧洲的研究发现,当两国的实力差距较大、两国的竞争关系较弱时,双方均有较强的意愿进行技术合作。而当两国的实力差距逐渐缩小,双方竞争关系增强时,两国的合作意愿就降低了。鉴于大国之间更容易构成安全竞争与经济竞争,掌握技术优势的大国往往倾向于防止技术流向竞争者。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现代国际结构并不同于微观经济学中的完全竞争结构,而类似于寡头结构,各个寡头是价格制定者,而不仅仅是价格接受者。因而,在大国战略竞争加剧时,获得其他寡头(大国)的支持就变得非常重要。一个强大的合作伙伴有助于领导国应对战略竞争压力,维系自身霸权。此时,领导国倾向于选择大国队伍中的一员来共同应对战略竞争压力,即“联合强者来打败更强者”。

(二)领导国调整技术政策的目标主要指向当期国家利益。当期国家利益与未来国家利益之间会存在差异。大量实验经济学关注“理性人”的“现时偏好”(present bias),即为满足当期利益,个人往往做出损害长期利益的选择。不仅个体如此,“理性”的国家也会因为竞争压力而存在现时偏好。当经济竞争压力足够强的时候,领导国在世界政治中的主导权会受到挑战,此时,领导国更重视当期利益而忽略长远利益与声誉,用“短视”的政策调整如货币贬值等手段来削弱竞争对手。在面对直接、迫切的大国战略竞争压力时,维系自身霸权的需要会促使领导国向其他大国转让技术,以争取合作者、对抗竞争者。这是为当期国家利益服务,却无意中促成技术向现在的合作者、也是未来的竞争者转移。通过“联合未来的竞争者以应对当前的竞争者”,其促成了“未来的竞争者”的成长,进而影响未来的国家利益。

(三)领导国调整技术政策的背景是面临直接、迫切的战略竞争压力。已有研究向我们展示,外部压力往往有助于内部团结。当一个群体面临战争、自然灾害等压力时,即便是“自利”的个体也愿意合作以应对压力。外部压力越大,群体内的合作意愿也就越强。外部压力与威胁感知促成精英内部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塑造了日本、韩国等“发展型政府”。外部压力不仅会促成群体内的团结,还会加强群体间与国家间的团结。塞巴斯蒂安·罗萨托的研究表明,欧共体的起源是出于应对安全压力的需要。在冷战高峰期,法国和联邦德国需要制衡苏联带来的威胁。两个欧洲大国基于安全压力,通过合作推动了欧共体的形成。约瑟夫·帕兰特的研究则显示,在面临严峻外部压力的情况下,独立的国家之间会让渡自主权,结成联邦。米尔斯海默指出,大国有时愿意帮助重要盟友获得经济优势,因为它可以通过这样做来威慑或者打击一个更强大的竞争对手。换言之,为了维护世界领导权,世界政治中的领导国需要寻找合作伙伴来应对紧迫的、直接的压力与威胁。在此背景下,我们才能理解为何领导国要找寻其他大国合作,为何领导国同意向未来的竞争者转让技术。领导国需要争取合作者来应对战略竞争压力,这既包括安全竞争,也包括经济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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