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前夕，美国政府宣布放宽对华技术出口限制。对华出口清单上新增商品包括机车、建筑设备、内燃机和辗轧机等。海外运营的美国公司在对华出口战略物资时，只要得到所在国的许可证即可，无需再向美国政府申请特别许可证，对华出口外国技术也无需得到美国财政部许可。1973年，基辛格向周恩来表示，如果苏联对中国发起攻击，美国政府可以为中国提供一系列帮助，如供应技术设备。在一定伪装下，帮助改进北京及其导弹基地的通讯技术。此外，美国还可以向中国提供部分雷达设备。当时，中国需要购买罗尔斯—罗伊斯飞机引擎等技术产品，但是美国国内法却禁止出售此类技术，为解决这一难题，美国政府安排其盟友英国出售此类技术产品给中国。伴随中美关系解冻，中美贸易迅速增长。1970年，中美贸易额只有500万美元，到了1973年，增加到8.8亿美元，在两年时间里，美国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从尼克松访华到中美正式建交，尤其是在1973年到1976年间，两国关系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也经历了停滞与波折。其中一项阻碍源于美国国内利益集团和中国台湾有着更紧密的经济联系。因此，把重点放在美国的经济利益与国内利益集团，难以解释美国对华技术政策的重大调整，但是，共同应对苏联安全竞争这一重大的战略利益，让中美关系在停滞之后向前迈出重要一步。

1978年，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访问中国，他迫切希望团结中国以应对苏联压力。布热津斯基向中国领导人指出，我们时代的特征是苏联崛起为全球大国。苏联人在欧洲取得了政治优势，使中东问题激化，在南亚制造动乱，向印度洋进行渗透，并包围了中国。布热津斯基问中方需要什么武器装备，中方随即提供了一份清单。布热津斯基做出了回应，虽然美国现在还不能向中国出口一些武器，但美国会将清单提供给欧洲盟友，且不反对欧洲盟友出售上述武器。随行的美国国防部以及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还向中方提供了中苏边界的苏军布防情报及军事设施照片。1978年，邓小平多次通过布热津斯基敦促美国放松对华技术出口限制。邓小平提到中国期望进口三项高技术产品，美国的超级计算机、装有美国配件的日本高速计算机和扫描设备。同年7月，卡特总统的科学顾问弗兰克·普莱斯率美国科学代表团访问中国，随行成员大都是美国科技界的领军人物，中美科学交流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代表团也转达了美国将多种受到限制的技术转让给中国的意愿，包括陆空红外线扫描设备。

迫于苏联竞争压力，美国逐步放松了对华技术出口限制，这一转变开始影响中国对外经济政策。在“文革”结束后，中国开始了一场“洋跃进”。中国领导人希望通过大规模购买西方技术，提升中国技术水平。在1978年五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中国领导人还提出十年发展规划，包括建设百余个大型工业项目。此时，中国已签署的对外合同金额高达70亿美元，预计总金额高达约400亿美元。从西方大规模引进技术的尝试，带来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财政赤字，1977年中国的财政赤字为12亿美元，而到1979年则高达45亿美元。

中美建交进一步推动美国放松对华技术出口限制。在1979年邓小平访美期间，卡特总统指出，从东南亚到印度洋再到非洲许多地区的形势不稳，苏联军事力量在迅速增长，这些都是国际形势中的不利因素。因而，需要加强中美合作，在一些麻烦地区协调行动。在此背景下，邓小平强调中国有很多商品可供出口，用来交换美国技术。他要的不是1970年的技术，而是最先进、最尖端的技术。邓小平和卡特签订了中美科技合作协定，两国在能源、空间、工程等领域展开合作。为此，两国成立了科技合作联合委员会，每年轮流举办会议，中美技术合作开始制度化。值得关注的是，1979年7月，中美签署协议，给予对方贸易最惠国待遇，这是卡特任内重要的对华政策调整，意味着美国更大规模地对华开放市场。按照政治精英的理念，很难预测美国对华技术政策的重大调整。卡特总统在任内积极推动“人权外交”，但是随着中国这一合作伙伴的战略价值日益提升，他在处理对华关系时更关照中方需要，搁置这一具有争议的外交理念。

在中美技术合作的过程中，1979年之所以重要不仅是因为中美建交，更因为苏联在这一年入侵阿富汗，苏联的扩张主义给美国带来更显著的安全竞争压力。美国更大规模放松了对华技术出口限制，其中不少涉及国防技术。苏联对美国构成的安全竞争越紧迫，美国对华技术出口限制就越放松。1980年1月，美国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访华，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美国防长首次到访。此前卡特总统曾指示，中美的技术合作不涉及军事领域。由于苏联入侵阿富汗，在布朗出访前最后一刻，中美合作被定调为更全面的战略合作。在离开北京前，布朗向中方透露，卡特总统准备批准对华出售非致命军事设备。美国国务院解禁了近30种技术设备，包括防空雷达、无线电通讯设备、对流层通讯设备、运输直升飞机、卡车、电磁干扰设备等。此时美国更急切地希望加固中美合作以应对苏联压力，放松对华技术出口限制是实现其战略意图的重要手段。

1980年4月，美国商务部将对华出口控制从“Y类”(对华沙条约集团)放宽到“P类”，这是为中国专门设置的一个类别，并无实质意义。但美国政府通过这一政策调整传递了一个明确信号，即在技术出口限制这一问题上，美国将中苏区别对待。7月，美国商务部又一次放宽了对华技术出口限制。9月，美国国防部高级代表团访华，与中方共同探讨中国吸收美国先进军事技术的可能性，这时已有400项非杀伤性军事高技术获准向中国出口。

在罗纳德·里根执政时期，美苏竞争趋于炽热，中美军事合作达到高点，中美技术合作也随之达到高点。在加强与传统盟友关系的同时，里根积极争取中国，以实施强硬的对苏政策。在里根眼中，苏联是一个“邪恶的帝国”，是美国“正与之交战的敌人”，对抗苏联成为里根政府对外政策的中心内容， 与中国合作的战略价值显著提升。1981年，依据美国国防部的评估，中国在中蒙苏3000英里的边境部署了47个师，苏联每年需为此花费25%的国防预算即400亿美元予以应对。因此，美国需要维持、在可能的时候提升中国对抗苏联的军事价值， 放松对华技术出口限制遂成为争取中国的重要政策工具。1981年6月，里根就向中国转让技术做出指示，为支持一个安全、友好、现代化的中国，美国将向中国转让设备和技术，其技术水平两倍于在入侵阿富汗之前苏联能从美国获得的技术水平。当然，该政策执行比较困难，因为美国政府部门发现，在对苏联几乎没有任何技术出口的情况下，“两倍水平”是没有实质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