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在国内市场平台上寻找替代伙伴。借助国内超大市场容量的优势，中国积极寻找技术进出口的替代伙伴。历史上，大国为了避开技术封锁、销售技术产品，积极寻找替代市场。18世纪英国在面临欧洲大陆的封锁与竞争时，积极寻找北美、印度以及非洲作为其技术产品的替代市场。20世纪80年代，为避免依赖日本提供的中间技术产品，美国也将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各国作为替代市场。当中国面临外部压力尤其是美国压力时，有四个国家和地区曾是中国重要的替代性技术来源，即俄罗斯、以色列、欧洲以及日本。既往的合作既涉及军用技术，如从俄罗斯获得军用航空技术，又包括民用技术，如从欧洲尤其是德国获得通讯、汽车、核电等技术。此外，还包括军民两用技术，如中欧在航天领域的合作。

不仅如此，依托国内市场，中国还通过国际产能合作为中国技术产品开拓广阔的海外市场。中国的广阔市场为合作伙伴提供了重要的经济激励，通过技术合作，实现互利共赢、释放互补优势、发挥协同效应。例如，由于同样面临美国战略竞争压力，中俄技术合作稳步推进。通过联合研制生产远程宽体客机，中俄已在跨国技术合作上取得重要进展。中国与巴西等国家在卫星技术，与东盟国家在电子技术、农业技术，与非洲国家在农业、制造、电力技术等领域，也展开了一系列合作。随着合作的深入，中国对外技术合作逐渐走向制度化。通过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倡议、“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中国正在搭建多边技术合作机制，拓宽高技术产品的进出口市场。因此，即便失去了旧世界，中国技术发展依然能够依托庞大国内市场，寻找替代伙伴，开拓一个新世界。

最后，在替代伙伴的协作下布局全球科创。如果说积极寻找替代市场是防守型应对策略，那么通过全球消费链、全球产业链与全球价值链布局全球科创，则是更为积极的应对策略。中国技术成长不同于苏联。当年苏联学生几乎没有在美国大学学习的，苏联科学家也罕有在西方实验室工作，但是，今天的中国已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中国企业积极投资于有较强创新能力的国家，对外技术投资成为中国自主创新战略的一部分。中国政府鼓励企业走出国门，实现全球合作、全球布局，并在近十年内取得了重大的进展。根据世界贸易组织2019年全球价值链报告，在当前的全球价值链中，中国信息通讯技术的国际供应与需求已成为和美国旗鼓相当、并驾齐驱的一个中心。华为的全球研发中心位于班加罗尔、硅谷、达拉斯、斯德哥尔摩和莫斯科。同时，华为已将其通信业务扩展到39个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依靠国内的价值链，中国正在积极改变全球价值链，并逐渐具备提出自身技术标准的能力。例如，由于掌握技术标准的国家施加影响，中国企业获取大型民用客机“适航证”就面临取证时间延长等问题，增加了取证难度。随着中国技术能力的增强及在全球价值链影响力的提升，中国企业在全球高技术领域中制定技术标准的能力也相应增强。事实上，中国民用航空的安全性保持世界领先纪录，采用中国标准就能保障国产大型民用客机安全地飞向世界。和当年美国通过亚洲生产伙伴来设定技术标准的逻辑类似，获得跨国技术伙伴的支持在大国战略竞争背景下尤其重要。中国、俄罗斯以及巴西都在积极发展民用航空工业，因此，在航空领域，金砖国家之间的科创合作不应局限于联合研制、联合生产，还可以拓展到设定“金砖国家适航标准”等方面。因此，面临大国战略竞争，中国需要积极争取彼此联系密切的国家共同重新布局全球价值链，展开全球科创活动。

概言之，当苏联和日本的战略竞争压力退却后，中美技术合作蜜月期已然过去，在未来的大国战略竞争中，技术竞争作用将更为凸显。保障关键技术自主可控、发挥超大市场容量优势、寻找技术市场替代选择、布局全球科创战略协同，是中国抵御国际经济波动、防范大国竞争干扰、保障核心技术安全，进而引领未来技术革命的重要战略选择。

（黄琪轩，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