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依靠国内专注于高端技术研发。由于美国将制造能力转移到海外，美国的公司变得更灵活了，企业得以重新配置生产要素，保持创新能力。尤其在电子及信息通讯技术领域，美国的个人电脑、移动电话等公司将竞争优势集中在越来越复杂、越来越昂贵的研发上。有研究发现，从1985年到20世纪90年代早期，美国公司更集中地将资源用于开发新产品、创设新品牌、制定新标准，换句话，有亚洲承接制造能力，美国便可以更有效地将国内技术向高端转移。

在这一时期，美国“依托亚洲的生产网络”(Asian based production networks)有效地应对了来自日本的经济竞争。有三个方面尤其值得关注。第一，美国企业降低了对日本技术产品的依赖。由于亚洲国家和地区开始生产相关技术产品，这些国家逐步替代了日本生产商对零部件供应的垄断。第二，美国企业降低了成本。由于亚洲国家的劳动力价格更低，制造成本更低，采购其中间技术产品降低了美国企业的生产成本。第三，制造了日本的竞争对手。美国的做法促使一些亚洲国家在存储芯片、消费电子产品和显示器等技术领域迅速崛起，构成了对日本的直接竞争。

从当时来看，美国应对日本经济竞争而采取的技术政策调整是比较有效的，依托包括中国在内的跨国生产网络，美国的高技术产业在20世纪90年代实现复兴。到1994年，美国的硅片、半导体材料等高技术产业再度繁荣，重新占据世界市场主导地位。美国的办公、通信和计算机生产商重新确立了技术领先地位。相比之下，一度强大的日本竞争者则显得混乱无序、灰心沮丧，明显处于技术上的守势。1989年到1994年，日本计算机以及数据通讯产业对集成电路的需求占世界总需求的比重，从41%下降到20%，而同一时期，美国需求占世界需求总量的比重从37%上升到46%。日本出口的消费电子产品从1985年的3.8万亿日元下降到1992年的2.2万亿日元，同期彩电出口从1340万台下降到450万台。其结果，1980年到2000年，衡量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全要素生产率，在日本的大部分行业都呈显著下降趋势，而美国则大幅度提高。美国成功地“利用亚洲打败了日本”，中国经济圈对此贡献巨大，而由于需要联合“中国经济圈”来应对日本经济竞争压力，美国做出了相应的技术政策调整。

首先，美国允许技术出口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各国。要团结亚洲应对日本的经济竞争，美国就需要转让相应的制造技术。有研究者发现，美国企业转移到亚洲的技术，其技术水平较高，提升了当地的技术能力，而日本转移的技术则相对较低。美国对亚洲各国的技术转移不断升级，从芯片组装到芯片测试，从手工组装到自动化组装，从印刷电路板的简单组装到更复杂的子系统组装，最后到工业电子品的最终组装，向亚洲转移技术是美国的“求生之路”(left for dead)。有学者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技术更新迭代的研究也展示，1987年底，上海“先进技术”的合资企业中有48%来自美国，相比之下，日本对先进技术转移的贡献则比较低，这可能是日本忌惮中国在未来会成长为日本强有力的竞争者。换句话说，为了联合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美国更积极地转移技术，促进了当地的技术升级，在十年时间里，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以及中国大陆的企业纷纷进入了芯片制造的高科技领域。

美国主导的跨国生产网络还间接促进了中国的技术升级。苏州建立的半导体生产线离不开美国生产网络的重要成员韩国和新加坡的国际技术合作。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电子技术成长迅速。1997年，中国电子产品产值达450亿美元，进出口总额则达到480亿美元。

其次，美国允许亚洲生产的技术产品进入美国市场。由于需要用亚洲替代日本，美国日益转向依靠亚洲供应商提供中间技术产品，一个共同的跨国技术联盟逐步形成。美国国内的高技术产业大都反对提高对华关税，因为它们需要进口来自亚洲的技术产品，高关税会相应提高美国高技术产业的生产成本。因此，从经济利益与国内利益集团出发，有助于理解这一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此时美国企业需要中国提供廉价的中间技术产品，需要进入中国广大的市场，而美国政府需要满足国内利益集团的诉求，因而放松对华技术进出口限制。1994年初，美国商务部部长在公开场合一再强调，不带附加条件的对华最惠国待遇有助于维护美国的经济安全，对华贸易对美国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美国政治精英的理念也可以为此提供部分解释。持自由主义理念的美国精英希望通过接触中国，将中国纳入美国主导的经济秩序。经济利益、国内利益集团以及精英理念和大国战略竞争，都可以解释为何美国在这一时期放松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的技术进口限制。在限制日本产品进入美国市场的同时，美国购买了大量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各国生产的高技术产品。中国对美贸易份额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不断攀升，1980年为9%，1984年为18.9%，到1994年则达到23.7%。对此，以制度为中心的视角则解释力不足。研究者发现，美国在亚洲的跨国生产网络尽管比较有效，但是制度化水平比较低，乃至几乎没有正式的政府间协议与制度支撑，战略竞争的需要使缺乏制度支撑的跨国技术合作同样有效。

不过，中美这一技术合作不是没有隐忧的，当时就有研究者意识到，像中国这样拥有庞大经济体量和技术能力的国家，不会长期让美国主导国际分工，中国最终会走向自己主导的发展模式，提升自身的技术水平。中国拥有人才储备、市场潜力、技术能力，未来中华经济圈很可能构成对美国的竞争。他们看到，当中国走向世界技术前沿，中美日之间的市场竞争会上升到一个新阶段。但是，尽管有此顾虑，为了缓解日本对美国直接、迫切的经济竞争，美国选择联合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以应对日本挑战，因此，在苏联解体以后，米尔斯海默等学者期望美国政府立刻调整政策来应对中国战略竞争的局面并没有出现。由于需要中国作为技术合作伙伴来应对眼前、迫切的战略竞争压力，美国政府对华技术政策总体延续了前期的稳定性和开放性。

21世纪美国对华技术政策调整 

到了21世纪，美国对华技术政策开始出现调整的端倪，苏联解体以及日本经济陷入低迷，大大缓解了美国面临的战略竞争压力。随着此前的安全竞争与经济竞争消失，美国的对外技术政策开始出现调整的动向，在乔治·沃克·布什担任总统后，美国开始逐步实施对华技术出口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