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于国家安全考虑，已通过的技术转让计划被美国政府否决。2001年上半年，中芯国际(SMIC)准备投资15亿美元在上海建立一个芯片厂，然而，随着小布什政府上台，中芯国际从美国应用材料公司申请的两项电子光束系统技术遭到出口阻挠，最终，公司不得不放弃引进这两项技术。不少美国大公司纷纷抱怨美国政府加强对华技术出口限制，较之以往措施更加严厉，审批时间显著延长。商界想获得技术出口证书更要费尽周折。2001年，平均每项技术出口证书的申请时间约为77天，比2000年要多半个月，有时获得一项技术出口证书的申请耗时长达三个月甚至一年。2006年7月，美国政府公布了一份对华出口管制草案，进一步扩大了对华出口管制范围，新增47项出口限制，审批程序更加复杂。2004年，美国从中国进口的高技术产品达到460亿美元，而出口到中国的高科技产品仅为90亿美元，不足进口的五分之一，其逆差几乎占当时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三分之一。

“9·11”恐怖袭击后，美国政府将对外政策重心转向海外反恐行动。尽管米尔斯海默等学者认为恐怖主义并非美国的心腹大患，而应该将主要矛头指向中国，但是，恐怖主义给美国带来了短期、更直接的安全压力。此时，美国对华技术出口限制没有全面、显著升级，很大程度即源于应对这一迫切安全压力的需要，类似的安全压力还包括乌克兰危机。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恐怖主义对美国的挑战显著弱于苏联的安全竞争与日本的经济竞争，当海外反恐取得阶段性胜利后，美国就可以更专注地应对崛起大国对其构成的安全与经济竞争压力。中国的快速发展既让美国感受到经济竞争压力，也让美国感受到安全竞争压力。

美国政府与公众日益感受到中国的经济成长及其对美国构成的战略竞争压力。经济学家大卫·奥特尔等人研究了从1990年到2007年的数据，他们指出，在美国市场来自中国的进口商品显著增加，尤其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中国对美出口给美国就业造成巨大压力，致使美国出现高失业率及工资下降等问题。美国企业界也日益感受到来自中国的经济竞争压力，例如，太阳能等新能源是美国的新兴产业，在中国企业大规模进入该技术领域后，美国太阳能光伏企业面临极大压力。一家名为索林卓(Solyndra)的太阳能企业的主要投资者撤资，致使损失11亿美元，上千个工作岗位流失，同时，美国政府也难以收回5.35亿美元的担保贷款。索林卓的投资者认为，来自中国企业的“不公平竞争”致使其陷入困境，遂对中国企业提起诉讼。从英特尔公司分离出来的另一家太阳能光伏企业光谱瓦特(Spectrawatt)也面临类似境遇。美国联邦和州政府为其提供了3200万美元的资助，但该企业最终破产，他们认为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即来自中国企业的竞争。因此，从经济利益与国内政治出发，可以为美国当前对华技术政策的转变提供部分解释，但是，中美之间高度的经济联系，既给部分美国企业带来了经济竞争，促成受损者要求转变对华政策，与此同时，又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收益，促使一些美国企业推动中美关系改善，因此，从经济利益与国内政治角度难以预测美国政府加强对华技术进出口限制。

美国政府也日益关注中国崛起带来的安全竞争压力。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对华战略逐步调整。在巴拉克·奥巴马担任总统时期，美国在保持对华接触的同时，开始 “重返亚太”，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在安全方面，美国强化了与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新加坡、越南等亚太盟友或准盟友的同盟与伙伴关系。在经济方面，美国积极推进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谈判，试图塑造一个新的国际贸易伙伴圈。因此，更多出于战略竞争的需要，美国开始重新塑造国际制度。然而，制度视角难以解释美国对华技术政策的转变，因为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中美摩擦反而显著增多，美国在世贸组织以外的诸多制度调整，更多反映的是美国应对大国战略竞争的结果而非原因。

特朗普上任后，美国相应政策调整更为显著。2017年初，美国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指出，中国芯片业已对美国企业和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该委员会建议阻止中国收购美国半导体技术和芯片企业，限制中国对美芯片投资、出口，并积极扩大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合作以实施对华限制。至此，美国对华技术政策的调整不仅涉及出口限制，还包含进口限制。布鲁金斯学会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美国决策层已达成新的跨党派共识，意识到了中国的威胁，并将采取积极行动对抗中国。不过，美国精英态度的转变发生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以后，更多是对战略竞争的反应。同时，这一报告在展示美国决策者理念变迁的同时，忽视了美国政治与经济精英之间巨大的理念分歧。因此，精英理念也难以预测这一时期美国对华技术政策调整的方向。

2017年8月，特朗普总统授权美国贸易代表对中国的技术转移、知识产权、技术创新等展开301条款调查。12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首次将中国确立为战略竞争对手(rival)和“修正主义国家”，这是自1987年发布报告以来，美国政府首次将中国视为主要威胁。2018年1月，《美国国防战略报告》将中国称为“敌手”(adversary)，紧接着，特朗普在其《国情咨文》中将中国视为“挑战美国利益、经济和价值观的‘对手’”，指出美国对华竞争开始上升到世界秩序之争。随着对中国战略竞争的担忧日益加剧，美国对华技术政策开始呈现更大幅度的调整。

首先，美国政府加紧了对华技术出口限制。一个标志性事件发生在2018年4月，美国商务部宣布，在未来七年内，禁止中国的中兴通讯向美国企业购买敏感产品。8月，美国商务部又以国家安全为名，将44家中国企业和研究机构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10月，美国对从事芯片和半导体生产的中国企业福建晋华集成电路有限公司下达出口禁令，旨在切断美国企业与其技术往来。11月，美国商务部列出了14个“具有代表性的新兴技术”清单，试图强化技术出口限制。2019年5月，美国商务部将华为及其68家子公司列入实体清单，禁止美国企业在没有许可证的情况下向华为提供商品和服务。10月，美国商务部又将中国20家政府机关以及8家高技术企业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11月，美国商务部发布了《确保信息通信技术与服务供应链安全》的法规草案，加强对信息通信技术领域的出口管制。2020年初，美国政府还就通用公司向中国供应大型民用客机发动机展开辩论。因此，面对中国的竞争压力，美国对华技术出口限制呈现日益收紧态势。

其次，在强化对华技术出口限制的同时，美国政府还加强了对华技术进口限制。限制竞争者技术产品获得广大市场，是阻止其实现规模经济、积累技术经验的重要手段。2018年3月，美国政府宣布对来自中国、欧盟等地区的钢铁和铝制品加征关税。4月，美国政策调整有了显著变化，其限制开始指向中国的高技术产品，宣布对来自中国的航空、航天、信息和通讯技术等高技术行业的1300余种商品加征25%的关税。6月，美国政府再次升级对华高技术进口限制，宣布对《中国制造2025》中提到的高技术产品加征25%关税。此次政策调整实现了宽领域设限，价值高达500亿美元，涵盖十个技术门类，涉及产品多达1102种。7月，美国进一步对中国818个类别34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加征关税。一个国家高技术产品的发展，往往需要海外市场以积累资金、经验和技术能力，美国对华实施技术进口限制和当年美国对日本逐渐封闭市场的逻辑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