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领导国面临竞争者的安全竞争时，它往往会加强技术出口限制。一个新兴大国的技术进步会改变战争中的攻守平衡，技术进步也会扩展新兴大国的权力投射。尽管有研究者指出，当前技术日益复杂，新兴大国靠模仿更难以实现技术赶超，但是，历史上大国成功的技术赶超往往大都是从“模仿”到创新。因此，当领导国面临竞争者对其构成的安全竞争压力时，其常见做法是加强对竞争者的技术出口限制，避免其通过模仿提升技术水平，不仅要防止先进的军事技术，还要防止先进的民用技术流向竞争对手。因为，财富和权力二者相互支撑。技术进步带来的财富增长在安全上具有外部性，可以支撑国家权力。即便是竞争对手在民用技术领域取得优势地位，也会帮助其将更多的经济资源释放到军事领域。因此，面临外部军事压力时，加强对竞争者的技术出口限制往往是世界政治领导国的理性选择。

当领导国面临竞争者的经济竞争时，除了技术出口限制，还会相应加强技术进口限制。一个国家要取得技术优势，往往离不开庞大的市场体量。技术产品实现规模经济、降低生产成本有赖于庞大的市场。如果领导国允许竞争者的高技术产品进入自身市场，技术贸易不仅给竞争者带来专业化的好处，还使竞争者得以通过技术贸易实现规模经济。凭借自身经济体量的优势，领导国通过实施技术进口限制，限制竞争对手的高技术产品进入本国市场。此举不仅缓解了领导国高技术产业承受的国际压力，还限制了竞争对手通过出口获得资金、积累经验、积累制造能力、实现规模经济。

一般而言，领导国往往会双管齐下，同时采用技术出口限制与技术进口限制，但是，面临不同类型的战略竞争压力，领导国对外技术政策的重点会有所不同。在面临军事竞争时，它更多倚重技术出口限制。而在面临经济竞争时，则更多选择技术进口限制。在限制竞争者的同时，它往往会加大对合作伙伴的技术支持，以增强盟友实力，巩固伙伴关系，共同应对竞争者挑战。因此，在强化对竞争者的技术进出口限制的同时，领导国会相应放松对合作伙伴的技术进出口限制。也就是说，领导国对竞争者与合作者的技术政策调整往往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对竞争者收紧与对合作者放松往往是同时进行的。

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对华技术政策的调整和上述逻辑是吻合的。如表-2所示，从70年代开始，美国面临苏联迫切的安全竞争压力。此时，美国在加强对苏联技术出口控制的同时，积极寻找合作伙伴来缓解安全竞争压力。美国政府相应放松了对华技术进出口限制。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日本的技术发展和产业成长，美国日益感受到来自日本的经济竞争压力。在逐步封闭对日市场、强化对日技术进口限制的同时，美国也加强了对其他合作伙伴的技术合作。尤其是在苏联解体以后，尽管对华技术政策有短期波动，但美国政府总体延续了20世纪80年代对华“双放松”的技术政策。在这两个时期，美国加强对华技术合作，一个重要的起源就是应对苏联安全竞争压力以及日本经济竞争压力。随着苏联与日本带来的战略竞争压力消失，美国政府对华技术政策再度面临转变。

对苏安全竞争与中美技术合作

20世纪60年代末，随着苏联在第三世界势力的扩张，美国又陷入越南战争泥潭，来自苏联的安全竞争日益变得直接、迫切。为了有效遏制苏联，美国开始向中国靠拢。及至70年代初，对于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及其对外政策操盘手亨利·基辛格而言，有效遏制苏联成为摆在眼前的迫切任务。除了希望在中国的帮助下结束越南战争，尼克松和基辛格还希望把中国作为对抗苏联的杠杆。其时，美国对苏联实施技术出口与进口限制是同时进行的，实施技术出口限制则是美国对苏技术政策的重点。然而，美国对外技术政策是互补的两面。加强对苏联的技术出口限制以遏制竞争者，意味着放松对中国的技术出口限制以赢得合作者。

美国通过巴黎统筹委员会进一步强化了对苏联的技术出口限制。巴黎统筹委员会是由美国发起并由西方主要大国协同运作的国际组织，主要负责实施对苏东集团的战略物资及技术禁运。对苏技术出口限制被美国决策层视为损害苏联经济的武器。被禁运物资有一系列清单，不仅包括军事设备及技术，还涉及能间接促进苏联军事潜力的一系列商品与技术。通过对苏实施技术出口限制，削弱苏联国家实力，维护美国在世界政治中的领导权。在这一禁运组织没有重大变迁的情况下，以制度为中心的视角难以解释随后巴黎统筹委员会对中苏两国实施完全相反的禁运政策，即跟随美国需要调整技术限制政策。

迈克·马斯坦杜诺指出，到20世纪80年代，美国对苏联的技术出口限制比70年代时更为严厉，包括电子技术、计算机、微电子以及软件等技术领域，美国政府强调其技术要保持领先苏联最前沿技术一代到两代。同时，为了赢得中国，美国逐步放松了对华技术出口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