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美国政府决定进一步放宽对华出口控制。5月，里根决定在技术出口清单中将中国列入与包括西欧诸国、日本、澳大利亚等一些友好国家相同的“V类”。国家安全委员会下设执行小组，负责对华技术出口。在新的指导方针下，对华技术出口分为绿区、黄区和红区，当时中国所需技术有75%属于绿区，包括计算机、微电路、电子设备、半导体生产技术等。对华出口绿区的技术，在美国商务部办理例行批准手续，就可以迅速审议通过。不过，美国政府仍对中国有所防范，在“V类”名单里，中国是唯一受到更多限制的国家。美国政府希望在放松对华技术出口限制的同时，又不危及美国及其盟友的安全。美国既需要团结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共同对付苏联，同时，仍担心拥有强大军事力量和工业基础的中国的发展会构成未来的竞争。

1984年，中国国防部长张爱萍访问美国，与美国国防部长卡斯帕·温伯格签署了两国军事技术合作协议，这是新中国建立以来两国签署的第一项军事技术合作协议，中国可以用现金购买部分美国国防技术。协议中提到的主要合作项目有:生产反坦克导弹以对付中苏边境的苏军坦克，生产大口径炮弹，改造中国歼-8战斗机的电子系统。双方还签署了和平利用空间技术协议，这为后来中国发射“亚洲一号”通信卫星起到了启动和保障作用。

因此，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美国极大放宽了对华技术出口限制。在美国提交给巴黎统筹委员会的出口许可申请中，对华出口从1982年的54%上升到1985年的95%，其中不乏对华国防技术产品出口。1982年，对华国防高技术产品出口获得5亿美元的销售许可，到了1985年，又上升到50亿美元。双方技术合作乃至延伸到支持中国改进歼-8战斗机，使用中国火箭发射美国卫星。美国的格拉曼公司主要承担改进中国歼-8战斗机这一项目，美方向中方提供的技术包括机载雷达、导航设备、电脑系统等。

可见，美国既需要争取中国来应对苏联的安全竞争，又担心强大的中国可能带来安全挑战，二者权衡的结果是应对苏联安全竞争的需要占据上风。迫于苏联战略竞争压力，美国通过放宽对华技术限制来赢得中国的合作，即“联合未来的竞争者以应对当前的竞争者”，这项政策从尼克松开始，经过卡特，在里根执政时期达到顶峰。  

对日经济竞争与中美技术合作 

战后日本的经济成长对美国构成了巨大的经济竞争压力，20世纪80年代初，这一压力更是与日俱增。有学者揭示，从贸易赤字、出口占世界市场的份额、生产率、利润率、工资水平、高技术产品占世界市场的份额等多项指标来看，美国的高技术产业遭到来自日本的严重挑战。此时日本对美国经济安全的冲击是宽领域、大范围的，挑战也是直接的、迫切的。从1975年开始，在短短的十八个月间，日本彩色电视接收器在美国市场的占有率从15%迅速上升到40%。1979年第二次石油危机后，日本汽车在美国的销量迅速飙升。1980年，日本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汽车生产国。 在80年代早期，日本生产的小型车每辆售价比美国车要低1500美元到2000美元，即便在日元升值后，每辆车价格仍比美国车低几百美元。80年代，美国微电子产品占世界市场的份额下跌到40%。而在集成电路这样的高技术领域，日本占据的全球市场份额上升到75%。美国技术领先地位的丧失还导致国内制造业衰退、失业率增加等一系列问题，1985年是美国集成电路发展史上最黑暗的一年，英特尔裁员创下新高，且亏损额超过了公司账面资产价值。

让美国政府与企业界更为担忧的是，美国还依赖日本的技术供应。日本生产商几乎垄断了消费电子产品和一系列组件技术的供应，包括显示器、精密机械零件和半导体存储器等。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生产的民用电子产品几乎完全依赖日本提供零部件，从调谐器、显像管、录音磁头，再到电器类的微型电动机。如此一来，美国企业的技术进步严重受制于日本，为摆脱对日本的依赖，美国需要一个替代性的供应基础。

对日战略竞争的需要迫使美国调整对外技术政策。首先，美国政府通过实施高技术进口限制，为日本产品进入美国市场设置障碍。对日设置技术进口限制，旨在防止日本高技术企业获得资金、经验和技术能力。通过美日谈判，美国政府让日本“自愿”接受高技术产品对美出口限制，包括1977年日本彩电等技术产品的自愿出口限制，1981年到1993年日本汽车自愿出口限制等。与此同时，美国还实施了一项重要的政策调整，迈克尔·布里称之为“通过亚洲来打败日本”(exploiting Asia to beat Japan)。美国在亚洲建立了一个替代日本的生产网络，将技术转移到亚洲其他国家，用新的供应基地替代日本的技术产品，也即美国重新布局跨国生产网络，而中国则成长为美国亚洲生产网络最重要的伙伴之一。

首先，依托亚洲布局全球分工。此前，美国大部分高技术产业的价值链分布在国内，国内的生产商构成一个全产业链。为应对日本的经济竞争压力，美国放弃了传统的“全产业链”，将包括“中国经济圈”在内的亚洲伙伴纳入全球价值链，依托亚洲重组国际分工，大量美国高技术企业参与其中，包括微软、英特尔、思科、甲骨文、网景、戴尔、高通等。在这个新的国际分工下，印度班加罗尔的软件设计、新加坡的工艺工程、马来西亚的组件组装、中国沿海的印刷电路板组装、韩国的半导体存储器、中国台湾的数字设计和最终组装，都被融入美国主导下的全球价值链。“中国经济圈”在此跨国生产网络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香港为这条价值链提供金融服务，中国台湾贡献数字产品和工艺设计，东南亚专注于生产专业化的零部件，中国大陆则提供高技能且廉价的劳动力，同时还提供了广阔的市场。概言之，美国依托亚洲建立了一个跨国生产网络，重新布局全球分工以应对日本的经济竞争。

其次，依托亚洲转移制造能力。以前美国公司需要依靠自身的制造能力，现在它们可以将制造部门外包给亚洲国家和地区。此前，如果一家公司要制造芯片，就需要巨额投资，建立大规模的制造工厂，而今，美国将这些制造业外包，从亚洲购买这些技术产品。如此一来，美国高技术企业就可以轻装上阵，不用再为建立固定生产线承担融资、管理等高额成本。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大型电子企业如苹果、IBM、惠普等纷纷放弃制造业务。同时，美国也将相应技术转移到亚洲。在这一时期，美国的外包是双赢的战略，美国公司显著降低了成本，同时也给亚洲国家包括中国带来了重要的发展机遇。为了应对日本直接、迫切的经济竞争压力，美国向潜在竞争者转让技术和制造业，这让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获得了积累技术能力、升级制造能力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