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黄教授，您是亲眼见证了浦东开发开放的，当然这段历程现在仍在进行中，甚至已经进入新的阶段。自2018年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以来，中央对上海赋予了更多使命，比如加快建设自贸新片区，开放金融服务，进博会等等，您对这一系列的试验如何评价？当然，外界担忧和质疑的声音还是在，譬如金融开放的冲击，自贸区如何试验的问题，您怎么看，哪些层面还需调整？

黄仁伟：首先，我们要认识当时浦东开发开放的战略定位，这个战略定位是把中国最重要的一块经济，也是中国计划经济的最后一个堡垒向世界开放，同时把上海的最后一块大空间开放。

在浦东开发以前，上海城市发展主要在浦西，浦东几乎没什么大的发展空间。1990年4月，一个是计划经济的最后堡垒，一个是上海发展的最后空间，正式宣布向世界开放。这一举动，在邓小平的整个开放战略中是最重的一笔，从深圳特区到14个沿海城市开发，到上海浦东，而决定浦东开放开发的时候，就是决定中国搞市场经济的时候，也是中国和世界市场完全连接的时候。在空间上，浦东是两个大的扇面，即中国内地和世界市场，两个扇面在这里交叉重合。所以，这是浦东开发开放在时间、空间上最重要的意义。

从此以后，中国经济和世界市场越来越高度连结，这个连结是中国崛起的最重要一步。如果中国没有同世界有如此巨大的连结，能有如此巨量的国际资金、国际技术进来，同时中国商品大量涌向世界市场，中国很难能达到今天的高度。

1990年4月18日，李鹏在上海宣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开发开放上海浦东的重大决策。《解放日报》头版头条

从这一点来说，邓小平的浦东开发开放决策，对中国命运是决定性的一招。这30年来，中国开放程度越来越大，从一般的商品开放，到生产链的连结，再到大规模的体制性参与——WTO，最后到金融开放，浦东又站在了中国金融开放的前沿。每一步开放都有风险，每一步开放都不是绝对有把握肯定会赢；开放就有风险，但是每开放一步，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就上升一大台阶，每开放一步，中国的财富、人民的福利就会增长一大块。所以，风险和中国发展的总量，孰大孰小，我们就能看出来了。

30年来，走了这么长一段路，浦东上了好几个台阶，浦东新区，东西联动，2001年加入WTO，2010年世博会，2015年自贸区，到如今随着世界形势发生新的变化，自贸区深度不断加深。最近，世界形势发生新的变化，但是每一次大的变化都是浦东向前走了一大步，浦东向前走，带动全国向前走。

当然，跟90年代比，我们现在条件好多了，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浦东的任务越来越重，难度越来越大，风险也越来越多。所以，还是要用当年浦东开发的精神，每一次都是一张白纸，每一次都要画最新、最美的画。浦东画好了，在全国可复制，让先行先试的经验在全国开花结果。

观察者网：您提到的世博会、进博会、自贸区等各种开放性试验、举措，这是国家在开放层面赋予的任务。那么，现在除了这些之外，中央还将长三角一体化的战略任务放在上海肩上，用意何在？这些不同的任务之间是否存在一条连贯脉络，上海如何来承接好其间的关联？

黄仁伟：邓小平在选择浦东的时候就说了，把浦东搞起来，就能带动长三角，带动长江流域，再把整个全局带动起来，这是了不起的远见。所以，浦东开发开放从一开始就和长三角完全连在一起。我们知道上海周围有一批“小老虎”，以昆山为首，张家港、吴江、常熟，都是全国百强县排名前10位；还有嘉兴，再远一点的，宁波、无锡、常州，现在南通也起来了。国际资本进入浦东，浦东装不下这么多，这些资本就马上在长三角一带扎根。不仅资金进来了，关键是整个生产链条进来了，在这一片形成了巨大的产业群。现在全世界产业群最密集的地方，就是珠三角、长三角，长三角还更大一些。比如昆山的半导体产业，所有零部件都可以在那里生产。长三角发展起来以后，约占全国出口量的百分之二十几，占全国引进国际资本近百分之二十几，全国GDP的百分之二十左右，但是长三角人口大概不到10%，土地面积不到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