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体制的优势，无论是在开放过程中，还是在治理过程中，都能体现出来。国务，很多人对这个问题还是半信半疑或者根本不信，现在随意举一些大大小小的事情就能证明。就像世博会，要是没有这一套体制运行，那时候肯定乱的不得了。但是我们在6个月内，井井有条把它办下来。

浦东开发过程中有几个大的界标、大的台阶，每一个台阶就有大规模的新事业。比如，现在虹桥的进口博览会，规模不比世博会小，四叶草展馆，一片大叶子就是一个大展馆，里面展示的都是进口商品，这和浦东早期开发开放就不一样了。早期主要是引进外资、出口导向，商品出去资金进来，这是当时开放战略的模式。现在是资金双向流动，商品双向流动，进出口平衡，引进外资和资金输出平衡，这个开放战略就跟原来不一样了。现在中国市场之大，让所有外国企业都无法离开，谁离开，谁在世界市场上的排位就没了。

所以，有人要脱钩，要搬离中国，这都是一厢情愿。他要离开中国市场，他在世界市场上的排名马上就到后面去了，未来利润、资金都积累不起来。

浦东开发开放走过30年，现在再回头看，原来我们已经在改变了。浦东的开发战略，甚至已经发生巨大变化。一开始看浦东，觉得高楼起来了是巨大变化，但现在高楼没有原来起得那么快了，因为基本已经摆满，但是实际上这里头的变化，是结构的变化，市场分量的变化，这些都是改变世界的东西。

陆家嘴 图自浦东档案馆

观察者网：您讲到虽然高楼起得慢了，但是内生的涵义已经发生变化，这应该是我们现在再来思考浦东开发开放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黄仁伟：早10年或者早20年，大家看到是有形的外表变化，今后10年20年外表变化没有以前那么大了，但是它在世界市场、中国市场上产生的能量、巨大的动力，还会膨胀，还会发展。

观察者网：目前疫情仍未结束，全世界已经在探讨“疫后时代”。不久前基辛格罕见发文称，新冠大流行将永远改变世界秩序；也有声音认为，“逆全球化”潮流将来势更凶猛等等。对中国而言，需要检视与世界关系，上海作为中国与世界连结的重要一环，无疑也需看清其中的危机和机遇，所以该如何看待疫后开放的问题？

黄仁伟：疫情阶段，开放是受影响，首先是人员流动停滞了，特别是有些国家对中国产生了一些抱怨。开放面临着巨大挑战，全球化受到重大威胁，这是一个事实。但是，大家很快就会发现，没有全球的经济连结，所有人的生活都不能顺利开展进行，物资缺乏，不知如何获得新的生活生产资料。比如，美国人需要大量进口商品，但总是制造类似冷战的行为，打压、遏制中国，对中国制造歧视、负面的东西，最终后果还是掉在普通美国人身上，甚至许多大公司的利润也会削减，华尔街也要面临困难。

所以，打断全球化链条的进程，回到美国所谓的孤立状态，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当然也不符合其他国家利益。

我们自己要心里要清楚，疫情造成的隔离状态以及全球化的部分倒退，是一个暂时现象。只要疫情好转，恢复是很快的，即使疫情不好转，大家也会尽力维持原来的连结，也必须要这么做。如果美国人真的要全部切断联系，未来遇到的困难要比现在大得多。切断与世界的联系，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生存下来。

（黄仁伟，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常务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