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后，要进一步带动整条长江经济带，长江经济带实际上是由好几块组成的，但在世界范围内来看，它就是一条经济带，只是还没有充分发展。如果都能达到长三角的水平，整条经济带的巨大活力就调动起来了。不过，长江经济带本身还有另一个任务，就是保护长江。所以，浦东就是要把自己的能量向这片区域、这条经济带输送，向上游转化成当地发展的动能，最后打造成全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地带。这已经是不可改变的趋势了。 

观察者网：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的话，浦东开发开放好像已经抽象成了一个更广泛意义上的概念，而不仅仅是上海浦东这个地方。

黄仁伟：从一开始，开发浦东就不仅仅是为了把浦东这片农田变成城市，也不是造几栋楼把拥挤的浦西居民分过去，不是这么简单的事。刚开始，很多人就这么理解，“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这是很陈旧的想法。浦东开发是分几个区块进行的，陆家嘴金融区、外高桥保税区、张江高科技园区、还有金桥制造业加工区这四大块，当时觉得这四块已经很大了，但短短三年多就装满了，还往外溢，那就把浦西的漕河泾、松江都带进来，还是不够，再延展到长三角。起初就是这么几颗种子，在黄浦江边上拉了四个点，现在这四个开发区早就装满了。 

但很重要的一点是，浦东开发开放从一开始就确定了一个高标准，国际资金一定要符合高标准才能落地，同时让更多的资金从这里向别的地方流动。看似开发了一个浦东新城区，实际上从经济学来讲，是要素向浦东、上海集聚，并向全国辐射，现在也向世界各地辐射了。过去完全是吸引别人进来，现在也开始对外辐射。整个浦东代表着中国经济的21世纪，在20世纪90年代打好基础，21世纪则成为中国经济的原动力，就像一个发动机产生的能量，向国内外辐射。

观察者网：谈到开放，肯定要谈市场准入、营商环境等等，去年10月世界银行发布《全球营商环境报告2020》，中国排名跃居全球第31位，比上一年提升15位，上海无疑对此作出重要贡献；今年1月1日，《外商投资法》正式实施。但不巧的是，新冠疫情爆发后，世界局势似乎调头转向另一个方向。舆论认为公共卫生、地方政府治理是营商环境重要要素，未来上海在营商环境建设方面可以如何加强或查漏补缺？

黄仁伟：中国的营商环境有很大提升。在中国城市排名中，上海是除香港以外，中国内地排名第一的，在深圳、北京前面。营商环境有硬件、软件各方面组成的，比如说全市的交通、通讯、租房、绿化、水电煤，这些都是营商环境的硬件；人文，政府服务，多种文化共存，外来人员居住的舒适度，这都是营商环境的软件。把这些全部加在一起，衡量一个城市的国际化水平达到什么程度。但我估计按照今年全球疫情大流行背景下，上海营商环境还得上一个大台阶。因为全世界别的城市疫情更加严重，管理更差，上海相对较早地控制住了可能大爆发的风险。

这可以看出，上海营商环境是一个综合指标，是开放、城市治理、城市建设和人文精神培养等全面发展的结果。但是，上海有一个弱点是人口密度很高，土地少，按每平方米平均人口来算，比国内任何城市都大，可能世界上也是少有的。如果营商环境不好，其他成本又高，人家就不愿待在这里，都搬走了，上海经济就倒了。因为成本高，不仅外国企业不来，国内企业也不来，所以要用优秀的营商环境，来降低其他成本，在这一点上海尽了极大努力。

其实到浦东开发开放后期，大概90年代末的时候，就已经出现这个问题，该用的土地用完了，再靠什么吸引别人呢？当时就提出，要改善营商环境，要做到全国营商环境最好，全球也是领先地位。

香港人口密度很高，除了最近一两年出问题，过去一直是吸引资本的，新加坡也是如此，上海起码要达到这个水平。经过WTO、世博会、进博会这几个台阶，营商环境在每一个台阶都有大突破。比如，地铁轨道交通，最重要的发展期就是世博会，把上海地铁的整个网络都建成了；交通管理，一直是全国各大城市头痛的问题，也是世博会期间完成，当时几千万人流量在上海转，等到世博会一结束，上海交通管理的成套系统就完成了。相信疫情也是，这次能把整个公共卫生系统完善起来。这些都是营商环境的软件。

当然，浦东的营商环境在某种程度上又比上海老市区更好一些，因为原来是空白的，比较容易建成。当时，上海大约1500万人口，浦西所有市区面积加起来500平方公里，浦东所有面积加起来也是500多平方公里，整个市区1000平方公里，浦西大概有1000多万人，浦东大概300万，差不多的面积，人口只有浦西的1/3，所以发展空间更大，环境更好，空气绿化都更优越一些，浦东开发是具备了天时地利人和的先天条件。我们看着它，从一片农田到高楼起来，到基础设施成系统配套，到管理基本跟上国际先进水平，几乎所有外国人、外国文化来到这个地方都没有障碍，心情很舒畅。现在很多人愿意在上海，愿意在浦东。

1993年，赵启正陪同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参观浦东开发模型。图自人民画报

这又想起我们最初建设浦东的时候，赵启正是首任浦东新区管委会主任、上海市常务副市长，直接抓第一线的浦东开发。我们一起讨论浦东开发、讨论陆家嘴建设的时候，专门用了一笔钱设计陆家嘴模型，这笔钱现在看起来很小很小，但当时是很大一笔资金。最后请了法国人设计，基本就是现在陆家嘴的状态。1992年那时，陆家嘴还没有高楼，当时这个模型拿出来，就是现在上海浦东的几个中心，三大高楼加东方明珠，这四个制高点都已经设计好了，对面黄浦江老外滩的大楼高度，大概只有浦东这几个制高点的1/10。当时，我们看到都不敢相信，黄奇帆、赵启正就说浦东以后肯定就是这个样子。包括陆家嘴留出来的那片绿地，当时是要很有远见才能做这个决定的，为什么空着不盖楼，对吧？现在想来，这笔钱花的值不值？1992年的时候，我们哪有钱，就是豁出去了，就是要做一个最好的模型、最好的规划，要有世界领先水平，即便100年、200年、300年以后回头看，还是先进的。

有时候，我到陆家嘴、滨江公园那里去站一站，就会想起这个模型，现在当然已经大大超过模型设计的美了，毕竟感觉不一样。站在陆家嘴的鼻尖上，我自己脑子里在想，将这里作为圆心，画一个半径一公里的圆，可以把豫园、城隍庙、外滩、南京路和陆家嘴的大部分地区囊括进去。豫园、城隍庙是19世纪的上海，外滩，南京路是20世纪的上海，陆家嘴是21世纪的上海，在一公里半径内全部包含。很多人说上海这样好那样好，我说你只要站在那个点上，你能看到300年的上海。

我们要站在这个点上去看、去想，要在这个点上告诉世界中国的变化、上海的变化是怎么回事。就像疫情的问题一样，我们人在其中不知这个事情有多重，等到别的国家爆发以后，回过头来才知道这个疫情我们提前了多少个月把它解决了，控制住了，而美国、欧洲到现在也没见底。

讲到浦东也是如此，别的体制下能不能开发出这样的一个浦东？用开放、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全世界市场相连，这一整套的战略也好、政策也好、体制也好，是我们中国独有的。它当然不同于过去封闭的计划经济，也不同于西方所谓的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人们都把自由市场经济奉为经典，是经济发展的模板，都得仿照，但现在证明典型的那套西方自由市场经济，问题还是很多，这次疫情就暴露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