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中美关系显著变化，双方都有人认为中美矛盾是结构性的、不可调和的。美国一些人说，中国在意识形态、文化传统上与美国差异显著，在国力相近的情况下一定会挑战美国地位，是美国的天然战略竞争对手。中国也有人认为，美国不会容忍中国崛起，不愿看到中国人过上更好的生活，无论中国怎么做，美国都会打压中国。因此中美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即使不发生大规模热战或冷战，也会是某种“新冷战”。

从历史角度看，这种分析是有道理的。过去500年，霸权国与新兴大国之间的矛盾有3/4概率是以战争方式解决的。但时代毕竟在变化，二战后国际社会在国际制度建设方面的不懈努力，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化，各国间相互依赖程度的不断加深以及国际关系行为主体的多元化，都在深刻改变着这个世界。我们不能说已建立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也不能自然地得出人类社会已走出大国间战争这个结论，但上述变化一定会对大国间互动方式和模式产生重大影响。

首先，今日之“结构”，非彼日之“结构”。

学界和舆论界经常强调，中美之间存在结构性矛盾。既然是结构性的，就不是利益交换和妥协所能解决的，一定需要结构变化或调整才能解决。这意味着，中美之间是非斗不可、不可调和，直到两国之间的结构关系发生足够变化。但不可否认的是，今日之国际“结构”已经非彼“结构”。

21世纪的国际政治结构，与一战前和二战前的、包括冷战时期的世界结构既有相似性，也有本质区别。当时，世界经济体系是相互分割的。殖民主义时期，世界贸易主要体现为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内部贸易。这种情况下，国际政治收益可以带来更多的殖民地，而更多殖民地又能带来更多经济和贸易利益，经济和贸易利益又反过来可以促进国家获得、巩固殖民地的军事能力。因此，经济扩张和军事扩张，往往是当时大国对外政策的一体两面。对外战争所能获得的国内政治和经济支持，也是今天的人们难以想象的。在当时的殖民地宗主国，很多中下层人士都把到海外参战或到殖民地工作，作为提高自己社会和经济地位的捷径。那个时候，战争和冲突，往往都是清晰的经济利益目标。

冷战时期，苏联和美国的经济、教育、科技和意识形态都是相互分离的，两国从事冷战的成本也相对较低。苏美之间的贸易额占两国对外贸易总量的比例，除了二战时期短暂同盟时期以外，很少有超过2%的时候。两国之间在人文领域的联系也微不足道。那种情况下，两国出于对前景的最坏想象而采取冷战战略，决策难度并不高。

但现在，国际环境和中美关系的状态，与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二战前的英德关系和美日关系以及一战前的英德关系，都大为不同。与当年英德关系相比，当前中美竞争虽是客观的、真实的，但中美军事冲突与经济利益目标之间的一致性，并不存在。反之，对中美军事冲突的任何想象，都会损害中美两国的经济利益。

当今世界并不是一个经济分块或分片的世界，而是一个全球化的世界。各国谋取最大利益的动机虽然如前，但方式已不再是殖民地时期的跑马圈地，不再是那时的排他性竞争;而是在生产链中力争上游，是参与式竞争或包容性竞争了。没有对方，自己的经济利益目标也无法实现。在中美经济深度融合的情况下，排斥对方的效果与被对方排斥的效果，结果是类似的，成本都非常高。经济切割与战争一样，基本上是最后的手段了。而大国间战争、尤其是核大国间战争，在冷战时期已被多次论证过，并早就在政策层面被事实上放弃了。

在这个意义上，无论美国还是中国，无论我们如何定义来自对方的威胁和挑战，两国的政策选择空间其实都不太大。另外，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中国是最成功的新兴国家，两国都是现行体系和世界秩序的受益者，两国人民的日子都还不错，都没有颠覆现行秩序的政策必要性及民意基础。这与走向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时候的国家状况与舆论状态，是有本质区别的。

其次，今日之“博弈”，也非彼日之“博弈”。

中美战略博弈虽然在规模上与当年美苏、英德相似，但博弈的方式和内容都有很大差异。历史上，大国间博弈，争的是地位，求的是利益。无论政治、经济、人文还是其他领域，都是为了最终增强国家的战争实力。那种情况下，国家为了赢得热战或冷战，需要动员全国的力量;制定一个统一的国家大战略，并以此为中心组织各个细化政策或战略，以赢得最高层面的国家大博弈，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但在战争、尤其是大国间战争已在很大程度上被排除出大国战略竞争可选途径的情况下，这一思路就必须发生变化。苏联解体、突然从大国战略竞争中自动出局，表明那种权力大博弈思路，已经不再适用于“非战”背景下的新博弈形态。在非战背景下，国家间进行的是一种权力“小博弈”。这是一种复杂互动的博弈，在诸多领域和部门同时存在，并且表现出不同形态。权力“小博弈”不追求一次性压倒对方，也不追求与对方切割，而是追求在每个具体领域不断扩大自己的战略优势，以集小胜为大胜，并转换相对于对方的国际政治权力。

在这种思路下，中美竞争是必然的，但发生热战和冷战，不管是新型的还是传统的，都不是必然的。中美之间竞争加合作、冲突加协调、脱钩加挂钩的复杂局面，仍会继续下去。两国竞争的对象，既不是简单的“一带一路”对“印太战略”，也不是南海主权维护对美国同盟体系，而是在政治制度、文化传统、社会治理、经济发展和科研创新等各方面、各领域的效率与能力的竞争。两国竞争的最终结果也不单单是压倒或战胜对方，而是国际体系中影响力和塑造力的得失与进退。这种情况下，中美两国事实上的确正在新的国际结构之下，建构着一种新型的大国关系。

(作者是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战略与国际安全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