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以骅:特朗普政府上任以来的宗教与中美关系
2019年03月06日  |  来源:复旦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中心   |  阅读量:12872

2018年11月6日美国中期选举,任期过半的特朗普政府面临中考。在特朗普政府当选的2年来,美国对外关系发生了几近颠覆性的变化,其中中美关系的变化幅度之大更是令人瞠目结舌。2017年12月美国《国际安全战略报告》首次判断大国竞争成为国际战略矛盾的核心,并将中国定位为美国的首要战略竞争者。当前,美国政府对我实施全部门全政府甚至举国体制性的施压战略,其国会在对华问题上更是“多箭齐发”,刻意制造中美的对峙局面。美国政府在中美贸易战、南海、台海,以及我国新疆和西藏地区等方面的一系列举措,包括美国副总统彭斯(Mike Pence)2018年10月4日在保守派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发表的“美中两国恢复关系40年来最强硬的讲话”,更是在社会舆论上把中美关系推向“新冷战”的漩涡。

中美关系发生“百年未遇之变局”,在其中宗教因素有何影响或起了何种作用?特朗普政府上任伊始,美国舆论和智库界不少人士认为,奉行“重商主义”和“美国第一”的特朗普总统在其任内并不会太看重宗教问题,其首任国务卿蒂勒森(Rex Tillison)大砍国务院经费并裁减机构(如国务院“宗教与全球事务办公室”),使一批具有所谓倡议人权和宗教自由背景的官员离职或退休,削弱了美国政府内的宗教关注,这种情况直到2017年7月特朗普提名时任堪萨斯州州长的萨姆·布朗巴克(Sam Brownback)为美国国务院第五任国际宗教自由无任所大使后才有改观。布朗巴克曾担任美国众、参两院议员,是国会通过“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的关键人物之一。他于2018年2月1日正式宣誓就任国际宗教自由无任所大使,距离2017年5月上一任大使戴维·萨珀斯坦(David Saperstein)卸任已有1年半之久,但如此高级别政客出任该职为前所未有。2018年6月12日,原加州州立大学富勒顿分校人类传播研究系副教授、藏独支持者丹增多吉(Tenzin Dorjee)出任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的新一届主席,这一事态同为美国政府试图激活和激化中美关系中的宗教因素的全面对华政策的一部分。

所有政策都有变与不变、延续性和非延续性的两面,当然侧重点和倾斜面可能会有差异甚至迥然不同,美国的对华宗教政策亦是如此。下面我们对从特朗普政府上任到中期选举以来宗教作为影响中美关系因素的变与不变,作一简要梳理。


一、当前中美关系中宗教因素的持续性

特朗普政府上任以来,美国内外政策都发生重大调整。但宗教作为美国对外关系以及中美关系的因素,目前仍在以下方面保持着相当大的连续性。

首先,至少就目前而言宗教互动仍是中美人文交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代中美宗教交流始于中国改革开放和中美建交。1979年8月28日至9月7日,以赵朴初任团长、丁光训任副团长的中国宗教代表团赴美参加在新泽西州普林斯顿神学院召开的“世界宗教和平会议”第三次大会,这是新中国宗教在世界舞台上的首次集体亮相。“世宗和”会议结束后,丁光训主教又应美国基督教教会联合会之邀,率领中国基督教代表团访问了纽约、华盛顿、旧金山等7个城市。这次访问也被视为1949年后中国基督教与世界基督教重新建立联系的破冰之旅。在历经西方主导的传教时代以及中西宗教零交流时代之后,改革开放以来中美宗教互动进入了一个交流更加平等、主体更加多元、范围更加广阔的“后传教时代”。目前中美之间的宗教交往无论从参与面、团体机构、合作研究项目、人员交流等都具有广泛性和高频率。

其次,就中美关系而言,宗教仍具有对比度强烈的两面性或多面性。它一方面可以是敌对势力渗透的载体,另一方面也是民间友好交往的纽带;一方面是发展两国关系的障碍甚至是冲突引爆点,另一方面则是加强两国民心相通以及夯实民意基础的有效途径。与宗教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一样,宗教在中美关系中的正负作用大小和相互转换,在较大程度上更取决于主观因素即我国政府的管控和治理水准,以及我国宗教的自身建设、对外交往和防渗透能力。

再次,在中美关系中,宗教依然配角和次要因素而非主角和决定性因素。笔者此前曾经指出,就中美关系而言,如果说“一个中国”是中美关系的“基石”、经贸往来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那么宗教因素充其量也不过是“垫脚石”,对两国关系的发展具有程度不等的促进或促退作用。作为次要因素宗教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不应等闲视之,掉以轻心,但也无需过分夸大,作泛安全化的处理,从而分散和摊薄我国处理国家安全问题的资源。

第四,美国对华宗教关系和政策的基调未变。“宗教自由”向来被美国用来建构盟友和形塑对手。美国一方面寄希望于用美国政教模式来塑造中国,对中国进行道德说教;另一方面则用美国宗教自由标准来衡量中国,并以此来抹黑和打压中国。美国在对外宗教关系尤其是推动所谓国际宗教自由领域的基本理念和看法保持不变,如其朝野共同鼓吹的“宗教自由优先论”“宗教自由和平论”“宗教自由反恐论”以及“宗教自由繁荣论”等;而在对华宗教领域美国政府将“主权问题人权化、人权问题宗教化、宗教问题安全化”的做法也基本未变。目前有舆论和研究认为在某些领域如高科技领域中美已陷入某种“新冷战”局面,其实在对华宗教领域美国政府几乎就从未摆脱过冷战思维。从1999年以来,美国国务院国际宗教自由办公室以及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已连续19年在其“国际宗教自由报告”中将我国列为“特别关注国”,此种持续性在中美关系的其他领域相当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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