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世平

（2018-11-23日，清华大学）

谢谢可金的邀请，非常荣幸参加这个座谈会。我对中国国关界和中国社会科学的历史是非常不了解的，所以我只能讲点我自己经历过的一些理解，可能更关心未来的发展。

首先，借这个机会向秦老师和阎老师祝贺，秦老师的书是今年刚出，阎老师的书明年会出版，这是中国国关学界的大事件，可以说是里程碑。中国IR界最顶尖的理论学者可以贡献世界性的知识，这是任何一个所谓的知识群体如果要有所谓的中国学派，所谓的中国特色，必须逾越的山头。我们不能自娱自乐，还是要走向世界。开个玩笑，这也符合中国的软实力，也有点天下情怀。我这里的天下当然是超越过去四海之内的这种感觉，更多是有一个全球性的理解。

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IR学界（包含国关、安全研究、IPE等等）肩负的责任和贡献会超过中国现有的所谓的政治学，包括政治学理论和比较政治学。这是因为中国的大部分目前的政治学和比较政治学还是说主要有相当多的东西只是关注中国，数据点相对的狭窄，甚至是唯一，应该会限制其他这两个学科对世界性知识的贡献，因为你要有世界性知识的贡献就不能只谈中国，肯定是不够的，所以说秦老师、阎老师标志性的贡献是代表了一个未来，而且是对后人，包括我们这些晚辈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标杆，应该说会引领中国IR学界。

一定意义上来说，中国的IR学界要引领中国的政治学甚至社会科学“走向世界”，这个是中国IR学界的一个责任。因为我们有相对广阔的世界，至少我们研究的视野相对广阔。不仅可以研究中国，还可以研究中国东亚，慢慢向其他地方扩展，而且不仅只是研究当代的历史，还可以研究上下五千年等等。

第二，稍微回应一下刚才讲到的争议，即所谓的国关学界的“时代问题”。因为我对1996年之前的事情完全不知道，所以我个人觉得，大致可以认为大规模的没有太多甄别的引进时代确实在2003-2005年基本结束。特别是在所谓的大理论之上。因此，我非常同意方银的文章，只讨论三大主义是可以休矣，当然三大主义还得有、还得知道。

后来这个时代，从2003、2005年这个时代应该说开始有一部分，在引进的基础上进行消化，开始酝酿一些可能的创新。这种创新当然是非常困难，但是中国的学者，特别是年轻一代的学者，像学峰、可金、李巍、刘峰等等，应该说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他们让中国的年轻一代学生看到中国的学者经过消化、经过批评的基础上进行一定程度的创新。创新的要求第一是必须了解所谓的几大主义，甚至是几大主义的来龙去脉，甚至还要了解几大主义的辩论背后。如果冷战发生核爆炸，就没有人类社会了，所以李巍最早写的是国关武林传流传很广，也是有道理的。

在三大主义的基本引进之后，中国的学者试图进行创新，经过差不多15年左右的积累还是有比较重要的进步，所以我非常同意刚才正毅讲的，我们不能妄自菲薄，还是取得了很多进步，至少让年轻学生知道中国的国关界比某些社会科学学科更好一些。

在这个情境下，阎老师开办了共同体，开办了这个刊物，以及田野新做的刊物都代表了新的趋势，中国的IR学界终于可以支撑好的杂志了。以前杂志天天求稿子，现在不太用求了，而且还可以有一定的甄别、筛选，这应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性的贡献。

最近，可以明显可以看到，至少是中国一流刊物已经不太发文献综述了，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变化，以前可能就写个文献综述，谁说了什么，就能发，这是阶段性的问题。现在比较难了，这个是很重要的进步，所以在这个前提下，我想未来的时代应该可以看到，大规模、无甄别的引进、评述时代基本结束，对于年轻学生，包括像年轻老师会越来越高，这是必然的趋势，应该说是值得我们骄傲的一个进步。

第三．关于学术研究和智库研究。现代国家肯定是需要智库的。我个人以前在中国社科院工作过，也算是在智库工作过。我觉得，现在中国的智库面临的质疑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智库中学者和专家的水平问题，一个是智库到底能起多大作用的问题。前者大家各有各的看法，但是，后者我觉得肯定是不确定的。我个人认为一个好的智库不是强化一个政策，或者讴歌一个政策，而是能不能纠偏，这个是真正考察智库水平的地方。现在中国绝大部分智库的工作是在强化或者讴歌一个政策，纠偏能力严重不足。

举个例子，比如，当年Allen Whiting说中国将出兵朝鲜的意见并没有被采纳。但是，他至少提出了一个可以让美国人纠偏的东西。现在很多东西不是在纠偏，而是在强化既有的政策，这样的报告是不是智库应有的功能？是不是智库存在的必要？我个人觉得至少是可以商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