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世界经济总体低迷、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盛行等因素对传统商品贸易形成阻碍。“丝路电商”的兴起，是贸易业态的“柳暗花明又一村”，其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增长率和占比远高于一般跨境电商，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以“丝路电商”为载体，中国已成为全球跨境电商生态链最为完整的国家。比如，以“丝路电商”为主体的贸易伙伴和销售网络覆盖220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外仓超过2500个，电商独立站超过20万个，物流、支付、快递等第三方服务商的全球客户数十万个；“丝路电商”产业园超过1000个，功能包括物流、支付、金融、报关、孵化、信息等综合服务，货物贸易、数字贸易、服务贸易“三位一体”新业态初步成形。

同时，相关企业主体数量呈高速增长态势。2023年，商务部统计“丝路电商”企业有12万家，海关统计为6.5万家；广东、浙江、山东、江苏、福建、上海等沿海地区的“丝路电商”贸易额，都有3000亿元至1万亿元的规模。

2023年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把“丝路电商”列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八项行动之一。新形势下，“丝路电商”与“一带一路”、电子商务、市场规模等优势结合，将形成新的红利、更大的机遇。

探索产业链、供应链和资金链“三合一”路径

“丝路电商”为跨境电商提供强大动力，跨境电商为“丝路电商”开辟广阔前景。2023年，中国跨境电商进出口增长15.6%。2024年前三季度，中国出口电动汽车、锂电池和光伏产品7578.3亿元，占出口总值的4.1%。由此，形成打破贸易保护主义壁垒的两把利剑。

“丝路电商”是“一带一路”与跨国电商相结合的国际贸易新业态，是服务贸易、数字贸易与传统商品贸易相结合的新模式，是产业链、供应链和资金链“三合一”的新路径。从全球市场格局的发展趋势看，“丝路电商”创新贸易规则，使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获得更加公正的国际贸易秩序，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近年来，在全球产业链重构和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下，中国在美国和欧盟市场的份额有所下降。以欧美市场为主要出口对象的上海口岸，遭遇多年未见的市场“寒流”。从全局发展的需要出发，国务院批复上海市率先创建“丝路电商”合作先行区（以下简称“先行区”）方案。

上海“先行区”方案包括扩大电子商务领域的开放度，营造先行先试环境，大力推进国际和区域交流合作，《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自由贸易协定（FTA）、《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和世界贸易组织（WTO）等国际经济合作机制得到进一步落实。上海“先行区”的成功运行，有助于提升中国在全球数字贸易领域的话语权，把制度型开放具体体现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领域。

2023年以来，国务院办公厅、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有关部门连续下文支持“丝路电商”的发展，覆盖退税、知识产权和品牌保护、产业链和产业带、拼箱作业、线上电子税务、跨关区退货、内外贸结合电商、先行区体制机制创新等多方面、多领域。在中央的推动下，各省也纷纷出台有关“丝路电商”的发展规划和激励政策。概言之，“丝路电商”发展初步具备市场动力、良好环境、规范体系、政府支持等有利条件。上海需要承担先行先试的历史重担，以“先行区”为全国乃至国际社会提供经验和范例。

上海“先行区”的一个重要功能是提出“丝路电商”的行业标准规范，与制度型开放和高质量发展同步并行。到去年底，在丝路电商领域出台的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团体标准、企业标准等共计100余项，涉及风险评估、供应链安全、数字化通关、知识产权鉴定、海外仓运营、品牌出海、经营规范、售后服务、平台服务、人员培训、包裹检测、物流信息等各领域规则和标准。对这些标准进行统一规范，可以为“丝路电商”规范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朝着更开放、高质量以及本地化的方向发展

尽管“丝路电商”取得积极进展，但仍面临一些挑战。

从宏观上看，全球经济复苏艰难制约产业扩张，地缘政治风险的不确定性上升，贸易保护主义和国际资金短缺尚未好转。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报告，2023年全球发布了3000项贸易限制措施。同时，各国数字贸易水平参差不齐、能力不平衡、利益诉求不一致，由此造成国际规则门槛抬高，跨境电商难以达成共识。中国虽然有最大的国内电子商务市场，但在国际市场上缺乏规制话语权，发展“丝路电商”难免受到压力。

从微观上看，尽管中国电商“出海四小龙”（SHEIN、速卖通、Temu和TikTok Shop）增长迅速，但与亚马逊等全球电商巨头相比仍有距离。同时，“出海”平台受到的歧视性监管有所增加。各国利用法规和市场准入原则查处所谓“漏洞”，如数据安全、危害青少年、信息操纵、冲击本土市场等，对中国电商平台进行有形或无形的压制。

有鉴于此，“丝路电商”必须在现有的发展基础上朝着更开放、高质量以及本地化的方向发展。未来几年，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突破：

一是改变“中国制造—亚马逊销售”的模式，重构全球跨境电商发展格局。其中，最主要的是推动平台出海与构建全托管模式。中国电商平台面临打压是现实，我们必须奋力追赶，除此别无他法。比如，深圳创新全模式阳光化公共服务平台；杭州拥有全国2/3的平台，创新“一点退全国”的跨关区退货新模式；宁波创新电商出口前置仓监管新模式；成都发布“跨境电商9810模式”退税标准流程，等等。这些创新模式引导“丝路电商”市场迭代更新，促进供应链和产业链结合，降低企业出海的门槛和成本投入。

二是推进人工智能与“丝路电商”的结合，促进“丝路电商”生态赋能全链路。所谓全链路特指供应链端（设计、生产、仓储、物流）、运营端（文案、营销、广告、客服、售后、直播）、消费端（选品、价格）的三端一体化。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迭代，赋予“丝路电商”创新势能和潜力；人工智能技术引领“丝路电商”跨越式发展，以适应海量数据支撑的数字化新商业模式。“丝路电商”的新质生产力就在于数据化能力和数据供应链，能够在所有环节共享数据红利，从而形成从单点到多元化场景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浪潮。

三是加快形成“丝路电商+产业带”组合，打造新型跨国产业体系。“丝路电商+产业带”是新业态和优质供应链的结合，有助于打造创新型产业体系。目前，B2B（企业对企业）运营方式正在促进传统产业组团出海，加快园区建设，推动外贸数字化升级，发展“丝路电商”产业带。自2015年杭州建立首个跨境电商综试区起，到2024年全国共建有165个综试区，形成各具区域专业化特征的电商生态。未来，应进一步加深平台与产业链合作，制定产业带规划，结合本地特色产业，建立“产业带企业”清单，形成一批跨境电商特色产业带。

四是参与国际监管跨境数据流动治理。“丝路电商”离不开跨境数据流动。下一步，应摆脱数据跨境流动的困境，有序打破数据流动壁垒，缩小治理诉求差异，降低跨境数据判定难度，改变税收征管制度滞后状态，并扭转国际规则碎片化的趋势。

五是“丝路电商”亟须强化国际物流供应链控制力。物流集中度较低，大体处于散乱竞争状态，海外物流控制力弱，全球资源配置能力不足，成为“丝路电商”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中国在国际货运物流市场上需求量大、对外依存度高，应进一步打造强大的国际物流网络，培育一批具备整合全链条能力的物流供应链企业，提升物流供应链的国际组合能力，逐步取得国际物流定价权。

六是出海服务本土化是“丝路电商”获得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关键。本土化运营需要全链路资源，以“联合舰队”整体战斗力拓展全球市场，需要跨境支付服务、出海合规服务、技术出海服务能力的全面提升。“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在合规标准、不确定性、国际运营经验、服务竞争力上存在差异，在海外用工、汇兑管制、税务合规、平台监管、知识产权与品牌等方面还存在各种风险。下一步，要深化跨境电商的全链路深度本土化趋势，加强本土运营能力建设，包括前端运营、后端供应链、企业管理的深度融合、双向渗透。

七是与“绿色丝路”并行发展，提升“丝路电商”绿色竞争力。绿色贸易正在成为国际贸易的发展方向，并与数字贸易相结合塑造出“丝路电商”的新赛道。目前，中国在世界市场上的新产品，如新能源车、小众体育运动设备、可穿戴智能硬件、智能家居、绿色环保材料、绿色能源设备、电动工具套装、柔性生产机械等，特别适合“丝路电商”的运营方式。要注重构建与完善“丝路电商”绿色供应链，包括绿色采购、绿色制造、绿色营销、绿色物流、绿色回收等。

八是以“丝路电商”为尖兵，优化中国式跨境电商全球服务。全球化与本土化相结合的中国式物流服务商，应具备数字化信息系统、海外仓储物流网络、高效本土配送能力和一体化供应链服务，继而形成供应链优势、技术算法优势、国内运营经验、出海电商价值链等。这种主导地位会经历从国内市场出发、经由“一带一路”到全球市场的三段式阶梯发展。它既有纵向深化，如跨境支付、营销、产业带等，又有横向拓展，如平台合作、对外投资并购等，进而形成纵横交错的电商贸易网络。“丝路电商”带动内外贸一体化，包括形成全球市场与中国市场的纽带，从贸易型企业到产业带、企业群的转换，从地方特产到全球知名品牌的升级，最终推动形成面向世界各大洲的产业带。

概言之，“丝路电商”的发展路径具有“五化”特征，即数字化、本土化、园区化、绿色化、全球化。这是“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可以带动中国对外开放新格局向纵深发展。由此，“丝路电商”、企业出海和“一带一路”将构成掎角之势，成为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联动发展的重要引擎。

（黄仁伟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上海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本文刊于2024年12月3日解放日报11版思想周刊：以“丝路电商”为载体打造全球跨境电商生态链——黄仁伟教授在“跨境电商”专题论坛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