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立陶宛不顾中方反对，执意在其首都以台湾名义设立“代表处”，2021年8月10日，中国外交部宣布召回驻立大使，并要求对方大使回国。这是自去年立陶宛不断挑战中国主权和发展利益以来，双边关系所面临的最严峻挑战，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立陶宛为何不顾中国政府反复劝告和强烈反对，试图执意发展与台湾实质关系？我国召回驻立大使对双边关系有何影响？中立关系现状与发展趋势将对中欧关系和中国-中东欧合作机制有何影响？欧盟和国际社会如何看待中立关系变局？从长远看，我国如何处理好涉台对欧关系？围绕上述问题，“复旦欧洲观察”学术共同体进行了深入探讨，并达成共识如下：

一，对双边关系而言，此次“立陶宛事件”是立陶宛多年来不断反华过程中结出的一枚“苦果”，造成中立关系严重倒退，也将对中国与欧盟关系产生一定负面影响，并严重损害我国主权权益。

二，面对主权权益受损情况，我国必须制定应有反制措施。其中应注意我国外交警告应与切实可行的手段相匹配，言必行，行必果。否则若无实质反制措施而只有外交警告，只会助长对方行为变本加厉。

三，在处理“立陶宛事件”时，我国应加强与德国、法国等欧盟重要成员国的沟通，寻求相互理解，极力维护好中欧关系大局，使该“事件”尽量不冲击中欧关系正常发展大局。

以下为各自具体观点（排名不分先后）。

简军波

复旦大学中欧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副研究员

第一，“立陶宛事件”具有超越中立双边关系溢出效应。与之前在台湾和在中国大陆间关系反复的基里巴斯、冈比亚等国家不同，立陶宛与台湾发展实质关系动机不来自获取物质援助或发展经济利益需求，而是基于所谓“自由、民主”等政治理念。此动机与美国正四处宣扬“民主同盟”之理念相契合，无论美立间是否就此进行过沟通协调，客观上可视此“事件”为立在美国鼓动下追随美国推行全球“民主同盟”战略步骤的一环。故立以小国之力，毅然欲与台湾发展实质关系，不仅代表该国对中国领土主权权益之蔑视，更代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反华势力逐渐粘合为反华共同体的一个风向标，也是反华势力（共同体）试探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底线及反制能力之最新尝试。

第二，该事件将给我国带来两难处境。鉴于立的做法将越过我国主权利益红线，无论对双边关系产生何种后果我国只能被迫反制。立陶宛政府执意实施越界举动，必定知晓我国将采取强硬反制措施之后果，故我国可能的反制行动在一定程度上为立及西方社会所故意诱导，也是其所能预期甚至所期待，以便提供西方进一步妖魔化中国的依据，并作团结西方社会之借口，及鼓励美国等西方国家进一步诱导其他小国与我国发生类似事件，使我国陷入连续被动局面而疲于应付。然而，若我国不做强硬反制，会严重有损我国涉台政策权威，损害国家领土主权完整等核心利益。

第三，抓住主要矛盾，进行必要反制。无论后果如何，在涉及核心主权权益问题上我国无后退余地，这是主要利益，其他是次要利益。为此，我国应做到如下几点：（一）坚决反制立等国家与台湾发展实质关系，坚决反对双重承认。（二）若反制，应将负面冲击效应尽量限制在双边层面，谨防对中欧双边合作机制造成太大影响，抓好与欧盟重要伙伴关系，维护好中欧关系整体良性发展大局。（三）着眼长效反制机制，积极考虑反制与台湾发展实质关系的国内立法。比如，可考虑尽快制定类似《损害国防安全制裁法》这样的法律。

彭重周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后

立陶宛此次以“台湾”名义设立台湾代表处，主要有两个推动因素。第一，2020年10月新政府上台后就高调宣布要实行以民主自由为核心的价值观外交。此后立陶宛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对华强硬、亲近台湾的政策昭示其价值观外交的路线。例如退出中国-中东欧合作机制；向台湾捐赠疫苗；议会审议新疆问题等。此次故意踩中国“一中原则”红线，试图成为欧盟国家里首个建立“台湾”代表处而非“台北”代表处的国家，显示立陶宛政府要扮演对抗中国的先锋的决心。第二，立陶宛政府此举也迎合了拜登上台以后以民主价值联合欧洲国家共同对抗中俄的外交战略。立陶宛现政府不但对中国采取挑衅立场，还强硬对待其他所谓威权政府如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从这个角度看，立陶宛政府是期待中国采取激烈的反应的，这更有利于其在美国面前彰显自己的作用。

对于此次事件对中欧关系的影响，从欧盟的反应看，这一事件目前并不会引起中欧关系的大幅变化。欧盟对外行动署强调这一事件为立陶宛-中国双边问题，也未提及设立“台湾”办事处触犯中国外交红线这一核心问题。这与美国政府对立陶宛的热烈支持有所区别。可以看出，欧盟倾向于避免将这一事件上升到中欧层面。欧盟的暧昧态度意味着中国有通过欧盟外交渠道影响立陶宛下一步决定的可能。

尽管这一事件现在还停留在中国与立陶宛的双边层面，但对未来中欧关系的发展有两个重要启示：第一，此次事件提醒中国需要仔细审视和研究如何巩固中国-中东欧合作机制。是否应通过落实“一带一路”在中东欧的项目，扩大经济合作，及如何通过经济合作加强这一机制的政治基础，是值得思考的问题。第二，拜登上台后推行以民主团结大西洋两岸的政策，尽管对德、法这样的欧洲大国没有显著成效，但可能对立陶宛这样与中国经济关系不紧密的小国有很大吸引力。这可能会进一步提升规范性议题在中欧关系中的权重。同时这也意味着除了经贸关系以外，中国可能需要追寻新的中欧关系“抓手”。

严少华

复旦大学中欧关系研究中心青年副研究员

从退出17+1合作机制，到允许台湾当局以“台湾”名义设立“代表处”，立陶宛政府的一系列涉华动作既有价值观的影响，也有复杂的政治经济动机。作为第一个从前苏联独立的国家，立陶宛在对外政策中一贯重视价值观因素。然而近来立陶宛在“价值观外交”上跳得如此之高恐怕离不开其现任外长Gabrielius Landsbergis的影响。此人来自中右翼政党，曾任欧洲议会议员，在意识形态上也深受其祖父Vytautas Landsbergis（推动立陶宛独立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影响。当然，除了价值观因素，立陶宛此举也意在政治上讨好美国，并借此获得经济上的好处。

“一个中国”原则是中国与包括立陶宛在内的欧洲国家建交的基础之一。中国也已明确表明台湾问题是中国的核心利益，立陶宛政府对此心知肚明却明知故犯，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借此对中国进行“压力测试”，试探在欧盟内部打“台湾牌”的效果。对此，立陶宛政府恐怕打错了算盘，也不会得到期待的效果。挑战“一个中国”原则必将严重损害中立关系的基础，也不符合欧盟的对华政策文件的精神，得不到大多数欧盟国家的支持。

中国政府召回大使的决定，既向立陶宛政府显示出事态的严重性，也给立陶宛政府重新思考其举措留下了回旋的余地。如果最后立陶宛政府一意孤行，那么中国在主权问题上肯定是不会有回旋的余地了。中国要做好中立关系波折的最坏打算，并将此次事件的负面影响尽量控制在中立关系双边层面。

姚旭

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青年副研究员

立陶宛踩上台湾问题红线，从其本国角度来看有迹可循，是其此前历史问题与内政外交变化的延续。但从国际格局变化角度看，很可能将不是孤立事件。波罗的海、加勒比海地区和非洲某些国家是否会效仿，或是以类似的方式受到美国政府与台当局蛊惑，在目前来看都是未知数，且有着不能排除的可能性。

习近平主席在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中曾指出：“大国对小国要平等相待，不搞唯我独尊、强买强卖的霸道”。国无优劣、但分大小，面对立陶宛这样只有不到300万人口、面积和广东一样大但GDP只有广东1/30的“小国”，如果学美国的霸道做法固然不可取，但过度重视反倒容易落入西方预设的陷阱。对美台而言，推动这种新形式的“代理人战争”成本很低，相对收益却非常可观，可以逐步蚕食中国外交政策空间。这一类做法事实上挤压中国的对外政策灵活度，考验中国外交智慧：如何在表达内政事务、核心利益不容侵犯决心的前提下，避免落入美国等西方国家提前设置好的“霸权”陷阱，即如何在解决立陶宛问题的时候不被扣上“以大欺小”的帽子，始终保持我们道义上的优势。

在美国持续不断从多维度施压中国的今天，中国努力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同欧洲发展和平、增长、改革、文明伙伴关系，均是未来不可逆的大趋势。中国广交朋友，也愿意与朋友一道实现共赢共享发展；但内政红线不可触碰。与此同时，中国应努力避免地缘政治环境受立陶宛波及而产生重大影响，站在战略高度上关注更加务实的中欧合作前景。

张骥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助理、研究员

立陶宛问题反映了中欧关系的四大变化：

一是中美战略竞争。美国因素对欧洲对华政策的战略压力上升。美国因素对中欧关系的干扰和破坏增强。立陶宛问题背后就是美国的压力和推力。

二是美国对欧政策的转变。从特朗普时期的单边主义向拜登的盟国外交、多边外交转变。特朗普的政策成为中欧合作的外部动力，中欧在多边主义、全球治理上合作。拜登上来以后，美欧协调的一面增强，中欧合作的外部动力减弱了。

三是欧盟内部的权力结构变化，大国和小国的关系变化。中东欧国家不少挑战欧盟的统一政策，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再国家化”倾向。立陶宛就是这种表现。欧盟要形成一个统一的对华政策越来越难。

四是中欧关系的作用机制在变。过去，经贸关系是很重要的杠杆，现在意识形态的影响越来越大。《中欧投资协定》就反映了这个问题。像立陶宛这种和中国经贸关系不紧密的国家，更是如此。

我们要客观认知中欧关系战略背景的这些变化。立陶宛的对华政策转向不代表欧盟的主流。但是，要处理好立陶宛问题。无论对中国还是欧盟，立陶宛问题不会也不能影响中欧关系的大局，这是双方共同的利益。

第一，还是要抓住法、德等大国，大国是中欧关系的稳定器，大国是关键。第二，要认识到经贸杠杆的作用和限度，政策手段要调整。第三，要有思想准备，欧洲的对华政策可能会出现分化。

张晓通

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研究员

“立陶宛事件”是中欧政治关系中的“易燃物”，有可能引发中欧关系的“熊熊烈火”，甚至导致中欧实质性关系的断裂。

中国召回驻立陶宛大使，并要求立陶宛方面召回其驻华大使，这意味着中国与立陶宛关系严重降级，不排除走到断交这一步。而作为欧盟成员国之一的立陶宛一旦与中国断交，这很可能意味着欧盟无法作为一个整体正常地开展对华关系。

外交上，欧盟对华的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将很难形成，在“一个中国”问题上欧盟内部将出现分歧。试想一下，如果立陶宛成为台湾的所谓“邦交国”，中国还怎么可能与欧盟开展正常的外交关系？经贸方面，中国作为欧盟第一大贸易伙伴国，2020年贸易额高达5860亿欧元，而当前中欧经贸关系的唯一法律基础就是1985年中国与欧共体签署的《中欧贸易与经济合作协定》，中国与立陶宛断交、立陶宛成为台湾所谓的“邦交国”，意味着这一法律协定将彻底失效。中国将被迫结束与欧盟在整体层面的经贸合作，转而与部分对华友好的欧盟成员国开展双边经贸合作。而这一转变绝非轻而易举，诸多法律问题将非常棘手。我们必须要看到这样一种极端情况的可能性，即中国与立陶宛如果断交，将可能导致中欧关系面临严峻挑战。

接下来的几个月时间里，中欧关系将面临危机，中欧之间可能爆发“经济战”。中方若对立采取经济制裁手段，欧盟内部的鹰派将加速推出“反经济遏制工具”（Anti-Coersion Instrument, ACI）、“供应链尽职调查法”，中欧之间“针尖对麦芒”，可能爆发“经济战”。第二，有可能导致欧盟其他国家效仿立陶宛做法，对华示强，导致中欧关系陷入一定僵局。

“立陶宛事件”的升级将给中欧双方带来巨大的地缘政治风险。立陶宛地处“冷战铁幕”一线，是地缘政治上的“破碎地带”，极易引发各大力量的地缘政治冲突。“立陶宛事件”发生在欧盟拟于今年9月正式推出欧盟版“印太”战略前，欧版“印太”战略可能将台湾问题和“立陶宛事件”联系起来，出台强硬的“印太”战略方案，尤其是与美国的“印太”战略合流。简言之，“立陶宛事件”将给中欧关系、“一带一路”、欧亚关系带来巨大地缘政治影响，并可能导致欧版“印太”战略和美国“印太”战略合流。

中国政策制定者将面临艰难选择。在坚守主权底线的同时，亟需防范“立陶宛事件”伤及中欧整体关系。在这方面，欧盟内部的大国必须站出来制止立陶宛小国绑架大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