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兴杰在文章中指出，“印太战略”的目标，无外乎是在亚洲-太平洋空间进行空间秩序的重组，从而维持美国在这一地区的优势地位，防止在欧亚大陆出现任何一个挑战美国霸权地位的权力中心。这是地中海-大西洋秩序的延续和投射，但是与亚洲-太平洋空间的广阔、多层、复合的内在属性无法兼容。其与亚太秩序前景存在矛盾，相互之间形成了愈加明显的断裂和摩擦。

一、俄乌冲突对“印太战略”的牵制

美国以“印太战略”为支点进行全球战略调整的前提条件受到欧洲地缘政治变局的挑战，作为美国全球战略“后院”的欧洲-大西洋并非和平区。美国在欧洲、中东和东亚之间进行战略调整的前提，是美国不需要在欧洲投入重大战略资源。2022年2月24日，俄乌冲突爆发之后，欧洲大陆在二战后形成的和平局面被打破，俄乌两个主权国家之间爆发了传统战事。从传统地缘政治经典理论来看，俄乌冲突是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爆发的战事，不仅发生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个主权国家之间，也是俄罗斯与北约之间的激烈博弈。北约向乌克兰提供大量军事援助，欧盟快速通过乌克兰的入盟申请，瑞典、芬兰申请加入北约，由此形成了大西洋共同体与俄罗斯之间的激烈对抗。俄乌冲突造成的最重大的地缘政治冲击在于，欧亚大陆西端进入地缘政治冲突周期，俄罗斯成为美国以及北约盟国的头号对手，美国战略重心被动回调到欧洲。

俄乌冲突爆发之后，美国虽然强调对“印太战略”的重视没有降低，但是美国难以做到“两洋并重”，而是如二战期间一样，欧洲战场优先。俄乌冲突爆发之后，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重心已经发生了重大调整。虽然拜登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还没有正式出炉，但是从《国防战略报告》中能够看到，美国将俄罗斯定义为“严重威胁”。也就是说，在美国安全威胁的排序中，俄罗斯已经排在第一位，至少是比较紧迫的威胁。俄乌冲突爆发之后，拜登推迟了《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发布，原因是俄乌冲突之后，美国的国安战略要做出比较重大的修改。

俄乌冲突“激活”了北约，同时也确认了北约的地理范围。《北约2022:战略概念》文件提出，俄乌冲突破坏了和平，深刻改变了欧洲的安全环境，同时强调北约的“跨大西洋”属性。在北约新战略概念中，俄罗斯成为头号威胁，文件对此明确提出：“俄罗斯联邦是北约盟国安全、欧洲－大西洋地区和平与稳定最显著和最直接的威胁。”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前，北约面临着合法性危机，只有找到新的重大共同威胁才能维系盟国的团结。北约战略文件也多次提到中国，但相比2020年11月的《北约2030：团结面对新时代》文件中的表述，威胁排序已经进行了调整，中国在俄罗斯、恐怖主义、失败国家、暴力活动等威胁之后，同时提到要加强与中国的建设性接触。这至少意味着北约的战略重心仍然在欧洲，而且在吸纳瑞典和芬兰之后，北约的重心进一步东移，与俄罗斯之间的战略博弈将是持久战。

俄罗斯学者谢尔盖·卡拉加诺夫认为：“俄乌冲突之后，俄罗斯将遏制和威慑西方，没有任何多余的考虑和希望。我们将等待西方内部将要发生的事情。”卡拉加诺夫的判断在某种程度上是乔治·凯南遏制理论的翻版，俄罗斯通过遏制和威慑西方，坐等西方内部生变。俄罗斯总统普京在2022年7月31日签署了俄罗斯联邦海军理论和舰队船舶宪章的法令，俄罗斯认为，主要威胁来自美国主导世界海洋的政策以及日渐逼近俄罗斯边境的北约。俄乌冲突是地中海-大西洋秩序在欧洲的回归，是美国的全球战略调整必须面对的紧迫而重大挑战。

二、亚太秩序的“大合流”动力

亚洲-太平洋空间秩序的形成是全球化的产物。因全球性空间形成，亚洲-太平洋空间才从理念变成了现实。广阔的亚洲-太平洋地区从相对分离状态到统一空间，其核心动力来自全球化浪潮，亚洲-太平洋空间只有成为全球化空间的纽带才能成为统一的空间。“印太战略”所包含的阵营化、联盟化的海陆分立与集团对立的因素与亚洲-太平洋空间的内在逻辑相违背，嵌入全球化空间的亚洲-太平洋空间对“印太战略”形成了柔韧的约束。

全球化是商品、技术、思想、人员在更大范围内分工合作的过程，这些要素的“自由”流动需要建立在互动能力提升的基础之上，而互动能力的提升无疑重塑了空间的含义，形成了新的空间秩序。瑞士经济学家理查德·鲍德温（Richard Baldwin）将全球化视为“大解绑”的过程，要素自由流动受到不同的约束，全球化也是不断“解锁”各种约束的过程。19世纪交通运输方式的革命性变化实现了商品的远距离运输，生产和消费可以分离，率先实现工业化的西欧、北美地区成为全球工业化、城市化中心，这些国家成为全球权力和财富的中心，从而出现了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的“大分流”。

二战结束之后，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建立，国家之间的关税壁垒逐渐被拆解。集装箱运输掀起了一场海运革命，极大降低了商品运输的成本，构建起了高效的商品运输网络。20世纪70年代以来，通讯技术革命以及货物空运的广泛应用，信息、知识、思想的约束被“解锁”，生产过程可以在全球空间中重组。于是，出现了产业链、价值链的革命，生产外包成为全球化的新动力，全球工业的中心－边缘结构被重构。七国集团为代表的工业化国家经历了快速的“去工业化”进程，而亚洲-太平洋地区，尤其是东亚国家进入工业化的快车道。全球产业地理空间不再以国界为分界线，而是以分工合作网络为分界线，如果无法融入这一新全球化空间，即便处于发达国家边界之内，也无法从全球化中分享红利，鲍德温将其称为“大合流”。“大合流”重塑了全球经济体系，尤其是冷战结束之后，统一的全球市场体系形成，各国处于单一的全球经济体系之中，环太平洋地区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核心。在全球化的“大合流”之下，亚洲-太平洋空间的内在逻辑得以凸显。

亚洲-太平洋经济、产业空间的形成，是美国转向亚太的重要驱动力量。奥巴马政府推动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其本质就是控制亚洲-太平洋经济空间的主导权，分享亚太经济发展红利。特朗普上台之后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以“美国优先”作为口号，推动制造业回归美国。拜登总统在首次亚洲之行期间推出了“印太经济框架”（IPEF），其中包括贸易、供应链、清洁能源和基础设施、税收和反腐等四大议题。“印太经济框架”是“印太战略”的组成部分，以减少“印太战略”过于强烈的地缘政治和军事色彩。

但是,亚太地区自20世纪70年代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增长中心，形成了越来越绵密的分工合作网络，以形成排他性经济联盟为目标的“印太战略”受到了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网络的束缚。首先，亚太多国共同参加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已经落地生效，这是目前全球最大的区域性自由贸易区。其次，基于市场自发秩序生成的产业合作体系，对美国的产业联盟战略形成了一定的制约。最后，亚太地区的政治与经济分离的二元结构是对阵营化逻辑的否定。20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正常化，东亚冷战的阵营化边界被打破，中国改革开放的国际效应在于中国加入东亚地区以及全球经济体系之中。

三、多元分层是亚太秩序的内在属性

以东盟为中心而形成的多层次区域秩序是亚洲-太平洋秩序的基础，也是对“印太战略”的有力对冲。最先倡导“印太”这一概念的豪斯霍弗是要给德国在太平洋地区争得一席之地：德国帮助中国、印度等国反抗英法美等国的殖民秩序，从而为德国介入太平洋地区创造条件。当美国重拾“印太”这一概念时，世界秩序已经历了历史性转型，殖民帝国秩序崩溃，主权国家以及国家间相互合作而形成的区域秩序已经建立起来。

首先，殖民帝国崩溃之后，亚太进入“后帝国”时代，经历了国家秩序与区域秩序双重构建的历程，尤其以东南亚最具有典型性。东南亚地区曾经被英国、法国、美国、荷兰等国建立的殖民秩序“遮蔽”。二战结束之后，东南亚经历了漫长的去殖民化历程，直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败退越南，东南亚地区的国家和区域秩序构建才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东南亚处于大国力量之间，但东南亚通过建立东盟而避免了“巴尔干化”的命运。东盟在大国之间采取灵活和开放的外交方式，在大国均势格局之下实现独立自主和外交空间的最大化。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是一流的战略家，他认为：“地缘政治稳定的远景基于大国间成熟可行的关系。任何一个想实行霸权主义的政权都会带来困扰和不稳定。”东南亚在去殖民化之后，以开放包容的方式构建了国家秩序和区域秩序，而各个大国也接受了“东盟的中心地位”，并且成为与东盟合作互动的基本原则。如新加坡资深外交官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所言：“‘东盟的中心地位’是在探讨东盟外交作用时经常听到的一句话。这句话的含义是什么？它是描述这些年东亚地区和更广范围内亚太地区一体化的简单的说法。这些一体化进程之所以发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东盟的成立，它启发了地区合作，并为其提供了平台。”

其次，东盟方式提供了构建海陆融合区域秩序的典范，“东盟中心地位”为亚太地区超越地中海-大西洋秩序逻辑注入了动能。从美国勾画的“印太战略”空间范围来看，东南亚无疑处于枢纽地位。东南亚连同澳大利亚大陆分隔了太平洋和印度洋，而马六甲海峡更是印太空间的咽喉要道。中南半岛是亚洲大陆伸向海洋的半岛，而马来群岛则是一个海洋世界，东盟本身就是海陆融合的典范，是海陆分立的地缘政治理论的反例。东南亚被想象为“亚洲地中海”世界，美国主导的印太秩序的前提是控制“亚洲地中海”。但是亚洲并没有“地中海”，东南亚在历史上是一个“贸易世界”，而不是像地中海那样是霸权的世界。如果比较一下现在的地中海与东南亚，就会发现，东南亚要远远比地中海周边更为稳定与和平，环地中海世界远没有形成和平稳定的秩序，地中海不是中东、北非与欧盟的纽带，东盟以及现在的东南亚则为地中海秩序的重构提供了范本。

东南亚以及东盟方式代表了亚洲-太平洋空间内在的秩序逻辑，提供了有别于地中海-大西洋秩序的范本。被殖民秩序遮蔽的本土秩序显示出了生机勃勃的活力，东南亚体现出的本土特色“是数世纪以来支持着稳定局势的动态多元性，不同种族与宗教的人们能够和谐共存，代表这个社会整体上避免了欧洲和中东的偏执分离现象”。

最后，亚太地区包含了多元区域秩序。冷战结束之后，本土资源成为国家构建和区域秩序构建的重要支柱。亚太地区涌现出了多种次区域合作机制，以至于被认为是“制度供给过剩”，而这种多元性背后则是亚太地区的自主性和独立性。此外，亚太地区的大国政治很难以“极”来形容，毋宁说是“多元权力中心”的格局，各个权力中心需要以提供公共品来赢得区域内国家的支持。换言之，大国政治为中小国家提供了左右逢源的机会，由此增加了亚太秩序内在的灵活性和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