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新发展格局下我国建设高水平开放型经济体系面临的外部环境愈加复杂多变和严峻，中国经济实力上了新台阶同时风险显著上升，国际经贸合作变得复杂同时持续深化等挑战，积极寻求推进经纬式对外开放新格局的动能变得十分重要。推进经线式开放新格局的动能包括：以一体化市场驱动机制推进多元平衡的贸易和投资开放，以统一大市场规模经济优势推进互利共赢的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以人民币跨境结算的能动催化机制推进稳慎高效的金融开放，以构筑营商制度保障推进国际一流营商环境的制度型开放。推进纬线式开放新格局的动能包括：牢牢稳住我国外贸基本盘，拓展新兴市场贸易；加快发展跨境电商、市场采购贸易等新业态；大力提升贸易数字化创新发展服务贸易。扩大贸易和投资开放、推进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推进金融开放、引领制度型开放，分别是我国建设高水平开放型经济体系的核心支撑力、重要基石、重要催化剂和制度保障。

[关键词] 新发展格局；经线式开放新格局；纬线式开放新格局；开放型经济体系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经贸摩擦频发。新发展格局下我国积极建设高水平开放型经济体系需要新的动能。2021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坚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持续深化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稳步拓展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稳妥推进银行、证券、保险、基金、期货等金融领域开放”。据此，我们认为，这里蕴含着建设高水平开放型经济体系的新内涵和推进动能。新内涵体现在建设高水平经纬式对外开放新格局：经线式开放新格局是指拓展对外开放的深度，实施更深层次的高水平对外开放；纬线式开放新格局是指扩大对外开放的广度，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的高水平对外开放。由此，建设高水平经纬式对外开放新格局需要赋予新的动能，直面摩擦和挑战。本文拟揭示中国推进经纬式开放新格局的动能，以及建设更深层次开放型经济体系的目标和内在关联。

一、新发展格局下我国建设高水平开放型经济体系面临的挑战

从历史跨度来看，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后我国进入了新发展阶段，新发展格局下我国构建开放型经济体系主要面临与先前不同的三重新变化。

（一）外部环境变得复杂多变和严峻

2021年11月，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公报提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交织影响，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

第一，中美经贸摩擦加剧。2021年3月25日，拜登政府恢复了前总统特朗普时期对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的措施，继续坚持对华强硬立场。2021年2月4日，拜登在美国国务院发表《关于美国在世界上地位的讲话》中多次提及与中国相关的议题，明确提出中国是美国最严峻的竞争对手，企图搞政经分离式斗争与合作，即政治上斗争、利益上合作。拜登政府2021年贸易政策议程中多处指责中国“不公平的经贸行为”，提出纳入劳工和环境标准，改革世贸规则，强调发挥规则的作用。拜登政府在2022年的贸易政策议程中提出，美国正在努力应对中国的“不公平经济行为”，包括直接向中国提出美方的“关切”，并与美方伙伴和盟友合作，应对共同的挑战。

第二，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国际经济循环格局发生了深度调整。美国有针对性地遏制中国自主创新能力体系的崛起和科技创新赶超，强化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拜登政府2022年贸易政策议程显示，美国和欧盟在2021年启动了贸易技术委员会，通过改善跨大西洋贸易和对新兴技术产品及服务的投资，加强美国技术和工业领导地位，促进创新，以及保护关键和新兴技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等，来提升美欧竞争力。“十四五”期间，部分经济体之间以及经济体内部不同阶层之间围绕利益分配问题产生的矛盾短期内仍在激化，经济全球化将遭遇更强劲的逆风和回头浪（李稻葵 等，2021）。

第三，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严峻。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加速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再布局，加剧了已有的逆全球化趋势。疫情全球蔓延对世界需求端与供给端都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对中国贸易、投资和就业等都造成了显著的不利冲击，且对我国服务业经济活动的不利冲击更大。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于2022年4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对亚洲和大宗商品出口国将产生更广泛的影响，中国将新冠病毒更多可传播变异与“动态清零”策略相结合，可能会导致更频繁的封锁，将对中国的私人消费产生不利影响。而且，中国对高杠杆房地产开发商持续从紧的态度意味着中国房地产投资仍将呈疲软态势。据此，IMF预计中国经济增长2022、2023年下降至4.4%和5.1%，比1月预测的分别下降0.4和0.1个百分点。

（二）中国经济实力上了新台阶同时风险显著上升

第一，中国经济体量和地位跃上新台阶。据《2021世界贸易统计评论》统计，2020年中国商品出口占世界的15.2%，位居世界第一，美国居世界第二（8.4%）；中国商品进口占世界的11.8%，仅次于美国（13.9%）。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首次超过100万亿元，达101.6万亿元，在疫情全球蔓延形势下，中国商品进出口仍保持逆境增长态势，这对世界经贸复苏来说弥足珍贵。

第二，中国内外部风险显著上升。当前我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习近平（2021）指出，我国发展面临的内外部风险空前上升，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2021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必须看到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需要增强科技创新能力，坚持多边主义，主动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强化知识产权保护，营造各类所有制企业竞相发展的良好环境。2022年4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会议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和乌克兰危机导致风险挑战增多，我国经济发展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要坚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积极回应外资企业来华营商便利等诉求，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

（三）国际经贸合作变得复杂同时持续深化

第一，疫情冲击下国际经贸合作变得复杂。疫情导致全球经贸合作“大停摆”，产业链断供问题频现，这引发了很多经济体对于供应链的安全反思，主要经济体纷纷出台提升本国产业链“自主性”政策（李稻葵 等，2021）。不过，沈国兵（2021a）认为，美国在遏制新冠肺炎疫情、应对地区安全和气候变化危机以及强劲恢复经济等问题上离不开与中国的合作。2021年11月，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第三个历史决议）》提出“构建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不断增强我国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习近平（2021）指出，既要持续深化商品、服务、资金、人才等要素流动型开放，又要稳步拓展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要加强国内大循环在“双循环”中的主导作用，塑造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必须处理好自立自强和开放合作的关系。

第二，区域贸易协定和“一带一路”合作持续深化。据商务部自由贸易区服务网统计，截至2022年1月，我国已签订自贸协议包括《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中国—东盟（“10+1”）升级、中国—澳大利亚等21项协议；正在谈判的自贸协议有10项。在国际层面上，虽然我国建立了拥有100多个成员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但仍需要明确“一带一路”成员方的经贸和投资结算方式与治理机制等，对标国际一流营商规则，在推进共建统一大市场的过程中，借鉴市场化、一体化和国际化的通行规则和做法，积极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在区域层面上，我国需要落实《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和积极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进一步深化中国—东盟自贸区“10+1”模式下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沈国兵，2021b）。

据此，我国需要直面逆全球化和新冠疫情冲击带来的世界需求端收缩、供给端不畅以及世界经济不确定性风险上升、增长动能转弱等挑战。新发展格局下，坚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构建高水平开放型经济体系已变得刻不容缓。为此，积极寻求推进经纬式对外开放新格局的动能变得非常重要。

二、推进经线式开放新格局

（一）以一体化市场驱动机制推进多元平衡的贸易和投资开放

新发展格局下，我国外部环境正变得复杂多变和严峻，中美经贸摩擦加剧，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下贸易和投资下滑、出现投资本土化态势，加上原有的贸易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服务贸易相对落后等问题，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压力，我国需要寻找新的动能来打通扩大贸易和投资开放所面临的堵点。2021年3月，《“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完善内外贸一体化调控体系”。《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提出“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据此，需要基于对内对外共同的市场机制来推动贸易和投资开放的渠道，依靠内外一体化推动市场机制运行，驱动贸易开放和投资开放。在此背景下，实现新发展格局下贸易和投资开放，应着力以一体化的市场驱动机制推进多元平衡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市场化资源配置，优化贸易和投资区域、产业布局，实现推进对外贸易和投资开放的新格局。

1. 当前我国对外贸易开放和投资开放的堵点

第一，当前我国对外贸易开放存在的堵点。一是全球贸易摩擦风险加剧。虽然说贸易摩擦加剧是双输的结果，但是外贸集中度高的中国可能受损程度会更高。二是服务贸易相对落后。当前我国服务贸易规模与货物贸易规模相比仍旧偏小，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都较弱，高附加值的数字服务贸易占比也偏低。三是贸易技术水平位于价值链低端。中国商品出口在大规模增加的同时，其出口技术含量并没有显著提升，使得中国出口技术水平仍旧较低，低技术含量的对外出口增长一方面面临增加值较低的问题，另一方面易遭受同类商品过度竞争引发的贸易摩擦风险，尽管美国消费者能够从中国输美物美价廉的产品中获取更多的消费者剩余。四是贸易多元平衡水平较低。当前中国货物出口仍旧高度集中于欧盟和美国市场。据中国海关总署统计快讯，2021年中国对美国商品出口集中度占比达17.1%，从美国商品进口集中度占比为6.7%；对欧盟商品出口集中度占比为15.4%，从欧盟商品进口集中度占比为11.5%；对东盟商品出口集中度占比为14.4%，从东盟商品进口集中度占比为14.7%。因此，中国对美欧和东盟合计商品出口集中度占比达46.9%，呈现出区域贸易分布非常不平衡的特征。

第二，当前我国对外投资开放存在的堵点。一是其他国家的产业本土化政策导致我国FDI流失。当前，我国新增FDI流入扩大与部分存量外资撤离回流并存。二是制造业成本攀升导致我国引进FDI困难。随着独生子女成为劳动力市场上的主力军，最低工资标准的上涨即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将显著抑制FDI的大规模流入，也降低了已有FDI企业的外资进入深度。三是我国OFDI面临外国投资安全法律阻挠。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同时，中资在欧美OFDI的快速增长引发了欧盟和美国的疑虑与担忧，美欧逐步收紧对华企业安全审查，使得中资企业在欧美面临日益严峻的投资环境。四是不完善的金融市场制度限制了我国金融投资开放。一般来说，只有当一国或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大于某一门槛值之后，对外直接投资对其产业结构才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五是投资多元平衡水平较低。一方面，我国外汇储备的币种结构过于集中于美元，导致币种风险过于集中；另一方面，我国资产结构过于集中于低风险美债，导致投资收益低和机会成本大。

2. 基于一体化推进我国对外贸易开放和投资开放路径

第一，以一体化的市场驱动机制推进我国对外贸易开放。一是大力商签区域贸易协定和自由贸易协定。根据《“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我国正在积极实施自由贸易区提升战略，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推动商签更多高标准自由贸易协定和区域贸易协定。RCEP高水平的经贸规则将大大推动我国服务贸易开放，为国内自贸试验区建设提供服务贸易创新制度的探索。二是连续举办进口博览会。进博会一直推动着中国高水平开放，推进国内外贸易市场一体化，将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消费市场和投资市场的窗口。进博会大大拉近了从研发走向市场的时空距离，提高了市场化速度。三是推进内外贸一体化平台和贸易数字化建设。“互联网+”催生的新商业模式和新贸易方式，不仅推动了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形成，而且加速了内外贸市场的一体化进程。沈国兵和袁征宇（2020）指出，互联网转型的企业可通过激励其创新能力来提升企业出口，实现数字化赋能贸易。

第二，以一体化的市场驱动机制推进我国对外投资开放。一是需要花大力气优化外商投资环境。直面复杂多变和严峻的外部环境，当前我国需要实施好《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花大力气把外商直接投资留住留好。二是以亚投行投资项目为纽带，加强基础设施投资合作。当前需要积极推动亚投行多边投资项目、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重点形成“一带一路”工业园区投资贸易合作机制，发挥好亚投行项目和园区在推进内外贸一体化中的节点作用。三是着力平稳好我国的金融市场。沈国兵（2015）认为，平稳好中美双边实际汇率波动单纯的升值对促进中美产品贸易更加有利。

据此，新发展格局下需要直面经贸摩擦、疫情下贸易和投资下滑、贸易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投资本土化、制造业成本攀升，以及外国投资安全法等诸多堵点，我国必须依靠对内对外一体化共同的市场驱动机制来推进多元平衡的贸易开放和投资开放。

（二）以统一大市场规模经济优势推进互利共赢的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

新发展格局下国际经贸摩擦加剧、疫情严峻冲击造成世界需求端收缩、供给端不畅、商品和要素流动受阻，主要国家政策扭曲和市场壁垒诱发了产业链供应链断裂的潜在风险。从历史来看，入世后中国藉由成员国达成的关税减让等协议，积极参与到全球市场之中，逐步形成互利共赢的商品和要素流动新格局。

贸易商品、劳动力、资本等要素的流动开放，推动了我国企业充分融入全球产业链与价值链，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经济发展。在新冠疫情全球蔓延、贸易摩擦不断、逆全球化加剧的新形势下，必须寻找打通我国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堵点的举措。2021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提出“必须顺应经济全球化，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据此，需要消除贸易壁垒、消除政策扭曲带来的成本，形成一个国内国际竞争有序的统一大市场，进而实现商品和要素的充分开放和自由流动（沈国兵，2021c）。

1. 当前我国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的堵点

第一，我国商品和传统要素流动型开放的堵点在于贸易和投资模式。新发展格局下，我国深化商品开放的堵点主要在于贸易市场过于集中以及产品附加值和利润率偏低。刘志彪（2015）认为，高水平开放下应将出口导向型经济转型为基于内需的高水平开放型经济，将单纯依靠投资驱动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为依靠创新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现实中，当前我国对资本配置施以较大的政府干预，并对金融机构准入、资本管制等实行严格的管理政策。

第二，我国新型要素流动型开放的堵点主要集中在政策和产权制度上。当前制约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的因素既与国内技术吸收能力不足有关，也与我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有关。对于新型的数据要素而言，过于严格的数据政策会对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同时我国产权制度不完善导致技术和数据要素的市场化价格机制尚未形成，以及数据要素的配置效率较低。Ferracane et al.（2018）认为，中国数据本地化和数据获取政策过于严格，且数据代理商需要承担的责任过大。这些因素都不利于中国推进数据要素的流动型开放。

2. 基于统一大市场推进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路径

第一，构筑统一大市场的关键在于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构建统一大市场带来的贸易壁垒下降、劳动力流动上升和投资上升等，会使得中国省际要素的整合程度上升。沈国兵（2021c）认为，建设统一大市场需要对标国际营商规则，确保要素自由流动、竞争有序，同时需要积极培育和尽快构建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市场运行机制。刘志彪和孔令池（2021）也认为，按照要素公共性分类，宜先易后难推进要素市场建设；要鼓励企业跨地区兼并收购，强化市场一体化的微观基础。

第二，构筑统一大市场可以实现本地市场效应，使得企业藉由规模经济提升外贸竞争力。陈丰龙和徐康宁（2012）测算发现，本土市场规模每增加1%，将会促进生产率指数增长0.021%、效率改进指数增长0.023%、技术进步指数增长0.018%。

第三，构筑统一大市场形成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是推进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的根本保障。我国对外开放没有走出“两头在外”的模式，要素市场发育滞后，缺乏市场化的要素价格机制。由此，积极建设统一大市场可以形成超大规模市场经济优势，推动要素在更大范围内自由流动、高效配置。

据此，新发展格局下需要直面中美经贸摩擦、疫情下产业链供应链风险、政策扭曲、市场壁垒、体制机制障碍等挑战，基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以及流通规模配置优势，需要通过构筑统一大市场来推进互利共赢的商品和要素竞争有序地流动型开放，充分实现商品和要素价格由市场决定、商品和要素流动自主有序、商品和要素配置高效公平的流动型开放。

（三）以人民币跨境结算的能动催化机制推进稳慎高效的金融开放

随着我国商品和要素开放的持续深化，推进金融业开放变得越发重要和紧迫。从人民币跨境结算来看，据中国银行业协会统计，2020年全国人民币跨境收付金额合计28.38万亿元，同比增长44.3%。近年来，国内金融要素市场对外开放步伐不断加快，特别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相继推出黄金国际版、沪港通、债券通、原油期货等金融要素市场产品。新发展格局下需要直面国际经贸摩擦和新冠疫情造成的国际金融市场动荡风险，我国金融市场和金融服务业开放需要稳慎进行。《“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稳妥推进银行、证券、保险、基金、期货等金融领域开放，深化境内外资本市场互联互通”。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第三次历史决议提出，“坚持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全面加强金融监管，防范化解经济金融领域风险”。这意味着中国金融业正在走一条渐进式、试错式和迂回式的开放道路。如何进一步推进中国金融高水平开放，是我国当前构建开放型经济体系的重要难题。

1. 当前我国金融开放的堵点

第一，金融基础设施不够完善。目前，我国金融开放面临以下难点：一是汇率和利率市场化程度不高。中国金融开放现阶段的潜在风险主要体现在：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水平与金融开放程度不匹配，威胁开放后的金融市场稳定。中国金融进一步开放要警惕短期资金大量流入和人民币过快升值或急剧贬值问题。同时，进一步扩大金融开放，跨境资本流动带来的冲击风险也会加剧。据此，积极培育和尽快构建资本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市场运行机制，有助于促进我国金融市场公平竞争和有序发展。

第二，在推动金融开放过程中需要审慎防范金融风险。一是加大外资金融机构“引进来”，以规范化为抓手促进国内金融机构更好应对竞争风险；二是鼓励国内金融机构“走出去”，将对境外投资“合理性”监管改为“合法性”监管，以应对金融风险；三是防范中美贸易摩擦带来的金融风险。在全球贸易市场摩擦动荡的形势下，中国扩大金融服务业市场开放，直接增大了中国金融市场开放的风险。在稳步推进资本账户双向开放的同时，需要加强对资本流动监测，警惕投机性跨境资本和“热钱”冲击。

2. 基于人民币跨境结算推进我国金融开放路径

第一，推进金融产品与服务开放。我国需要从提供针对性的金融产品与服务、构建完善的金融服务贸易统计数据库、提高金融监管透明度等方面，促进中国金融服务开放。2020年5月7日，中国人民银行和外汇管理局发布《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期货投资资金管理规定》。随着渐进式金融开放进程的不断深入，以及相关金融开放举措的出台，中国将进一步通过放宽外资准入限制、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等模式，构建和完善一个开放包容的金融体系。

第二，推进金融技术开放。一方面，需要以数字人民币和人民币国际化的协同互动，推动数字人民币跨境支付。在法制层面赋予数字人民币合法化，签订或加入国际数字条约、公约或协议形式开展数字货币国际合作；另一方面，需要加强对数字人民币跨境支付的法律监管，将金融发展与数字技术发展相融合，推动我国金融行业开放。

第三，推进金融机构开放。新发展格局下我国金融开放更需关注外资机构的获得感。2018年以来，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加剧，从贸易摩擦演化为科技战、金融战。直面复杂严峻的国际经济金融新形势，中国需要稳慎推进金融机构业务对外开放。

第四，推进金融市场开放。一方面，沪、深港通已成为中国资本市场双向开放的重要窗口，但仍需要扩大沪港通、深港通的上限。另一方面，内地与香港债券市场互联互通南向合作正式启动。债券市场逐步开放是中国金融业深化改革开放的重要基础，它与人民币国际化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因此，仍需要花大力气提升我国债券市场的流动性。

第五，推进金融制度开放。中国资本市场开放程度不断扩大，交易法则、制度规划以及监管模式等逐渐与国际接轨。然而，中国资本市场开放政策有限、开放效率与质量不高。只有不断增强金融体系市场化改革、推进人民币跨境使用和深化外汇管理改革，才能推动人民币成为新兴的重要国际货币。

据此，新发展格局下直面经贸摩擦和疫情冲击造成金融市场动荡的风险、金融市场和金融服务业发展滞后的风险，我国需要以人民币跨境结算推进高水平的金融开放，稳慎推进与高效金融开放相匹配的监管和风险防控体系。

（四）以构筑营商制度保障推进国际一流营商环境的制度型开放

新发展格局下直面规则和规制等不一致、经贸合作中的政策问题、贸易协定谈判中的体制障碍等，我国已转向制度型开放。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转向制度型开放，是我国积极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我国积极应对国际经贸规则变化、参与国际竞争的外在需要。《“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稳步拓展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实施知识产权强国战略，实行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第三次历史决议提出“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据此，需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正视中国制度“走出去”的技术落差和创新落差，实现主动引领制定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度型开放。

1. 当前我国制度型开放的堵点

第一，全球治理分歧和逆全球化趋势凸显。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造成各国间人为阻隔，致使物流不畅，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失调。疫情带来的危机更加剧了逆全球化态势。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正加深和加速全球产业链分裂的进程。各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制造业回流现象日益增多。各类预防新冠肺炎感染的隔离措施，使得全球生产链断裂的风险上升。

第二，负面清单太长，与国际经贸协定差距大。当前中国自贸试验区的负面清单较长，对外商投资限制较多，一些特别管理措施仍旧存在，而且涉及的行业范围较大。除了负面清单之外，中国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仍有较大的差距。如对照CPTPP，中国在涉及跨境数据流动、国有企业竞争中立、环境标准等方面的规则上显得滞后。当前在农业、数字贸易、知识产权、竞争政策、劳工和环境标准等谈判上分歧较大。

2. 基于构筑一流营商环境推进我国制度型开放路径

第一，主动对接多边经贸规则。WTO改革和全球经贸规则重塑已成为世界各国共识，中国需要做好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坚定维护者、WTO改革的积极推动者。中国需要借助电子商务谈判契机，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第二，主动磋商谈判区域经贸协定。当前，国际经贸规则正在进行重构，多边、区域和双边自贸区谈判方兴未艾，新一轮国际贸易投资规则要求标准高、覆盖广，给我国对外开放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并存。我国需要积极申请加入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区网络。

第三，以优化营商环境主动引领制定制度型开放。创新提升生产效率成为“中国制造”提质增效的唯一出路。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将激励企业创新投入，促进中国进出口。在营商环境方面，中国在办理施工许可证、纳税上排名较差，需要大幅改进；在获得信贷、跨境贸易、保护少数投资者、办理破产上也需要进一步改善。

新发展格局下扩大制度型开放，需要着力推进形成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将制度型开放与贸易和投资开放、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金融开放等融合在一起，积极推进与国际经贸规则对接、磋商乃至引领制定，以期实现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新格局。

三、推进纬线式开放新格局

（一）稳住我国外贸基本盘，推动外贸提质增效，拓展新兴市场贸易

据中国海关总署统计快讯数据，2022年第一季度中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13%，已经连续7个季度保持同比正增长。具体来看，2022年1—3月，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达14789亿美元，同比增长13%。其中，出口8209.2亿美元，同比增长15.8%；进口6579.8亿美元，同比增长9.6%。一季度贸易顺差1629.4亿美元。我国外贸进出口规模继续提升，外贸结构持续优化。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叠加美国贸易摩擦的新形势下，2022年第一季度我国在外贸领域内保持的增长态势既要珍惜，又要居安思危。因为随着疫情反复，4月以来包括深圳、上海等经济活跃城市整体或局部区域进入“全域静态管理”模式，这将直接撕裂中国进出口贸易产业链。预计第二季度我国进出口贸易将出现下滑态势。由此，新冠肺炎疫情叠加贸易摩擦下我国更需要牢牢稳住外贸基本盘，推动外贸提质增效。

1. 当前我国稳住外贸基本盘面临的挑战

第一，新冠肺炎疫情依然严峻，我国稳外贸刻不容缓。尽管美英在内的多个国家已开始放松防疫措施，包括实施“与新冠共存”措施，但全球范围内新冠疫情并没有出现根本性好转，给全球经贸恢复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和挑战。相比而言，我国实施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措施。一方面，抓紧抓实疫情防控，毫不动摇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另一方面，5月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进一步为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纾困举措，以保市场主体稳就业；确定推动外贸保稳提质的措施，助力稳经济、稳产业链供应链。

第二，需要直面来自美国的贸易摩擦态势变得严峻、愈发常态化。2021年2月4日，拜登总统在美国国务院发表“关于美国在世界上地位的讲话”中已把中国界定为最严峻（most serious）的竞争对手；3月，拜登政府发布《2021年贸易政策议程》，宣布将继承特朗普政府的对华关税政策，并在钢铁、铝、光纤、太阳能等关键行业寻求与盟国合作对抗中国；3月25日，拜登政府更是坚持对华强硬立场，恢复了前总统特朗普时期对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措施。截至2021年12月18日，已有157家中国公司、机构及个人被纳入美国实体清单（Entity List）。2022年3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发布《2022年贸易政策议程和2021年度报告》，妄言“中国作为一个非市场经济大国，通过其经济政策和实践扭曲了全球贸易，对美国的生产、投资、甚至消费造成了损害”。并且，USTR指责中国缺乏对工人的保护、脆弱的环境制度和反竞争补贴是中国人为比较优势的特征，会让其他人破产，违反公平竞争的理念。美国正在努力应对中国的“不公平经济行为”，包括直接向中国提出美国的“关切”，并与美国的伙伴和盟友合作，应对所谓的共同挑战。

2. 牢牢稳住我国外贸基本盘，拓展新兴市场贸易布局

据中国海关总署统计快讯，2020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基本盘的最主要对象排序为东盟14.7%、欧盟14%、美国11.5%、日本7.2%、韩国6.5%、中国香港5.7%、中国台湾5.6%和澳大利亚3.9%，合计占我国2020年上半年外贸的69.1%。2021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基本盘的最主要对象排序为东盟14.7%、欧盟13.9%、美国12.2%、日本6.5%、韩国6.1%、中国香港5.8%、中国台湾5.4%和澳大利亚3.9%，合计占我国2021年上半年外贸的68.6%。与其相比，2022年第一季度我国外贸基本盘的最主要对象排序为东盟14.4%、欧盟13.9%、美国12.6%、韩国6.1%、日本6.1%、中国台湾5.6%、中国香港4.8%和澳大利亚3.4%，合计占我国2022年第一季度外贸的66.9%。据此，从2020、2021年上半年外贸分布主要份额对比情况来看，第一，我国外贸基本盘的最主要对象并没有发生变化，仍旧是这8个主要贸易伙伴，只是个别排序稍微发生了变化。第二，中国最主要的三大贸易圈东盟、欧盟和美国的排序没有改变，但是中美贸易摩擦下美国占中国的外贸份额出现了未降反升的态势值得重视。第三，2022年第一季度我国外贸对这8个主要贸易伙伴的合计占比出现了下降，主要是对日本、中国香港和澳大利亚出现了明显下降，但是对最主要的三大贸易圈东盟、欧盟和美国的合计占比没有下降，说明继续保持和巩固好我国对这8个主要贸易伙伴的外贸份额十分重要。

除了这主要的8个贸易伙伴之外，我国也在积极拓展其他新兴市场贸易。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合计2.93万亿元，同比增长16.7%。因此，直面新冠肺炎疫情叠加美国贸易摩擦的世界经济新形势，我国需要居安思危，牢牢稳住我国外贸最主要的8个贸易伙伴，特别是需要重视美国的贸易份额及管控好中美经贸摩擦风险。同时，积极拓展我国对新兴市场的贸易布局。

（二）加快发展跨境电商、市场采购贸易和海外仓等拓展贸易新业态新模式

要抓住国家赋能的外贸新业态新模式和新投资政策契机，积极拓展外贸创新，将之转化为先进制造业集聚效应和外贸创造效应。2020年8月12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稳外贸稳外资工作的意见》指出，尽快推动在有条件的地方新增一批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试点，力争将全国试点总量扩大至30个左右，带动中小微企业出口。为加快培育新业态新贸易模式，2020年9月16日，商务部会同多部委发文决定在内蒙古、辽宁、浙江、安徽、福建、山东、河南、湖北、广东、广西、云南等17个市场开展第五批市场采购贸易试点。由此，全国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试点数达31个，覆盖东中西部15个省（区）。推动市场采购、跨境电商等新业态新模式融入外贸创新发展，为稳外贸注入新动力。

以上海为例，需要借助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和上海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结合上海海纳百川的要素禀赋，以及进博会契机，积极构建跨境电商平台，支持跨境物流发展和海外仓建设等。通过临港新片区制度创新来推动上海全面对外开放，敞口欢迎外资企业来华投资兴业；通过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维护好外商投资合法权益，吸引跨国企业入驻中国，留在上海；通过长三角战略协同，深化区域物流标准化、农产品一体化、供应链合作对接一体化，推进区域市场监管协作一体化，引领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由此，上海需要对标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标准，花大力气着手解决企业纳税、获得信贷、跨境贸易等问题上的短板。通过推进实施长三角一体化战略和浦东新区高水平改革开放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战略，构建一体化的统一大市场，形成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投资集聚效应和外贸创造效应，增强我国产业链供应链韧性。

（三）以大力提升贸易数字化创新发展服务贸易，服务于对外开放新格局

2019年11月28日，新华社发布《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加快数字贸易发展”“提升贸易数字化水平。形成以数据驱动为核心、以平台为支撑、以商产融合为主线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模式。推动企业提升贸易数字化和智能化管理能力”。2020年10月29日，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指出“加快数字化发展”。2021年3月，《“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创新发展服务贸易，推进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开放平台建设，提升贸易数字化水平”。2022年3月5日，《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创新发展服务贸易、数字贸易”。2020年经合组织（OECD）、世贸组织（WTO）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将数字贸易界定为以数字方式订购和/或交付的所有贸易，数字订购贸易是基于计算机网络，通过专门为接收或下订单而设计的方法进行的货物或服务的国际销售或购买；数字交付贸易是以电子格式，使用专门为此目的设计的计算机网络远程交付的国际交易。在很大程度上，数字贸易是根据当前（和潜在可行的）数据源而制定的。只有服务才能实现数字化交付贸易。

在一系列国家相关政策和指导意见的推动下，我国数字贸易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全球数字经济白皮书》，“十三五”时期我国数字贸易额由2015年的2000亿美元增长到2020年的2947.6亿美元，增长47.4%，占服务贸易的比重从30.6%增长至44.5%。并且，我国已出台了《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国务院关于同意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的批复》等一系列重要法规、政策文件。预计“十四五”时期，我国数字贸易规模将持续扩大，到2025年，可数字化的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超过4000亿美元，占服务贸易比重达50%左右。2020年，我国电子商务交易总额为37.21万亿元，较上年同比增长6.9%。2019年，我国跨境电商交易总额为10.5万亿元，较上年同比增长16.7%；2020年，我国跨境电商交易总额为12.5万亿元，较上年同比增长19%。

由此，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冲击下，我国以贸易数字化方式参与市场活动的经济主体不断增加，数字技术在各类市场中的应用场景也不断丰富，外贸企业应用数字化技术进行创新发展服务贸易的种类也愈发多元化，进而为贸易赋能并进入更多的国际市场。因此，提升贸易数字化水平是我国积极应对当前新冠疫情全球蔓延下经济发展不确定的有效手段，是增强我国经济发展中抵抗风险能力、创新发展服务贸易的重要方式。

四、新发展格局下建设更深层次开放型经济体系的目标和内在关联

综上所述，直面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叠加国际经贸摩擦的新形势，为积极应对新变化、新挑战，新发展格局下我国建设高水平开放型经济体系具有多维开放的协同目标：以一体化市场驱动机制推进多元平衡的贸易和投资开放；以统一大市场规模经济优势推进互利共赢的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以人民币跨境结算的能动催化机制推进稳慎高效的金融开放；以构筑营商制度保障推进国际一流营商环境的制度型开放。其他协同目标有：牢牢稳住我国外贸基本盘，拓展新兴市场贸易；加快发展跨境电商、市场采购贸易和海外仓等贸易新业态；提升贸易数字化水平，创新发展服务贸易，服务于对外开放新格局。

在建设高水平的经纬式对外开放新格局下，这些多维开放的协同目标的内在关联是：

第一，以一体化为市场驱动机制，推进多元平衡的贸易和投资开放。扩大贸易和投资开放是夯实实体经济开放，这是我国建设高水平开放型经济体系的核心支撑力。伴随着贸易和投资开放，一体化市场驱动机制的重要性越发凸显。一体化是基于市场驱动机制来推动多元平衡的贸易和投资开放的渠道，只有一体化，市场机制才会有价格发现机制，才能驱动贸易开放和投资开放。据此，新发展格局下我国贸易和投资开放的内涵是全面扩大实体经济开放，以一体化市场驱动机制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目标是扩大多元平衡的贸易和投资开放。

第二，以统一大市场为商品和要素的流通规模配置机制，推进互利共赢的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流动型开放在于畅通商品和要素市场化配置，能动作用于贸易和投资开放，这是我国建设高水平开放型经济体系的重要基石。市场分割、市场垄断会严重阻碍商品和要素的流动配置。据此，新发展格局下我国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的内涵是全面构筑统一大市场，拓展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以统一大市场流通规模优势推进商品和要素竞争有序流动，目标是扩大互利共赢的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

第三，以人民币跨境结算为能动催化机制，推进稳慎高效的金融开放。金融开放在于是否能动支撑实体经济开放和流动型开放，这是我国建设高水平开放型经济体系的重要催化剂。跨国从事贸易和投资，不可避免地涉及货币和资本交易等人民币跨境结算。贸易和投资开放带来的人民币跨境结算是基础，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平台代表标准高效，稳慎开放的跨境结算交易意味着安全。据此，新发展格局下我国金融开放的内涵是扩大金融经济开放，以人民币跨境结算能动催化机制推进金融开放，目标是扩大稳慎高效金融开放的同时，构筑相应的金融监管及风险防控体系。

第四，以构筑营商制度保障，引领推进国际一流营商环境的制度型开放。制度型开放在于保障实体经济开放、流动型开放和金融开放，这是护航我国建设高水平开放型经济体系的重要制度保障。以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推进贸易和投资开放，离不开知识产权保护等制度型开放提供对微观主体的制度保障。金融开放也离不开制度上的先行先试。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营造一流营商环境的制度型开放经历了从主动对接追随转向主动对接追随、主动磋商谈判和主动引领制定国际经贸规则并行的过程，这将进一步保障贸易和投资开放、流动型开放，以及金融开放。

除了这些推进经线式开放新格局的协同目标内在关联之外，同期推进纬线式开放新格局的协同目标内在关联是：只有牢牢稳住我国最主要的外贸基本盘，才能辐射拓展新兴市场贸易，这是我国建设高水平开放型经济体系的核心底盘和压舱石；加快发展跨境电商、市场采购贸易和海外仓等贸易新业态新模式，这是我国建设高水平开放型经济体系的市场新活力和新动力；新发展格局下数字经济正成为引领企业研发、推动贸易结构升级调整的新动能，以提升贸易数字化水平，创新发展服务贸易，服务于对外开放新格局，这是我国建设高水平开放型经济体系的新方式和新赋能。需要指出的是，我国建设高水平开放型经济体系的新内涵和推进动能都离不开一个稳定发展的中美关系和中欧关系。

（作者为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章来源于《开放导报》202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