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广华:第四次技术革命与本轮全球化的命运
2020年10月04日  |  来源:澎湃新闻  |  阅读量:3326

收益分配不公平,同样可能导致逆全球化。图为2011年10月5日,参与“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民众在美国纽约曼哈顿的福利广场集会,抗议华尔街的贪婪。 新华社记者 申宏 摄

当今世界正面临来势凶猛的逆全球化浪潮,突出表现为英国脱欧和中美之间的贸易和非贸易摩擦。这股浪潮不但显著拉低了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也给全球治理带来了严峻挑战。本轮全球化究竟是否会走向终结?这显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问题,不同的回答将对国家的外交、经济、政治、社会发展政策的制定产生截然相反而又不可估量的影响和后果。

(逆)全球化的根本推动力

全球化的必要条件是经济收益。

贸易、移民和境外直接投资(FDI)必然带来经济收益,否则它们不会跨境流动。除了贸易的买卖双方、移民本身和FDI的拥有者与使用者能够直接获得经济收益,全球化还可能产生溢出效应或间接收益,比如没有直接从事进出口的消费者可以获得物廉价美的商品,FDI带来的就业机会可能使相关家庭的儿女/老人享受更好的教育/医疗服务,等等。

直接经济收益显而易见,而间接收益则不一定被人们所感知(比如特朗普就选择性地忽略了间接收益)。一个个体是否支持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其所获取和感知到的相关收益是否足够多,其中包括经济收益。总体经济收益的存在是全球化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

全球化的实现,首先需要技术的推动。

以蒸汽机的发明和运用(如铁路的出现)为标志的第一次技术革命把首轮全球化推向了高潮,而以电力、电灯和电话为标志的第二次技术革命推动了第二轮全球化。萌发于20世纪中期的第三轮全球化,既与技术相关,也得益于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比如,1940年代后期集装箱的标准化极大降低了物流成本,再后来,信息与通信技术(ICT)和互联网的出现与发展加速了生产要素在全球实现最优配置,进而促成了全球价值链的形成和扩张。

毕竟,物品人员甚至资金的跨境流动是有成本的,只有流动的收益大于成本,全球化才可能实现。而相关技术的运用与改进不但为这些流动提供了可行性,而且降低了流动成本。举例来说,如果把物品销售到国外的成本(包括清关、运输和关税等)过高,相关贸易就不可能发生。

全球化的实现,其次需要政策。

一般意义上,收益的存在和技术上的可行性就足够使生产要素和产品服务实现跨境流动,但现实中还有国界和边防(可以称之为门),对关着门的国家而言,再多的收益、再强大的技术,也无济于事。只有诸多国家打开国门,或者把门开得越来越大,才有全球化的发展。近四年来,美国政府不断在世界上“退群”,又不断关闭通向中国的门,这是逆全球化的最重要表现,也充分显示了政策左右全球化的关键作用。

关于逆全球化的误区

尽管逆全球化浪潮汹涌澎湃,表现在经济、政治、社会等多方面,但还是有人认为全球化不可阻挡,主要依据便是经济收益的存在。该观点在以下几个方面值得商榷。

首先,经济收益只是全球化的必要条件,它一直存在,但人类经历全球化的时间只是历史长河中的短暂一瞬。如上文所述,全球化得以实现,有技术方面的原因,也有政策方面的原因。既然政策作为充分条件之一,可以推动全球化(比如通过降税、放松检疫标准等),同样也可以阻遏全球化(比如通过立法限制甚至禁止贸易投资),即导致逆全球化。

其次,从根本上说,个人、群体、部门或地区的经济收益不一定与国家利益完全一致,而政策是由国家制定并执行的。比如,在与中国经济来往中受益的美国商界精英在中美摩擦初期多半支持进一步发展与中国的经济关系,但特朗普政府并不赞成。

再次,还有经济收益分配的问题。如果全球化的收益只由部分人获得,并且损害了其他人的收益,自然就会遭遇逆流;当越来越多的选民,包括部分受益者,逐步意识到收益分配的不公平时,就会反对全球化。理论上讲,全球化能够优化资源配置,促进增长。当下全球化遭遇的问题显然不是出在效率层面,是出在全球化红利的分配层面,而且涉及收益在国家内部不同群体和国家之间的分配。

最后,收益不仅仅是经济意义上的,现实中还有远比金钱更为重要的收益,比如安全(国家和区域层面的,包括个人层面的)、理念的认同、意识形态的包容。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绝对不能只考虑经济收益,战略、安全、政治收益同等甚至更为重要。

还有人认为特朗普是逆全球化的原因之一,但逆全球化浪潮在2007至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就出现了。危机前,世界平均关税税率不断下降,非关税技术壁垒和卫生及植物检疫措施总量也处于较低水平,全球贸易增长率年均5%以上,同时全球FDI流量波动上升,每次上升的幅度都很大。危机后,关税税率停止了下降趋势,并出现微弱上升,这可能是因为关税是放在桌面上的,要加征关税,那时难以逃脱世界贸易组织的惩罚。但非关税技术壁垒和卫生及植物检疫措施总量大幅上升了。

正是基于上述观察与分析,笔者从2008年开始思考逆全球化问题,2011年即著文指出中国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的冲突和对立无法避免,进而在2016年提出逆全球化难以阻挡,2018年提出全球化可能走向终结。 

中短期内的逆全球化浪潮 

抛开战略、政治、安全意义上的收益,即便仅仅考虑经济收益,也不是只要有钱赚,全球化就能继续或发展。

尽管全球化的经济收益存在,但如果分配不公,不是所谓的帕累托改善(即不损害任何一个人收益,同时提升至少一个人的境遇),而是希克斯改善(即有人收益受损),迟早会遭到反对,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的历史性事件就是证明。(帕累托改善,以意大利经济学家Vilfredo Pareto的名字命名;希克斯改善,以英国经济学家John R. Hicks的名字命名。——编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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