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哪怕没有人受损，但只要收益分配不公平，同样可能导致逆全球化。大量研究表明，是相对而非绝对贫富差距影响个体的行为和反应，比如，一个月收入为5000元的个体在上海生活，大概率是不满意的，但如果生活在中小城市，估计不会因为收入而不开心。

而且，收益分配问题有多个维度。除了不同个体收益不同外，还有群体之间“分赃不均”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发生在资本所有者与劳动所有者之间的阶级对立。现有研究表明，资方分得的份额不断增加，而劳动人民分得的份额在减少。因为二者相加等于1，随着资方所占份额的增加，劳动人民分到的收益就越来越少。这是2011年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爆发的根本原因。

那么全球化有没有带来贫富差距的上升呢？经济学界一个基本共识是，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起，国家之间的不均等下降了，其中主要源自中国的追赶，拉近了与欧美的距离。但全球不均等包括国家之间的不均等和国家内部的不均等，后者不断恶化，而且对个体来说比前者更为重要，因为贫富差距的负面影响与空间距离成反比。比如，中国的老百姓不太会关注与欧美人士的收入差距，但会切身感受与国人，尤其是同事邻居朋友的差距，包括这个差距的变化。当然，政府和战略家会关注国家间的差距，正是中国与美国差距的缩小，引发了美国近年来对中国的一系列遏制行动。

与贫富差距变化同步，商品贸易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分别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开始快速推进。全世界、亚洲、中国和印度的不均等都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开始攀升的。自八十年代全球化加速以来，美国的收入分配状况也开始急速恶化，进入21世纪后美国0.1%富人的财富占比逼近“20%关口”，最富有的1%的人占有40%的财富，是平均家庭财富的40倍。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只有上层40%的人感受到了社会的进步，底层60%的人的感觉是处于停滞状态的。

其实，包括“雁阵模型”在内，很多经典理论都指向同一个结果，即全球化会使发展中国家丰富的劳动力主要生产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商品，而发达国家主要生产高附加值的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品。于是，在资本充足的国家如美国，劳动力受损，资本受益；而在劳动力资源充足的国家如中国，情况正好相反。如果没有全球化，资本家只能在境内逐利，有了全球化，资本家就可以在全球范围内逐利，同时还可能逃税或避税。这些都使拥有资本和科技的精英阶层获利，导致劳动者拥有的财富在财富总额中的占比下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以及哈佛大学的政治经济学家达龙·阿西莫格鲁等学者均发现，全球化带来了贫富差距的拉大。

最难解决的是全球化收益在不同国家之间的分配问题。该问题即便没有被完全忽略，也没有实际操作的可能，因为有不少很难甚至无法解决的理论和实际问题。比如，各国究竟从全球化当中获得了多少收益？按照什么原理和框架分配这些收益？相关国家是否接受估算和分配方案？这些收益在国家内部又如何估算、征收或分配？由谁（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现有还是新设机构）来进行相关的分配、监督与管理？

除了上述的效率与公平之间的矛盾（贫富差距上升）、精英阶层（政客、资本家等）和普通大众之间的矛盾（劳动收入占比下降）、国家之间与国家内部不均等的矛盾，全球化还面临中短期与长期收益之间的矛盾。比如，当FDI流入到某个地区时，因为带来了就业和其他机会，短期内惠及众人，但短期收益可能被淡忘，随着外资企业的扩张，FDI公司可能挤占其他企业的市场和机会，从而造成总就业的减少。正是这四大矛盾，最终促使越来越多政府的政策从亲全球化转为逆全球化。

长期视角下的本轮全球化

上节对逆全球化的充分条件之一（收益分配恶化）进行了讨论，这里讨论更为根本、更为长期的第二个充分条件即第四次技术革命的作用。必须说明，这里的长期，可能是三十到五十年，甚至更长。在这段时间内，收益分配和逆全球化政策相互作用，使全球化在波动中走向衰落，但二者都没有第四次技术革命的影响深远。关于第四次技术革命，有以下几点值得关注：

第一，以机器人、人工智能和物联网为特征的第四次技术革命，将无情地抛弃越来越多的劳动力。据目前的估算，机器人可以替代50%的劳动力，但关键技术的突破，包括算法和计算能力的提高，很可能推高这个比例。当发达国家大量使用没有国籍的机器人进行生产、且劳动成本低于其他国家的劳动力时，国际贸易和跨境投资的必要性会大大减少。

第二，第四次技术革命将产生对投资的需求，有助于维持资本的价格。所以，资本不但在投入量上增加，其回报也不会减少，但劳动力投入不但减少，其工资也将受价格不断下降的机器人的碾压，不断导致劳动占比的萎缩（据分析，到2030年，保守估计，全球15%至30%的工人，或4亿至8亿人口会因技术革命而发生工作变动），最终冲击现存的社会和政治制度，届时少数精英将享受统治国家或世界的权力，而普通老百姓就充分享受物质生活的满足。

第三，从消费角度看，第四次技术革命下的企业将向个体化需求、精细生产、及时供给等方面推进，这要求缩短供应产业链和交货时间，促使企业迁往接近消费者的地点。由于大量需求发生在发达国家，企业将逐步回归。当然，越是发达的国家，人工成本越高，越有动力和资本率先使用机器人。更为重要的是，机器人的使用在发达国家可能更为便宜，维修更为方便。

第四，以往的技术革命，尽管伴随着资本对劳动的替代，但没有从根本上动摇“劳动占比基本不变”的卡尔多定理，工资的上升弥补了劳动力投入相对下降的影响。高低技能劳动力都是生产过程所不可或缺的，全球化只是将对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从发达国家转移到了欠发达国家，造就了所谓的“雁阵模型”。但这次，技术革命使工资和就业同时减少，欠发达经济体不再具有廉价劳动力优势，商品和服务贸易的必要性将大大降低。（卡尔多定理，以英国经济学家Nicholas Kaldor的名字命名。——编注）

第五，像所有重大技术一样，机器人的使用在早期较慢，主要是因为其价格过高、质量（可靠性与功能）欠缺，就像八十年代甚至九十年代的笔记本电脑一样，不但价格高，而且性能低，更糟糕的是常常发生死机等障碍，且容易受病毒侵袭。所以，很多人宁愿使用计算机中心，就像企业使用劳动力一样。但机器人的价格已经下降到与劳动力不相上下的水平，性能包括稳定性也得到了改善。

结语：第四次技术革命将终结本轮全球化 

第四次技术革命已经到来。低估技术革命的速度，就是低估全球化终结的速度和紧迫性。下述数据也许对我们有所启发：工业机器人销售速度在2008年前后得到显著提升，其2017年的销量，在中国是2001的200倍，在印度是40倍，在欧美也呈上升趋势；传感器在2010年需要25万美元，而2017年只需要8000美元；中国移动电话用户由1990年的1.8万户迅速增至2019年末的16亿户以上，年均增长率在100%以上；中国上网人数由1997年的62万人迅速增至2020年3月的9亿人以上，年均增长率近40%。

本文的结论是，第四次技术革命会终结本轮全球化，在难以猜测的某时点，机器人将取代大多数劳动力为人类提供物质产品和服务，社会精英将不再追求物质财富的创造和分配，而转为对名誉和权力的追求。

在中期，雁阵模型和追赶理论将失效，国家之间的差距将被拉大，非洲国家可能赶不上这趟技术革命的列车，就像中国没有赶上头两次技术革命的列车一样。

但在长期，世界大同的梦想可能成为现实，届时国家社会治理以及全球秩序将会永远被改变。

（万广华，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经贸与区域经济合作研究所所长。本文为作者主持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新时期扶贫开发理论与政策研究”（编号NSF 71833003）的阶段性成果。）